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圍繞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探討不同影響因素組態對相對貧困治理的促進作用。結果發現：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治理組態存在條路徑，可以歸納為三種形式：第一種是高數字就業、強互聯網政務或強在線醫療的支持;第二種是以強互聯網政務為核心;第三種是強數字產業、強數字消費、強互聯網政務和強在線醫療的組合。數字就業型、數字服務型、數字社會型是影響數字時代相對貧困治理成效差異的主要組合模式。
關鍵詞：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組態治理定性比較分析
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之后，我國歷史性的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是貧困不會就此消失，如何緩解相對貧困成為新發展階段我國貧困治理工作的重點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加快數字中國建設，隨著中國數字化進程的加快，數字技術與實體領域融合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1]。阿瑪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指出經濟增長、可行能力、市場分配、社會資本和民生保障等是影響相對貧困的重要因素[2]，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呈現出新的數字化形態，數字經濟、數字就業、數字消費、互聯網政務和在線醫療等數字因素對相對貧困的影響日益顯著[3]。
目前，數字影響因素與相對貧困治理受到學界與政府的普遍關注，深入分析數字影響因素與相對貧困治理之間的內在關聯，對數字時代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制定緩解相對貧困實施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文獻綜述與理論模型相對貧困具有多維性、長期性和社會性的特點，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則在這些特點的基礎上融入了數字化與信息化特征。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數字化相對貧困定義為信息與通訊技術作用于社會主體而產生的新貧困形式，指出部分低收入人群的貧困狀態被信息通訊技術放大，與其他群體如中高收入居民的差距有擴大的趨勢。
歐盟在2011年的“歐洲數字化議程”中進一步強調，數字時代對貧富差距與相對貧困都有影響，這些影響主要體現在數字經濟產業增長、數字就業變化、數字消費增多、互聯網政務服務的推廣，以及在線醫療和互聯網教育的普及。這些數字化因素影響著相對貧困的程度，對數字時代緩解相對貧困產生重要作用。由于數字就業實際上已經涵蓋了學歷、知識等方面的教育內容，因此不再將教育因素單獨作為變量進行考察。
基于此，本文通過數字產業、數字就業、數字消費、互聯網政務和在線醫療等五個方面的數字化因素，對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治理組態展開論述。數字產業在影響相對貧困治理的因素中，數字產業占比情況反映了經濟整體發展環境，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都可能因為數字產業的發展而改寫，數字產業通過技術升級提高地方經濟發展質量，這將對相對貧困人口收入變化起到重要作用。
鐘宏武認為，數字產業為相對貧困地區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數字產業打通了農產品供應新鏈條，拓寬了相對貧困地區特色農產品流通和銷售渠道。溫銳松10指出，相對貧困地區大多受到自熱條件限制，而數字產業通過資源要素的線上線下相融合，為相對貧困地區提供了一條綠色生態發展道路。所以，數字產業是影響相對貧困治理的重要因素。 數字就業數字就業是數字時代人口發展能力的重要體現，數字就業通過知識內涵、教育背景和信息掌握能力，對就業人員提出新的素質要求，并將不適宜數字時代的人員擠出就業通道，進而加劇了低數字就業能力人群的相對貧困狀態11。
