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技術增強了社會需求的透明性，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盲目性。看似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發生條件已經不存在了，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模式并未改變，數字技術和資本邏輯反而相互強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馬克思所論述的經濟危機從可能性向現實性的轉變始終成立，同時也要高度關注當代資本主義自身的調整與危機的形變。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危機傾向表現為數字勞動的異化與全面剝削的出現、數字信息的壟斷與生產比例的失衡、數字市場的形成與全球危機的生成。在此背景下，中國應該抓住科技革命的機遇“轉危為機”，把握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維度。
關鍵詞：數字資本主義;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批判
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數據主導的時代，資本主義也隨之進入了數字化階段。一些西方學者由此定義了資本主義的最新形態。丹·席勒[1]將數字滲透到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生活過程的階段稱為“數字資本主義”，并且指出在此階段信息網絡技術已經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參與到了資本周轉的過程中來。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等[2]19也認為在金融資本主義之后就進入了數據資本主義。數字技術與資本主義制度的融合，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也給馬克思主義理論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這是由于覆蓋社會方方面面的信息化網絡和精準高效的大數據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社會需求的透明性，很容易得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盲目性已經有所減少、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發生條件不再存在的結論。但是，披上了“數字”外衣的資本主義真的可以讓世界市場擺脫經濟危機嗎?我們必須回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語境，在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視角下，冷靜審視資本主義發展的這一最新態勢并且把握住科學技術的未來趨勢。
一、數字資本主義對于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挑戰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和廣泛應用，孕育出大數據時代特定的技術與社會建構。雖然數字資本主義能否作為資本主義的當前發展階段尚未定論，但是日常生產生活的全面技術化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變遷發展的重要特征。網絡信息技術確實為生產活動提供了便利：
一方面，數字資本家可以通過信息技術全方位了解消費者的行為，從而進行有計劃的生產以滿足市場預期;另一方面，數字資本主義借助互聯網技術讓世界各國、各地區的聯系進一步加強，全球資本主義生產的組織性大幅提升。資本主義順應時代的發展選擇了更為先進的技術手段，在商品生產的有序性、計劃性和組織性增強的同時，也營造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已經消解的假象。但是，大數據時代改變的僅僅是資本主義的技術條件，并未觸動其以剝削剩余價值來實現資本增殖的基本邏輯，所以經濟危機還會更換一套新的“外衣”重新登場。因而，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對于當代社會仍有很強的解釋力。
(一)表象：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已經失效了?如果不考慮社會制度條件，僅僅從一般意義上的經濟運行角度分析，應用了社會最先進手段的數字資本主義，與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相比，更能夠超越生產的盲目性。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個別生產者是無法預測市場的總體發展趨勢的，因此產業資本的最大弊端就表現為生產的盲目性;而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后，信用制度可以讓金融資本實現對于產業資本的優化配置，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場信息機制，人們仍然無法解決生產的盲目性這一弊端。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基于數字來獲取利潤的資本存在形態，產業資本的生產盲目性和金融資本的投資盲目性都有所減少，這是由于數據“可以幫助市場參與者找到更好的匹配選項……參與者不再被圍繞著價格的信息的潺潺細流限制，他們的目標是全面傳達關于個人偏好的所有信息，并據此采取行動”[2]62。