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運用基于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測度2011—2018年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結合空間自相關分析、廣義最小二乘法分析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時空演變特征，并探究環境規制效率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整體呈波動上升趨勢，內部差異明顯，上海一直處于最高水平，江蘇、安徽呈波動上升趨勢，而浙江呈下降—上升趨勢，局部空間格局由較低、低環境規制效率空間集聚區上升為較低、較高環境規制效率空間集聚區。整體上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和科技投入水平對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具有正效應，而產業結構、市場環境和對外開放水平呈負向影響。
關鍵詞：環境規制效率;超效率SBM模型;時空變化;影響因素;長三角
長三角區域是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大局和全方位開放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1]。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對引領全國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 濟體系意義重大。黨的十八大以來，長三角三省一市將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不斷加強環境規制，生態環境保護取得積極進展，但以O3、PM2.5為特征的區域性大氣污染顯著、水環境質量改善效果不穩固、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威脅等問題仍然突出，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狀況與人民群眾需求還有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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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的績效水平，因地制宜地選擇合適的環境規制工具，對長三角區域探索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子具有重要意義。環境規制效率是政府實施環境管理過程中所獲得的環境效益同所投入的環境管理成本之間的比值關系，是評估政府環境治理績效的一種重要手段。國內外現有環境規制效率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
(1)環境規制效率理論研究。以成本—收益分析理論為準則，對環境規制成本和收益進行評估，構建環境規制效率評價模型，對環境規制效率進行測度[2-4]。(2)環境規制效率測度方法研究。主要涉及彈性系數法[5]、因子分析法[6]和模型分析法[7]，其中模型分析法包括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及其改進模型，如超效率DEA、超效率SBM等。(3)環境規制效率異質性和影響因素研究。主要包括國家層面和省域層面環境規制效率時空演變的研究[8-9]，還有學者對農業、工業、高耗能產業等環境規制效率進行研究[10-12]。影響因素主要涵蓋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城鎮化水平、對外開放水平、科技投入水平、市場化等方面[13-14]。
綜上，現有環境規制效率研究成果豐碩，但測度方法和研究尺度仍需進一步探索和延伸。從測度方法而言，國內外學者多采用模型法對環境規制效率進行測度，但選取的模型較少對有效區域進行再比較。從研究尺度而言，研究多集中于國家層面和省際層面，較少有從區域城市層面開展環境規制效率的研究。因此，本文選用能夠有效測度的基于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基于長三角區域41個城市面板數據，分析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及其時空演變特征，識別各城市間環境規制效率時空異質性，以期優化區域環境規制工具，助推長三角區域生態環境保護一體化發展。
1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環境規制效率測度方法
超效率SBM模型屬于數據包絡分析(DEA)模型的一種，適用于評價多個決策單元(DMU)在多投入多產出情形下的相對效率。與傳統DEA模型不同的是，超效率SBM模型可有效克服傳統DEA模型未考慮松弛變量、期望產出與非期望產出等缺陷，同時還可以對已經處于有效的決策單元開展進一步的評價[15]。
1.2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借鑒環境規制效率已有研究成果[12,16]，基于環境規制成本—收益分析理論，按照科學性、可得性、有效性等原則，構建環境規制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其中，在投入方面，選擇人力、物力、財力3項指標;在產出方面，選擇污染物控制率、人均公園面積、綠化覆蓋率、工業二氧化硫、工業煙粉塵、工業廢水排放量6項指標。實證分析以長三角區域為對象，選取2011—2018年區域內41個城市的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長三角區域各省市統計年鑒以及41個城市統計年鑒、環境統計公報等。
2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時空演變特征
2.1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時序演變特征
采用超效率SBM模型計算得到2011—2018年長三角區域41個城市的環境規制效率值，按照區域進行劃分得到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和整個長三角區域歷年環境規制效率平均值。
