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梳理與構建了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影響的傳導機制。基于Hansen面板門檻回歸模型，利用長江經濟帶11省市2002—2017年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發展的非線性發展關系。研究表明：政府林業投資導致了林業產業升級與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對森林生態具有顯著的門檻效應。從總體上看，在研究期內全流域的林業政府投資有效提高了當地森林生態的發展水平，但隨著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由此帶來的正向促進效應遞減。東部省市隨著政府林業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對森林生態由負向抑制效應變為正向促進效應遞減;而中部、西部地區隨著政府投資規模不斷增加，對森林生態由負向抑制效應變為正向促進效應并逐漸遞增。
關鍵詞：政府林業投資;森林生態;門檻效應;長江經濟帶
政府林業投資是推動中國林業發展的基本動力之一，因此，政府林業投資的規模與方向對林業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而伴隨著中國人口及環境壓力的持續增大，水土流失、荒漠化、旱澇災害等生態問題頻繁出現，林業生態效益的發揮也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國務院于2003年6月發布的《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在生態建設中，要賦予林業以首要地位”，這意味著中國林業的發展重心及衡量政府林業投資效益的重要指標由經濟效益轉變為生態效益。
森林工程評職知識：森林蟲害相關論文可以發表哪些期刊
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部門，林業對生態環境的調節同樣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新中國成立以來，森林的大量砍伐以及重采輕造的經營模式使得林業現有資源銳減，生態環境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同時由于林業具有公共物品及外部性的雙重屬性容易造成市場失靈，使得林業生產者的積極性遭到破壞。因此，需要政府介入扶持，加強對林業的財政投入，并在原有基礎上提高財政投資的利用效率。長江經濟帶生態區位突出，作為全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先行示范帶，也是森林資源富集及政府林業投資的集中地區，研究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影響的方式及閾值范圍，也成了該區生態環境發展的重要命題。
1文獻回顧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林業的公益性和基礎性決定了林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政府財政的不斷投入。而從國家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來看，林業作為“向社會提供森林生態服務為主”的行業，其生態效應的發揮也應得到國家的持續財政投資，應納入公共財政范疇。因此，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效應的影響與作用機制成了學者探討的熱點問題。如Stone等[1]很早就開始對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的影響進行研究，他認為政府投資可以彌補公共資金不穩定，造林和更新速度不具有競爭性的缺點。后續學者研究也指出生態林建設是弱質產業，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容易導致市場失靈，須由政府投資加以修正[2]。
在這些研究中，大部分結論顯示政府投資對生態環境存在顯著促進效應[3-4]，也有部分文獻發現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存在負向抑制效應[5]，甚至有文獻指出政府投資對森林生態的正向示范效應與負向擠出效應并存[6]。可見，目前學術界關于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影響的研究尚處于探索階段。但通過文獻綜述不難發現，政府林業投資往往以林業重點工程的形式，通過林業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與林業產業升級兩種途徑促進林業產業的發展。而林業產業升級[7-9]與生產要素的 重新配置[10-11]則進一步影響了森林資源存量與森林生態效應的發揮。
通過文獻綜述發現既有研究還有以下不足：首先，長江經濟帶有關政府林業投資與森林生態發展關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政策解析等定性層面，定量研究還比較匱乏;其次，對于局部地區政府投資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橫向靜態研究居多，而聚焦到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的動態剖析及政府投資閾值問題的研究還較少;最后，以往研究者所使用的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可能掩蓋了由“門檻效應”引起的非線性關系，從而忽視了政府林業投資與森林生態發展之間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影響趨勢。
