我國邊疆民族地區是國家地緣上的毗鄰之處，也是多民族文化、多宗教的交匯區。在延綿的歷史中，各民族文化交融交匯，形成了燦爛的華夏文明。但由于歷史和地緣的原因，邊疆民族地區也是當前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重點地區，其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一直以來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注。民族認同、宗教滲透、網絡傳播等意識形態領域引發的各種矛盾，成為做好邊疆民族地區統一戰線工作的新課題。本文在認真分析古代統一戰線經驗的基礎上，研究分析當前邊疆民族地區統一戰線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挑戰，并對做好下一步工作進行初探。
一、統一戰線的歷史形態
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統一戰線作為政治聯盟，以多種形態存在于維護國家統一的政治進程中。歷朝歷代在處理本國與邊疆部落或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時，通常通過聯合同盟軍來壯大力量進行國家治理。古代的統一戰線按照功能大體可以分為兩類，其中一類為克敵制勝。其典型形態有“合符”“盟會”“合縱連橫”“和親”。“合符”是中國流傳久遠的一項合盟信物制度，符又稱符節、符信，多以竹、木、獸皮、玉、骨等為材料，制成后一分為二，供持有者雙方相互印證，形成合符。被尊為中華民族“人文初祖”的軒轅黃帝，在平定天下后在一個名叫釜山的地方進行了“合符”，即與各部族代表統一符契、共同結盟，將華夏族、九黎部落等聯合起來，保障各部族從此相互融合，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帶有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治事件。“盟會”是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統一戰線的早期制度化形態。即諸侯國為了抵御侵略或擴大實力進行的集會結盟。
最初源于商末周初時期，周武王在“盟津之會”中確立了盟主地位，歷稱“八百諸侯會盟津”，并在牧野一戰中，率領聯軍取得勝利，創立周朝。“盟會”發展最為興盛的時期是在春秋時期，當時諸侯大國爭霸，兼并戰爭頻繁，諸侯之間基于各自利益通過“盟會”結盟，其中最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為君與君盟、君與外國卿大夫盟。齊桓公時，盟會發展到鼎盛，規模也空前擴展，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幟號召諸侯，先后主持了11次列國“盟會”，由此達成聯合諸侯的目的，成為春秋時期中原地區的首位霸主，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七國國君和周天子使臣參加的“葵丘之盟”。“合縱連橫”是戰國時期統一戰線的主要形態，實質是各國為拉攏別國而采取的外交、軍事策略。合縱就是南北縱列的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強國──齊、秦，防止被其兼并，即弱國聯合進攻強國。連橫就是侍奉一個強國秦或齊為靠山從而進攻另外一些弱國，以達到兼并和擴展土地的目的，即弱國追隨強國進攻其他弱國。
楚、燕、韓、趙、魏等國合縱攻秦采取這種方式。合縱攻秦戰爭共五次，其間穿插著各國之間迫于戰爭形勢的連橫。“和親”是在中國古代被最廣泛應用的統一戰線政治聯盟形式，是中央王朝統治者與周邊少數民族或者各少數民族首領之間出于一定目的而達成的政治聯姻，通過建立某種親屬關系，將雙方的政治關系親情化，從而達到緩和或促進相互關系的目的。它是古代民族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貫穿于中國古代的發展過程中。“和親”歷史悠久，自漢一直延續到清代，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次數不等、緣由各異的和親。按照在當時的作用可分為以西漢與匈奴、烏孫和親為代表的安邊型;以隋唐與突厥和親為代表的分化少數民族政權型;以唐與吐蕃、契丹、南詔和親為代表的發展關系型;以遼與西夏和親為代表的鞏固盟友型;以滿蒙聯姻為代表的政治聯盟型等。古代統一戰線的另一功能是安邦治國。典型形態有“羈縻制度”“興教安眾”等。
“羈縻制度”是在大一統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是對邊疆少數民族區域實行的管理制度，被我國古代王朝持續廣泛地應用于治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其實質是在不改變少數民族內部政治結構的前提下對其進行管理，從而建立較為穩定的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關系格局，以實現中央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有效統治。秦統一六國后在少數民族區域設立了有別于內地郡、縣的“道”。漢承秦制，推行“屬國制”，對土著貴族封以“王”“侯”“邑長”，明確規定了屬國“不改其本性之俗而屬漢”，是羈縻政策制度化的雛形。唐代大規模地設立羈縻府州，把周邊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之間的關系用羈縻府州確定下來，其長官由部族首領世襲，內部事務自治，使之既臣屬于王朝，恪守中央政府的法令制度，又享有較大的自治權，從而建立起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宋代進一步加強了對羈縻州、縣的控制，在部族首領之外，加派中原政府任命的監管官員。元朝在各民族聚居區利用當地民族首領擔任各級土官，實行世襲其職、世守其土、世長其民的土官制度。這種以土官治土民的辦法，在明代正式成為一種統治少數民族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明朝在東北地區大量設置的“羈縻衛所”，其實質也是土官制度。“興教安眾”是元代及清代統治者處理中央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關系的一種政治策略，主要是對西藏地方的治理和經營，核心內容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通過發揮宗教凝聚人心的功能，以達到團結各民族、鞏固邊疆的政治目的。