從整個長三角區域層面而言，環境規制效率值均超過了1且整體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一方面說明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長期處于有效狀態，即環境規制資源投入得到充分的利用;另一方面說明環境規制投入的增加并不一定會帶來相應比例的收益產出。從省(市)層面而言，上海環境規制效率處于最高水平，江蘇和安徽的環境規制效率值均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且江蘇上升趨勢最為明顯，浙江的環境規制效率值呈現先下降后波動上升趨勢。按照環境規制效率具體變動趨勢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1)2011—2013年，上海>浙江>江蘇>安徽。(2)2014—2018年，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浙江環境規制效率從2011年呈現下降趨勢且2014年為最低點，據《浙江省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12—2014年，浙江省近岸海域水質狀況級別為特差，多個城市如嘉興、舟山、寧波、臺州、溫州水質都受到了影響，且2014年全省工業固體廢物產量比2013年增長了6.7%。2014年以后，江蘇環境規制效率超過浙江。
一方面是因為南京青奧會、國家公祭日等大型會議嚴把環境質量關;另一方面是全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七大行動”及一系列減化行動取得成效顯著，以蘇州工業園為代表的南北共建園區在推動全省產業轉型起到一定成效，尤其在2015年全省產業結構實現了“三二一”標志性轉變。這進一步說明了當年環境保護政策或地區突發性環境污染事件會對環境規制效率產生較大影響。
2.2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空間演變特征
2.2.1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空間分布特征
選取2011年、2015年和2018年三個時間截面進一步探究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的空間演變特征。借鑒杜紅梅等[11]的研究方法，按照環境規制效率值的大小進行排序，劃分為環境規制效率高效率區(>1.5)、較高效率區(1～1.5)、較低效率區(0.5～1)和低效率區(<0.5)。借助ArcGIS10.2。
從整個長三角區域來看，與2011年相比，2018年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高效城市占比增加9.87%，低效城市占比減少4.88%。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高效城市顯著增多，且由浙江中部地區向各個省(市)分散演化，由一個不平衡的空間格局逐漸演變為相對均衡的空間分布格局，這說明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演變格局日趨變好，投入的資源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利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耦合性在逐步提升。
分省(市)來看，江蘇和安徽環境規制效率均呈現環境規制效率高效城市增多、低效城市減少的空間分布格局，浙江則呈現高效城市減少、低效城市增多的分布格局，可能是因為浙江生態環境質量和管控水平長期處于長三角區域領先水平，會產生“邊際效應”，在相同的環境投入成本下所帶來的環境收益會低于其他省(市)，即在本身處于較高生態環境質量水平下，需要采取針對性、有效性更高的環境治理手段來提高環境規制效率。對低效率城市進一步識別，2011年低效率城市為連云港、宿遷、宿州、六安和宣城，2015年低效率城市為連云港、蚌埠、馬鞍山和宣城，2018年低效率城市為連云港、衢州和宣城，可以看出主要分布于省際交界地段，這說明可能存在某些企業利用異地布局從而逃避監管的現象，加劇了鄰近地區環境污染。
2.2.2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空間關聯模式分析
因環境污染在區域上具有空間擴散性進而導致各地區間環境規制政策出現鄰近地區之間的模仿行為，需進一步探究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空間關聯模式，即分別從全局空間自相關和局部空間自相關兩個維度識別是否存在空間溢出效應。運用全局空間自相關的方法，計算得到全局莫蘭指數(Moran’sI)。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在2011年、2015—2017年表現為正向空間溢出效應，2012—2014年、2018年表現為負向空間溢出效應，但除2011年和2015年通過顯著性檢驗(P<0.1且Z>1.96)外，其他年份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整體而言，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空間溢出效應并不明顯，各省份、城市間的環境規制合作機制有待進一步加強。
為進一步探究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的空間格局，運用局部空間自相關的方法，計算長三角區域各城市的Getis-OrdGi*指數，并按照自然斷裂點法劃分為熱點區、次熱點區、次冷點區、冷點區四種類型，得到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冷熱點分布情況。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2011年熱點區、次熱點區、次冷點區、冷點區數量分別為9個、9個、12個和11個，熱點區域集中分布在浙江內部，冷點區域集中分布在江蘇西北部和安徽中部，次熱點區主要分布于江蘇東南部，其他地區為次冷點區。
2015年熱點區、次熱點區、次冷點區、冷點區數量分別為7個、11個、16個和7個，熱點區集中分布在上海及周邊城市，冷點區集中分布在安徽中東部，其他地區為次熱點區和次冷點區。2018年熱點區、次熱點區、次冷點區、冷點區數量分別為3個、14個、12個和12個，熱點區有所減少，但仍分布在上海附近，冷點區分布在蘇皖、浙皖交界處，次熱點區集中分布在江蘇內部，次冷點區集中分布在浙江東部和安徽西部。
整體而言，上海及周邊城市由較高環境規制效率空間集聚區上升為高環境規制效率空間集聚區，具有顯著的輻射帶動作用;江蘇由低、較低環境規制效率空間集聚區上升為較高環境規制效率空間集聚區，浙江由高、較高環境規制效率空間集聚區下降為較低、低環境規制效率空間集聚區，安徽環境規制效率空間集聚趨勢平穩，為較低、低環境規制效率空間集聚區，但空間溢出效應不顯著。
3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影響因素分析
3.1回歸模型構建
根據已有研究成果[12,16-17]，本文選取環境規制效率為被解釋變量[18]，選取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市場環境、城鎮化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和科技投入水平等影響因素為解釋變量。
3.2回歸結果