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通過文獻梳理可知，由于林業具有公共物品屬性、投資大、見效慢、周期長等特點。因此，政府對林業的投資在林業總投資中占據主導地位。而政府林業投資的規模和結構決定了其對森林生態狀況的作用途徑與機制。但究竟是由引導示范效應引起的正向促進作用[12]為主導，還是由競爭擠出效應引起的負向抑制作用[13]為主導，在現有研究中結論并不統一。究其原因：政府林業投資一般以林業工程項目的形式從營林基本建設與森林工業基本建設兩個方面來影響林業產業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一般會產生兩種效應：
一是導致林業產業升級，從而增加林業固定資產，拉動林業經濟增長;二是導致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為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政策、技術及人力支持。由于政府加大林業投資也會帶動林產工業升級，導致森林資源利用率得以提高，間接增加了森林的資源蓄積量。反過來，森林資源存量也為林業產業升級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但林業產業尤其是森林工業的升級也有可能加大對森林生態的壓力。與此同時，政府林業投資實際上也實現了對社會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由于森林生態效益的公共物品特性顯著，企業和個人“搭便車”現象普遍，林業投資由政府主導對社會生產要素進行重新配置，發揮了一定的示范帶動作用，但同時也對林業民間投資有一定程度的擠出效應。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我們有理由提出假設：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的影響存在非線性的影響，即門檻效應。本文基于Hansen面板門檻回歸模型，在政府林業投資與森林生態發展影響機制的基礎上，對2002—2017年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檢驗在森林生態治理過程中，政府投資在流域及流域的各個區域內是否存在門檻效應，并進一步分析影響森林生態發展的因素及作用機理。該研究可以為流域及流域內各地區林業政府投資的規模與結構進行量化分析，為制訂相關環境與財政政策提供參考。
3研究設計
3.1研究變量
3.1.1被解釋變量森林生態指數(FEI)。為了對森林生態系統狀況的考察更加真實準確，文章在參考大量文獻[14-18]的基礎上構建了FEI指數來評價區域森林生態系統狀況。森林生態指標體系的建立是在PSR模型的基礎上，根據林業的特性加入了生態區位指標進行改良[19]，形成了生態區位、森林狀態、森林壓力及系統響應四個方面來表征森林生態水平。
3.1.2解釋變量
文章的核心解釋變量為政府林業投資(FGI)，同時也是研究的門檻變量。林業既是國民經濟的一項基礎性產業，為國民經濟建設提供了大量木材及林產品，同時更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發揮了多種重要的生態功能[20]。正是由于林業提供公共產品的基本特性，因此，決定了政府投資林業的必然性。政府資金投入林業主要用于造林工程建設以及森林工業建設。造林工程建設投資主要用于各類防護林、防沙治沙工程及各類森林撫育工程建設;而森林工業建設投資則主要用于國有林場及森工企業的非經營性項目投資。
3.1.3控制變量
(1)城鎮化水平(URB)。截至2017年年底，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8.52%，處于良好的發展態勢。但在城鎮化進程中，實現了大量勞動力的轉移，對區域生態環境的治理產生了較為深刻的影響[21]。目前許多學者驗證了中國城鎮化的資源環境剝奪效應顯著，引發了林地及耕地資源流失、水資源和能源短缺、生境破碎化及空氣污染等問題[22]，同時也會對當地森林原生植被、山體地貌等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對于城鎮化水平的指標，文章選用年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來表示城鎮化水平。
(2)能源消耗強度(ENI)。目前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但許多企業仍采取以煤炭為能源主要來源的粗放型生產方式，不僅能源利用率低下，而且極易造成環境污染，為生態治理帶來了很大困難[23]。而森林作為城鎮居民的能源來源之一，勢必也會受區域能源消耗強度的影響。因此，文章采用能源消耗量與國土面積之比來表示能源消耗強度。
(3)地區經濟規模(GDP)。我們知道一個地區的環境污染情況總是與當地的經濟發展程度有密切的關系，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則通常是由地區產出水平來表征[24]。尤其是在現行中國財政管理體制當中，地方政府由于受到扭曲激勵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森林生態建設的現象已經越發嚴重。對于經濟發展規模的指標，文章選取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
(4)經濟發展水平(PCG)。通常說來，經濟越發達，地方政府環境治理支出效率越高[25]。而地方政府環境治理支出會較大程度地影響區域森林生態的發展。而除了只靠資源輸出發展的省份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能夠比較客觀地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因此，文章選取人均GDP來表示經濟發展水平，即地區生產總值與總人口之比。