數字資本已經重組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降低投資和生產風險的同時，也在適應消費者多元化、多層次的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果說以往資本主義社會爆發危機的直接原因是市場信息不充分的話，那么數字資本主義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經濟危機的。然而，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分析重點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規律和內在矛盾，并試圖對其進行超越。對于經濟危機的分析，不能夠把資本主義制度當成天然的前提，并僅僅停留于經濟現象的表面。也就是說，商品流通領域僅僅說明了危機發生的具體形式，而其發生的真正原因則要到生產領域中去尋找。
在簡單商品經濟階段，經濟危機產生于社會勞動和私人勞動之間的矛盾;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則演變為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理論上而言，大數據和網絡確實能夠讓社會需求更加透明化;但生產領域的基本矛盾并未消除，數據歸個人所有意味著生產資料滿足私人需求的性質并未改變，生產過程的社會化也不意味著生產性質的社會化，所以數字資本最終也是為了實現資本增殖。
與之伴隨而生的是，大數據算法帶來了更加精準的剝削行為并制造出虛假的消費需求以誘導消費者，在民眾的被異化感和被支配感顯著增強的同時，社會也會出現相對貧困普遍化的態勢。因而，無論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哪種形態，只要經濟的私有性質沒有改變，加上社會總生產和社會總需求之間的差值依舊存在，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基本判斷就依然成立。
(二)實質：數字資本并未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運行模式數字資本和其他資本形式的關系密切，在私有制條件下以實現資本增殖為最終目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最迫切需要的市場信息可以借助數字資本來獲得：
一方面，產業資本必須依托互聯網企業搭建的平臺和制定的營銷策略來確保獲得利潤，在大數據時代線下實體銷售向線上電子商務轉換的浪潮中，以往相對獨立的生產廠商必須依附于電商平臺及其制定的營銷規則才能夠生存下來，造成了各大網絡平臺的涌現、直播賣貨熱潮的掀起和消費節日的盛行;另一方面，金融資本也需要通過大數據來實現對投資風險和投資方向的評估，在分析商業行為模式、利潤分布態勢和借貸信用等級等因素的基礎上，決定金融資本的最終去向以實現保值增殖。由此可見，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和數字資本已經實現了深度融合，讓利潤的實現獲得了更為先進的手段;與此同時，虛假消費需求的制造也給予了資本主義制度一定的“喘息”空間。
但是，必須注意到，數字寡頭借助對信息的壟斷權支配了資本使用者本身，對民眾生活進行了全方位的介入，因而數字時代的資本壟斷程度也是高于以往任何時代的。數字資本主義并不像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和科技精英所預言的那樣，能夠使全球資本主義市場趨于“供需平衡”，讓資本主義擺脫制度性衰退。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是蘊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的矛盾，因而整體性危機的消解不能僅僅通過對流通領域的調整來實現。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條件下，資本家要想在市場中占據優勢地位，則必然要生產出市場所需要的產品并順利實現資本增殖。但是，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并不是所有產品都可以天然轉化成商品的。
因為資本對于利潤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所以“天然的供需平衡比例”根本就不存在。數字資本家即使能夠通過數字技術的發展了解市場的真正需要，如果不能夠獲得剩余價值，也絕對不會生產。由此可見，資本最本質的屬性就是為資本家謀利，而不是為社會服務。即使供需在某一時間點實現了短暫的平衡，一旦資本涌向最有利可圖的部門，就必然會造成各部門生產比例的失調，從而引起供需再度失衡。所以，無論資本主義發展到何種態勢、采取何等先進的手段，只要沒有觸及資本的運行邏輯，就無法真正消除經濟危機。
(三)后果：數字技術與資本邏輯的相互強化因為商品的使用價值無法通過量來衡量，所以只能憑借抽象的價值實現等價交換，從而分離出金銀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并出現了貨幣。由此，貨幣成了社會財富的代表，而資本邏輯則在價值取代使用價值并成為生產流通的終極目標的過程中誕生了。這一邏輯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依舊適用：一方面，數字資本必須借助對剩余價值的盤剝才能夠存續;另一方面，數字技術豐富了獲取剩余價值的方式，資本的周轉和積聚更具效率，資本邏輯不斷被強化。
綜觀國際市場，當代的資本家借助數字信息發展的最新成果，形成了隱蔽而有效的剝削形式。在生產領域，數據資本成為重要的資本形式，大批“數字佃農”和“免費數字勞工”涌現，新的使用價值不斷被挖掘出來，實現了后福特主義下管理和控制的扁平化[3];在流通領域，網上支付平臺和快遞運輸業的發展讓消費者擁有了更為便捷的購物方式，大數據算法則通過對用戶消費偏好、習慣、層次等方面的分析，甚至采取非法錄音、平臺聯動和反復推薦等手段，實現了廣告投放和商品推薦的精準化，不斷刺激民眾的購買欲望。