元代時期，在蒙古武力包圍吐蕃后，蒙古宗王闊端實行恩威并舉的策略，代表蒙古汗廷與西藏薩迦派活佛薩迦班智達在涼州舉行“涼州會盟”，完成了對西藏的和平統一。明末清初，為了實現全國統一和北疆穩定，清朝對邊疆各少數民族采取順應少數民族習俗、尊重蒙藏上層人物宗教信仰的“懷柔”策略，即“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加強對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的扶持，并通過給予宗教領袖人物尊榮進而影響其政治傾向，使他們在準噶爾叛亂平定和喀爾喀蒙古各部歸順中發揮了積極作用。西藏局勢穩定后，清政府支持在西藏設置金瓶掣簽制度，派遣駐藏大臣，進而將滿、蒙、藏等民族團結在清王朝建立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之中。
二、當前邊疆民族地區統一戰線意識形態面臨的挑戰
(一)邊疆民族地區對于國家認同方面的問題。
邊疆作為國家的邊緣地帶，在地理分布、地緣環境、民族構成、民俗風情、社會發展等方面都迥異于內地，也由此產生了各少數民族自我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問題。一方面，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在長期歷史的發展中形成了獨特的民族稱謂、風俗習慣、民族文化及其特有的體質體貌特征等，成為邊疆少數民族與生俱來的民族認同的根源和標識。我們在回顧歷史中可知，如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等個別少數民族，在歷史上不僅是獨立的文化共同體，也曾建立過獨立的政治體系，現實中的某些誘因往往容易喚起民族意識和對歷史的回憶和幻想。同時，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邊疆地區的民族很多都是跨境民族，盡管因國家邊界的劃分而分屬于不同的國家，但卻有著源遠流長的政治文化宗教交融關系。在現實中，當民族意識過于旺盛，并衍生為現實的族性張揚時，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就會形成張力。實踐經驗表明，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相一致，是多民族國家保持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思想基礎，如若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不相一致，則很容易破壞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另一方面，民族意識是一種深藏于各民族人民內心的樸素觀念和情感體驗，是聯結民族成員的情感紐帶和重要方式,源于民族意識基礎上的民族認同具有與生俱來的吸引力。國家認同則是經由后天所形成，是一種需要國家進行不斷構建、形塑的結果。
三、邊疆民族地區鞏固統一戰線意識形態陣地的路徑選擇
(一)夯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思想基礎，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一是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在當今時代，統一戰線的功能更多側重于凝心聚力，要找準凝聚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念的著力點，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在邊疆發展的新形勢下，應切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植根于邊疆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的各個領域中，引導各族群眾增強“四個意識”，樹立“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在保有自身民族意識的基礎上，不斷強化國家意識、公民意識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讓“五個認同”扎根內心，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奠定扎實的思想基礎。
(二)推動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強化意識形態安全物質保障。經濟發展是解決邊疆民族地區各種問題的總鑰匙，是意識形態安全的物質保障。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發達、社會穩定、各族群眾生活優裕，國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就增強。而發展差距持續拉大并長期得不到根本扭轉，則可能社會不穩、民心思變，國家凝聚力下降，因此，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相對滯后性以及由此引發的種種邊疆問題，只能由發展本身來解決。
(三)落實具體措施，維護統一戰線意識形態領域安全。一是充分發揮統一戰線凝心聚力優勢。在加強邊疆民族地區意識形態建設中，要注重強化對統一戰線成員的思想政治引領，提升邊疆民族地區黨外人士和各族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念的認知水平，增強他們對非主流意識形態的辨別和抵御能力，最大限度地把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來，努力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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