孫久文、夏添12通過調查研究將數字就業歸結到數字能力的范疇，認為數字就業可以促進數字能力提升，進而幫助人們緩解相對貧困。截至2018年底，超過200萬農村人口從事美團外賣工作，從業人員覆蓋了中國781個貧困縣13。綜上，數字就業已成為緩解相對貧困不可忽視的因素。數字消費隨著消費方式的網絡化轉變，無論是消費內容還是消費途徑均呈現出數字化特點，網購、游戲、視頻等數字消費占據了低收入人群的大量支出14。在物質消費加速轉向數字消費的社會發展階段，緩解相對貧困需要充分審視數字消費的作用15。
閆慧16通過對117位數字化貧困者的調查發現，數字消費情況普遍存在，甚至超過物質消費占比，尤其是中青年貧困者更加強傾向于數字消費。為此，本文將數字消費納入到影響相對貧困的因素中。互聯網政務互聯網政務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載體，相對貧困治理離不開政府的組織與管理，互聯網政務為相對貧困治理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平臺，通過開展互聯網政務服務整合政策資源，提高相對貧困治理效能17。
王小林18指出，數字時代相對貧困較絕對貧困更加隱蔽，致貧原因更加多元，治理難度更大，需要增強互聯網政務服務能力，提高相對貧困治理的覆蓋面。許源源19認為，強化幫扶政策實施成效是提高相對貧困治理效能的重點，互聯網政務不僅可以提升政策實施效率，而且有利于提高相對貧困群體參與幫扶計劃的積極性。因此，互聯網政務已經成為治理相對貧困的重要前提。
在線醫療在線醫療是數字時代強化相對貧困群體基礎性保障的重要手段20。陳基平，沈揚揚21指出，相對貧困治理階段仍然不能放松相對貧困群體的醫療保障，隨著我國醫療保障數字化進程地提速，省、市、縣、鄉四級在線診療體系加快完善，在線醫療將為低保、五保以及低收入群體提供更多服務。《中國數字鄉村發展報告(2019)》指出，我國已有19個省份建成統一規劃的省級遠程醫療服務平臺，“互聯網+”醫療保障結算系統將在城鎮地區全面推廣，這意味著在線醫療將在民生保障中發揮更大作用[22]。基于此，將在線醫療作為治理相對貧困的關鍵因素。
綜上，現有文獻對相對貧困影響因素進行了廣泛探討，并就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及其治理展開了論述，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研究缺口。一是研究視閾有待拓展。目前關于數字化因素與相對貧困治理之間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統化體系，大部分文獻主要針對某一方面展開論述，缺乏相對貧困數字影響因素的綜合研究，隨著數字化進程的加快，單一因素可能難以對相對貧困治理進行更全面的解讀。二是定性論述居多，實證研究有待豐富。本文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QCA方法，對我國24個省市的數據進行實證，對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進行組態治理研究，將相對貧困治理成效作為結果變量，數字產業、數字就業、數字消費、互聯網政務以及在線醫療作為前因變量，構建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的理論治理模型。
為了進一步考察相對貧困治理成效的地區差異，根據相對貧困緩解程度進行相對貧困治理效能分區，探討匹配不同地區的相對貧困數字化治理模式。拓展了數字時代相對貧困治理的研究視閾，也為數字時代相對貧困治理提供新的實證工具與研究范式。
2研究設計
2.1研究方法
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QCA)是一種針對多重線性的研究方法，它不同于傳統回歸分析對于單一線性的探討，QCA更側重于分析不同向性之間的組合邏輯，這種方法有助于保留變量因素的自由表達，深入探討引致某一結果的多重變量組態及其復雜因果關系。目前，QCA被廣泛應用于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領域，為傳統回歸分析進行了有益的補充與完善。
相對貧困屬于多維貧困，致貧原因更加多元，涉及到更多的影響因素，而且這些因素對于抑貧效果的導向性并不完全一致。因此，通過QCA對相對貧困影響因素進行組態研究，更有利于分析不同因素搭配的相對貧困治理路徑及其成效差異，探究多維影響因素與相對貧困治理之間的隱藏聯系。QCA包括清晰集(csQCA)、模糊集(fsQCA)和多值集(mvQCA)三種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本文采用適用范圍廣泛的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csQCA)。