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規制效率顯著正相關，說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逐步提升，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需求日益凸顯，會加大對環境保護的資金、技術的投入力度，進一步提升環境治理能力和成效。產業結構與環境規制效率顯著負相關，說明工業產業占比越高，越不利于環境規制效率的提高。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高消耗、高排放會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生態環境質量的惡化，導致環境規制非期望產出加大，進而降低環境規制效率。
市場環境與環境規制效率顯著負相關，說明現有涉及環保領域的市場機制及環境規制工具未能充分發揮作用，環境市場資源沒能達到最優化配置。如排污權交易、環境稅、綠色信貸等環境規制工具尚未成熟，在實際應用中仍存在較多問題，可能導致環境保護市場失靈。城鎮化水平與環境規制效率顯著正相關，說明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意味著人口、物資、資金等眾多要素不斷地向城鎮聚集，促進了企業和產業之間進一步協同整合，有效降低了活動成本，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和布局，推動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對外開放水平與環境規制效率顯著負相關，說明長三角區域雖然對外開放水平處于我國前列，但引進外資所帶來的正向環境溢出效應小于負向環境效應，表現出長三角區域環境技術門檻較低，發達國家高污染、高耗能企業向該區域進行大量轉移，驗證了“污染避難所”假說。科技投入水平與環境規制效率顯著正相關，說明隨著科技投入的增加，推動產業技術進步，以更加清潔的生產技術和低消耗、低排放的設備投入生產，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推動產業向集約型轉變，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高質量發展。
4結論與建議
在定量分析2011—2018年長三角41個城市環境規制效率的基礎上，分析了區域環境規制效率時空演變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得出以下結論：
(1)從時間演變而言，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整體長期處于有效狀態且呈波動上升趨勢，其中上海環境規制效率水平最高，江蘇和安徽環境規制效率均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且江蘇上升趨勢最為明顯，浙江環境規制效率呈現先下降后波動上升的趨勢，表明長三角區域環境資源的投入利用處于較高水平，但區域間差異明顯，容易因地區所處社會環境、當地環境保護政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而產生波動性。(2)從 空間分布而言，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整體趨勢向好，空間分布格局逐步由不均衡向相對均衡演變，江蘇和安徽環境規制高效城市顯著增多，浙江高效城市減少，低效城市主要分布于省際交界處。
(3)從空間相關性而言，區域整體空間溢出效應不顯著，但存在局部空間溢出效應，上海及周邊城市屬于熱點區集中分布區，輻射帶動作用顯著，江蘇由次冷點區、冷點區上升為次熱點區，浙江由熱點區、次熱點區下降為次冷點區、冷點區，安徽為次冷點區、冷點區的集中分布區，空間溢出效應不顯著，表明各區域間環境規制合作機制有待進一步加強。(4)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對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有顯著正向影響的為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和科技投入水平，產業結構、市場化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有顯著負向影響，且對外開放水平是影響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的首位因素，說明長三角區域可能存在“污染避難所”效應。
長三角區域環境規制效率時空演變特征表明該區域環境規制效率整體上處于較高水平，但仍然存在環境規制效率低效地區且區域間差異明顯，結合對環境規制效率影響因素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議：
(1)優化產業結構，發展環保產業。以綠色發展為理念，推行綠色產業，發展綠色循環經濟，不斷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占比，利用當地環境、文化等特色優勢，通過旅游、養殖等行業將環保與經濟、扶貧有機結合，形成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產業集群。(2)規范市場秩序，完善交易機制。借鑒成熟經驗與做法，積極培育環境資源產權交易平臺，持續完善水權、排污權等跨省跨流域交易機制，推進綠色保險、綠色信貸等以市場化為基礎的環境經濟政策機制落地，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營造良好市場氛圍。
(3)完善公共設施，提高城鎮化水平。積極響應國家建設新型城鎮化口號的號召，重點提高水平較高城市的城市能級，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把握水平較低城市發展速度與質量關系，打造具有地方特色、以人為本、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鎮。(4)加大評估力度，提升準入門檻。積極開展“三線一單”編制實施工作，強化對國土空間環境管控，合理開展環境影響評估，以實際環境質量情況動態修訂產業準入門檻并建立國內外企業引入清單，對引進企業定期排查，及時整改、關停重污染企業。
(5)搭建科研平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鼓勵引導企業、高校院所等創新主體在環境領域發揮科研優勢，積極搭建科研成果培育和共享平臺，以戰略合作的方式優化科研創新環境，擴大科技成果轉化與應用。(6)加強區域合作，推動協同治理。以打造長三角綠色樣板為目標，大力支持和推進長三角區域一體化戰略，加強區域間合作交流，加快一體化示范區建設，輻射帶動周邊地區發展，逐步加強區域間大氣、水、土壤的協同治理，建立綠色長效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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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雅茹1,2，程翠云2,3，葛察忠2，段顯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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