并且，數字信息技術商品的復制是極為容易的，不需要額外的邊際成本就能進行多次銷售[4]，這為數字資本家獲取更多利潤提供了便利。所以，在科技不斷更新換代的背后，是數字資本的強烈的增殖本能以及競爭邏輯下數字資本家的叢林法則。數字時代的普通民眾僅僅是信息技術的使用者，數字資本家才是信息技術的真正所有者。
馬克思對此很早就有過論述：“資本的趨勢是賦予生產以科學的性質，而直接勞動則被貶低為只是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5]迄今為止，數字信息化其實就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形態。正如大衛·哈維[6]所批判的那樣，在“基于知識的”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科學技術已經不能“決定性”地解決經濟問題，因為資本邏輯下科學技術的應用只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正面作用，其負面作用則是根本性的——不斷減少的就業機會以及不斷加深的剝削程度。因而，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危機并不會消失，工人的受剝削程度、蘊含的經濟危機的傾向反而會超過以往任何時代。
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本判斷及發展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論述是較為分散的，因而很多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闡發，形成了比例失調論、消費不足論和利潤率下降論三種不同的解釋路徑[7]。這些理論雖然能夠反映出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局部特點，但是缺乏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整體性把握，并未指明科學分析經濟危機的認識路徑。對經濟危機的分析應從抽象到具體地展現出資本主義經濟各個環節及領域蘊含的矛盾，若只是把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直接套用到當下，無異于“削足適履”。
《資本論》從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需要在把握一般性原則的前提下，對資本主義發展到特殊階段的經濟危機進行闡發。因而，只有首先把握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本理論，才能深入分析由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危機具體樣態的變化。
三、數字資本主義發展蘊含經濟危機
傾向資本主義制度發展至今，已經進行了多次生產關系的調整，因而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也會隨之發生改變。馬克思雖然給出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般性論斷，但是他闡發的主要焦點還是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資本主義數字化帶來的剝削精準程度提高、壟斷程度加劇和全球依附程度加深，都是促成經濟危機從一般性向可能性轉化的重要因素，但是馬克思并未對其展開深入論述。因而，當下最迫切的理論需要就是在把握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一般論斷的基礎上，全方位分析數字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和新特點，從總體上把握可能出現的經濟危機傾向從而保持清醒的認知。
(一) 數字勞動的異化與全面剝削的出現一般而言，數字資本主義階段的勞動可以按照是否被雇傭分為有酬數字勞動和無酬數字勞動。在網絡信息化時代，由于數字信息技術手段的介入，勞動似乎脫離了人與自然的直接物質變換，在生活化和參與式過程中通過情感獲得了內在價值，一般意義上的“物質勞動”逐漸轉化為哈特和奈格里所謂的“非物質勞動”[13]。
但是，由此便認為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在數字資本主義階段已經不適用，得出剝削是超越勞資關系的“部分或全部私人占有共同創造價值”[14]的結論也是片面的。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的勞動概念本來就涉及物質和非物質兩個方面，也就是說，人們在進行物質交換的同時也需要進行有意識的構想。因而，數字時代的勞動同樣也是意識作用于現實世界的產物，只不過創造的是一種“無形”的產品。這些信息技術歸根結底也需要有現實的依托，因而被數字平臺中介的勞動在本質上依舊是物質性的。
必須承認的一點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形式多樣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掘。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存在，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將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力轉化為一個外在的產品，工人付出的越多，所創造出來的，作為其對象出現的產品就越強大”[15]。人們在數字時代花費大量時間進行數字勞動，數字資本家則會利用這些數字信息進一步控制用戶。民眾實際上在無意識的過程中被社交網絡和應用程序支配，成為數字資本家的“免費奴隸”，這就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勞動異化的新場景。