2.2樣本選取
本文主要研究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的治理組態，研究對象為我國24個省市，研究重點為數字時代相對貧困治理的影響因素，一是傳統研究視閾下的相對貧困影響因素正在經歷數字化演變，數字影響因素與目前的經濟社會情境更為貼近，也更加符合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的變化趨勢。
二是在數據可得性的前提下進一步聚焦我國相對貧困人口較為集中的省市，這些省市可以較好反映我國相對貧困人口的地域分布狀況，為探索數字時代相對貧困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場域。此外，考慮到QCA對研究案例的要求一般在10個左右，研究采用中國科學院團隊提供的相對貧困測量數據23。中科院研究團隊通過長達近20年的考察周期，對我國24個省市相對貧困狀況進行了長期觀測，選取這24個省市進行重點分析。
2.3變量與賦值
結果變量相對貧困治理成效本文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如何搭配才能獲得更好的相對貧困治理成效”?因此，將相對貧困治理成效作為結果變量。目前對于相對貧困的衡量標準尚未完全統一，特別是在不同國情背景下，衡量標準往往存在差異，但無論各國學者如何爭論，收入始終是衡量相對貧困的重要依據24。
因此，采用中科院研究團隊的相對貧困測度，將歐盟提出的人均國民收入低于均值75%的區域視為相對貧困地區的標準略作調整，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基準線劃定相對貧困地區。中科院研究團隊開展了長期的跟蹤測度，根據中科院2018年的測度數據，結合csQCA的二分賦值法則，將相對貧困人口減少的地區賦值為，相對貧困人口增加的地區賦值為。
前因變量相對貧困具有典型的多維貧困特性，其本身就是一個多視角的構念，通過文獻整理與分析，結合數字化時代背景，以數字產業、數字就業、數字消費、互聯網政務及在線醫療等五個因素作為前因變量，圍繞不同影響因素對數字時代相對貧困治理進行綜合分析，重點探討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與治理組態，具體賦值情況如下：
數字產業數字產業表示影響相對貧困的經濟因素，數字產業占GDP比重逐年上升，已經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一個地區數字產業發展情況影響著當地經濟社會整體發展走勢。變量數據來自中國信通院2019年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5，根據我國2018年各省市數字產業增長的中位數，將數字產業增速15%及以上的地區賦值為;小于15%賦值為。數字就業數字就業可以綜合體現人力資本情況，在數字化背景下，數字經濟成為勞動力就業與增收的重要領域，數字就業則是體現人口發展能力的重要特征。變量數據同樣來自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5%被認為是數字就業顯著增長的基本門檻，將2018年數字就業增速5%及以上的地區賦值為;小于賦值為。
數字消費數字消費是指居民或政府為滿足個人及公共需要購買使用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數字消費可以極大的帶動相關領域消費，比如網絡購物、網上外賣、在線旅游、共享出行等。近年來，我國數字消費需求強勁釋放，線上線下相結合已經成為主流消費模式，2018年我國數字消費規模達到萬億元。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信息消費發展態勢及展望報告(2019)》26，消費指數0.7是衡量數字消費區域差異的重要標準。
互聯網政務隨著我國“互聯網政務”建設的加快，低收入群體比以往更易通過網絡平臺獲取政策保障信息，比如政務網站、政務微博、政務微信、政務APP等服務渠道，數字政務服務在相對貧困治理中的作用逐漸凸顯。根據新華網與南京大學聯合發布的2018版“電子政務服務能力(CESAI)指數報告”27，將政府數字政務服務綜合能力指數55分以上(前10名)的地區賦值為，55分以下賦值為。
在線醫療無論是絕對貧困還是相對貧困，醫療保障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數字醫療優化了線下醫療資源分配，即使在缺乏公共醫療保障的情況下，低收入群體也能夠通過數字醫療進行個人健康管理。中國在線醫療市場規模已由2015年的10萬億元上升到2020年的220億元，截至2019年，平安好醫生的用戶注冊量已經突破億28。根據平安好醫生的線上問診增長情況，將在線問診數量前10名的地區賦值為，10名以外賦值為0。