(二) 數字信息的壟斷與生產比例的失衡
全民網絡生活時代的開啟意味著數據使用的社會化與信息資源的共享，同時促成了“基于數字技術，由數據驅動、平臺支 撐 、 網 絡 協 同 的 經 濟 活 動 單 元 構 成的”[17]平臺經濟的誕生。但是，數字技術總是被少數具有規模的互聯網公司壟斷，從而對競爭秩序、社會福利和技術創新都產生了不利影響。
數字時代的壟斷主要通過兩種渠道進行：一是研發核心技術;二是在市場競爭過程中兼并其他企業，形成“一家獨大”的局面。隨著勞動力價值的不斷提升，數字資本家需要進行社會化、集中化和專業化生產。互聯網企業通過高新科技和大數據算法侵入電子終端，不斷獲得在市場中的壟斷地位。而勞動者通過發揮自身能力進行自主研發，通過技術突破獲得了在企業中的地位的上升，仿佛已然躍升為生產資料的直接掌控者。
但事實上，完整的數字勞動技術需要多個數字勞動者協同進行。數字寡頭掌握核心信息技術意味著員工需要依附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或者自己上升為數字資本家。雖然新的數字資本家通過技術創新開拓了數字資本的新領域，但是互聯網巨頭會利用雄厚的資金基礎和技術實力對中小型企業進行收購和兼并，以獲取其在互聯網領域的壟斷地位。數字技術為數字寡頭所壟斷，意味著他們必然會想盡辦法實現數字資本的增殖。數字技術確實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準確捕捉個人需求，大數據讓生產者在深入了解消費者喜好的同時，也讓許多消費者沉浸在“你的手機比你更懂你”的假象中。
但是，互聯網壟斷企業在引領新的消費熱點的同時，也會利用其在行業內的優勢地位擾亂市場秩序，對小企業成長設置種種壁壘;在對數據進行反復兜售以實現利潤率最大化的目的驅動下，消費者個人隱私則受到了巨大侵犯。雖然從短時間來看，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確實能夠在一定空間、時間范圍內緩解生產比例失衡的問題，但是一方面，比例失衡是相對生產過剩趨勢在資本流通過程中取得的表現形式，它可能是誘發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但絕不是經濟危機的實質或根源[18];另一方面，從長遠來看，資本最終以追求剩余價值為根本目的，因而為其服務的數據必然呈現出“虛假性”。數字壟斷資本家并不會滿足于搜集真實的自然數據，而是會制造出為資本增殖服務的虛假數據。
四、數字資本主義批判的中國啟示回首
21世紀的前20年，資本主義世界不斷爆發的經濟危機說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仍具有極強的解釋力。雖然對科學技術的批判在西方學者的視域中屬于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是往往由于階級局限性，他們的學說僅僅具有解釋世界的功能而缺乏革命能量，并未觸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呈現出不可避免的改良主義傾向。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技術理性的批判僅僅囿于形而上學層面，而丹·席勒和大衛·哈維雖然抓住了馬克思未曾展開的對資本數字化、虛擬化、網絡化的研究，但是缺乏對歷史辯證法的關注，使得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研判失去了應有的批判性、革命性。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如何與資本主義最新形態對接，不僅是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重要的實踐問題。
網絡空間作為新興經濟產業的前沿性領域，還處于動態發展階段，因而配套的法律法規和基礎設施還較為缺乏，存在虛假信息、隱私泄露和不正當競爭等一系列亂象。在充分發揮數字技術促進市場信息公開化和透明化重要作用的同時，也必須盡快構建數字市場的監管體系，提高中國的數字治理能力。其一，通過立法保障市場主體的信息安全，明確數字企業的違法責任;其二，鼓勵中小型企業發展數字技術，最大限度激發市場經濟的活力;其三，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企業和個人的科技創新提供制度保障。數字市場的平穩高效運行，能夠為其他領域提供持續不斷的發展動力，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總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展數字技術并不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從長遠來看，則是為了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變革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從而真正消解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為共產主義的實現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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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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