3研究結果
使用fsQCA3.0軟件對變量數據進行分析，為了保證研究的穩定性，將一致率標準設定為0.8，變量數據轉化后得到真值表。然后可以得到復雜解、簡約解和中間解，同時出現在中間解和簡約解中的要素為核心條件，只出現在中間解而沒有出現在簡約解中的要素為輔助條件。
數字服務型：數字產業*~數字就業*~數字消費互聯網政務，表明當互聯網政務服務能力足夠強時，即使數字產業發展較慢，數字就業占比較低，數字消費能力較弱的情況下，同樣可以起到有效治理相對貧困的作用。這再一次驗證了數字時代互聯網政務作為重要因素所發揮的緩貧功效。數字服務型的組態內涵是當經濟、能力和市場等因素發展不太理想時，相對貧困治理將更多的依賴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脫貧攻堅戰略實施以來，我國圍繞“兩不愁、三保障”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政府公共服務體系，為治理絕對貧困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政府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對于緩解相對貧困同樣不容忽視，而且相對貧困相較于絕對貧困更加隱蔽，致貧因素更加多元，相對貧困治理對公共服務的時效性和全面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聯網政務服務運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手段，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務水平，比如大數據在貧困識別與精準施策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數字時代相對貧困治理時期，互聯網政務將承擔更加重要的緩貧職責。
數字社會型：數字產業數字消費互聯網政務在線醫療，表明加快推動數字產業發展，增強數字消費能力，圍繞相對貧困人口增強互聯網政務服務和在線醫療保障能力，將促使相對貧困地區釋放數字化轉型效應，顯示出具有成效的相對貧困治理效果。這一模式中，數字產業、數字消費、互聯網政務和在線醫療等因素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因而該模式適用于經濟社會各領域與數字技術融合發展較為全面的地區。
數字社會型的組態內涵可以理解為社會整體步入數字時代。數字時代的特征是數字技術在生產、生活、經濟、社會、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的應用不斷擴大并取得顯著效益[30]。在數字社會模式中，數字技術與社會發展中的各領域廣泛融合，影響相對貧困治理的數字產業、數字消費、互聯網政務和在線醫療等因素均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實現進步，呈現有效抑制相對貧困的綜合作用。
此外，當數字產業、數字消費、互聯網政務與數字醫療等因素均有較好表現時，無論數字就業占比提高或是降低，都難以對相對貧困治理產生重要影響。因為在數字社會，數字經濟、公共服務與民生保障水平均取得較大提升，數字紅利得到更加廣泛的釋放，社會整體財富增加，傳統分配機制進一步優化。不僅是在新興領域，更多傳統領域也將獲得新的發展機遇，增收途徑依靠但已不再局限于數字就業，相對貧困人口將獲得更多擺脫貧困的機會。
為了進一步提高相對貧困治理效能，將相對貧困人口減少達到300萬及以上的地區作為高效能樣本，高效能樣本包括貴州、甘肅、云南、廣西、湖北、河南、四川、安徽、重慶等個省市。針對高效能樣本進行運算同樣得到個相對貧困治理組態。
高效能治理組態與全樣本治理組態總體保持一致，路徑4a、4b、4c屬于數字就業型，路徑屬于數字服務型，路徑和的組態相同。同時，高效能治理組態與全樣本治理組態仍然存在一些差異，高效能治理組態強化了弱數字消費這一因素，通過對比4a和1a可以發現，4a中增加了弱數字消費的前因條件，表示在促進數字就業和保障在線醫療的情況下，進一步弱化數字消費，可以更加高效的治理相對貧困。
這一結論符合凱恩斯經濟學中關于資本積累的理論，在創業或是財富積累初期，適當降低支出成本將更有利于保證穩定持續的財富積累，促進相對貧困人口強本節用，盡早實現整體經濟水平的提升。路徑比路徑減少了弱數字就業的因素，增加了強在線醫療，表明無論相對貧困人口數字就業狀況如何，只要政府能夠持續增強互聯網政務服務能力，即使數字產業發展較慢、數字消費能力較弱以及在線醫療條件不佳，也可以達到數字時代相對貧困高效治理目標。
4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4.1研究結論
通過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CA)考察24個省市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治理組態。研究結論如下：①數字時代治理相對貧困的影響因素是由多種數字因素相互組合構成，單一因素不足以在數字時代產生有效的相對貧困治理成效。數字時代相對貧困治理的條路徑組合，可以歸納為數字就業型、數字服務型和數字社會型。數字就業型是高數字就業、強互聯網政務或強在線醫療的組合;數字服務型以強互聯網政務為核心;數字社會型是強數字產業、強數字消費、強互聯網政務和強在線醫療的組合。這三種模式是影響數字時代相對貧困治理成效差異的主要組合模式。
②數字就業是促進數字時代相對貧困治理的重要因素，數字就業存在于數字時代促進相對貧困治理的條路徑之中，并且這條路徑的覆蓋率為75%，涵蓋的省市案例也最多。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數字時代新型就業的作用，但是，數字就業難以單獨對相對貧困治理形成促進效果，它需要互聯網政務或在線醫療因素的配合，才能達到促進相對貧困治理的目標。因此，制定完善的數字就業政策有利于緩解數字時代相對貧困。
③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高效治理組態與有效治理組態存在差異。通過QCA挖掘出了產生相對貧困高效治理結果的更加精準的數字因素組合形式，比如高效治理路徑4a增加了弱數字消費這一重要因素，路徑則規避了低數字就業因素，增加了弱在線醫療因素。這既是對傳統回歸分析的有益補充，也能更好地解釋數字時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治理組態的復雜性與多維性，為不同地區治理相對貧困提供更具個性化、本地化的路徑參考。
④互聯網政務與在線醫療存在替代作用，為探究數字時代更加復雜的多維貧困治理提供了思路。互聯網政務和在線醫療存在替代性和互補性，即當數字就業情況較好時，良好的互聯網政務服務與良好的在線醫療條件在有效的相對貧困治理中可以互相替代。并且，數字時代相對貧困高效治理組態中各因素也顯示出了類似特點。這不僅體現了QCA在處理復雜因果關系時的優勢，即揭示各因素之間的互補關系，也為相對貧困治理提供了一種研究方向。
4.2對策建議
第一，通過促進數字就業推動相對貧困治理，完善就業支持體系。拓展數字就業的信息渠道，吸引更多低收入群體加入數字就業，改善社會收入結構。完善數字就業保障機制，為數字就業群體提供更加完善的就業支持。
第二，統籌推進線下與線上幫扶相結合，強化互聯網政務服務的緩貧作用。通過互聯網平臺增強政府與相對貧困群體之間的良性互動，有助于政府部門更加及時有效的針對相對貧困人口需求制定幫扶舉措。第三，根據數字消費致貧制定保障機制，以發展數字醫療改善低收入群體的健康狀況。針對因為數字消費而陷入相對貧困的群體，重點增強失業、醫療等方面的保障措施，防止數字消費成為新的致貧困境。第四，基于數字化進程差異，制定符合發展實際的數字化減貧策略。圍繞相對貧困數字影響因素進行系統評價，將傳統的多維貧困指標體系轉化為數字貧困指標體系，為數字時代緩解相對貧困提供治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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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不足之處和未來展望
①本文盡可能系統的考察影響相對貧困的數字因素及其組態治理效應，但是仍然難免有所疏漏，研究框架并未單獨考慮數字教育因素，以及區域數字化發展等方面的異質性;②本文主要從收入層面衡量相對貧困，可能與阿瑪蒂亞森所倡導的自由剝奪理論有所不同;③由于數據有限，未能對不同治理組態產生的非對稱性展開深入探討。未來研究仍需圍繞上述問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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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司可，方吉，彭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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