(5)產業結構水平(IDS)。產業結構是經濟發展的“資源配置器”，同時也是污染物產生的“控制體”。因此，產業結構調整是生態環境演變的前提和基礎[26]。因為西方主要國家在經歷信息化發展以后，產業結構上的去工業化特征已經越來越明顯。因此，為了表述產業結構的服務化程度，采用二產產值與三產產值的比來表示產業結構水平。
(6)工業化程度(IND)。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三大產業對生態系統的損害程度有所不同，而第二產業對能源的消耗最多，污染程度最重。可見，工業結構及工業聚集程度是影響區域環境質量的重要因素[27]。故選用地區第二產業GDP與GDP總量的比值來表示工業化水平。
3.2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所采用的涉及長江流域11省市的森林生態指標數據均來自森林生態安全指數研究項目，其余數據均來自長江流域11省市(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云南、貴州)2002—2017年的統計年鑒、《中國林業統計年鑒》(2002—2017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2—2017年)。
3.3實證研究模型
3.3.1模型構建
“門檻效應”是指一個變量由另一個變量達到特定閾值后改變其原有發展趨勢的現象[28]。以往針對門檻效應的研究大多具有分組標準主觀性強、交叉項形式及內涵解釋不清晰、且顯著性無法得到檢驗的缺陷[29]。因此，本研究引入Hansen的非動態面板門檻回歸模型來解決上述問題，將政府林業投資作為門檻變量進行估計。該模型以“內生分組”構建分段函數，避免了主觀性，較為客觀地驗證了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發展的非線性關系。由于門檻數需通過檢驗確定，這里假設為單一門檻，同時考慮到政府林業投資實施效果的滯后性。
4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運用Stata15.0對長江經濟帶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的門檻效應進行估算，并使用Bootstrap法模擬1000次來估計P值與臨界值。
4.1門檻效應檢驗
2002—2017年長江經濟帶及各分區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的影響得到了有效驗證，其門檻效應估計及檢驗結果。可見長江流域整體上存在三重門檻效應，而流域內各區則存在顯著的雙重門檻效應。因此，文章對長江全域采用三重門檻模型分析，對各區采用雙重門檻模型分析以方便對各區非線性動態影響趨勢進行比較。
4.2流域全局分析
長江經濟帶全域政府林業投資與森林生態間非線性發展關系得以驗證，以政府林業投資為門檻變量估計得到3個結構變化點分別為16.5130億元、37.2359億元、89.2099億元。長江經濟帶近16年的政府林業投資與森林生態建設總體上顯示為正相關，但促進作用的彈性系數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當政府林業投資小于16.5130億元時，對森林生態的促進系數為37.449，但隨著政府林業投資幅度的不斷增大，在跨越第一門檻值后的促進作用降為15.612;在跨越第二門檻值37.2359億元后，正向彈性系數進一步下降為5.899。
當政府林業投資超過89.2099億元后，促進系數降至最低，為0.417。從影響森林生態的其他控制變量來看，城鎮化水平、能源消耗水平、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工業化水平等變量對森林生態的負向影響顯著，彈性系數分別為-0.34265、-0.015、-0.0357、-0.1375、-0.62616。而人均GDP則對森林生態的促進作用顯著，彈性系數為0.0279。
究其原因，在考察期內長江經濟帶平均政府林業投資增長了13.6倍，林業投資規模有了極大改善。因此，由于政府林業投資所帶來的規模聚集效應、示范帶動效應等有效地提高了當地森林生態的發展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政府投資規模達到16.5130億元時，其對森林生態效應的促進作用達到最大，此后隨著投資規模的進一步增加，由政府林業投資所帶來的正向促進效應雖然依然存在，但卻在逐步減小。這是因為當政府林業投資不斷增加時，非資金因素逐漸成為制約森林生態發展的主要因素，如技術進步及資源利用效率等，因此，政府投資的促進作用呈現規模遞減的趨勢。
4.3區域比較分析
長江經濟帶東部省市的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的門檻效應存在兩個結構變化點，分別為1.6670億元、80.7782億元，其似然比函數圖。當FGI小于第一門檻值1.6670億元時，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呈現負向抑制作用，彈性系數為-3.958。當FGI跨越第一門檻值后，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由負向抑制作用變為正向促進作用，且此時正向彈性系數達到最大，為7.564。
而跨過第二個門檻值80.7782億元時，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的正向促進作用降為0.1209。從影響森林生態的其他控制變量分析，城鎮化水平、能源消耗強度、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工業化水平等變量對森林生態的負向影響顯著，彈性系數分別為-0.44575、-0.0157、-0.133、-0.4521、-2.1345。但人均GDP則對森林生態產生了較為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彈性系數為0.0738。
究其原因，由于東部3省市無論是對外貿易發達，金融水平較高，偏外向型經濟的上海，還是集中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業的江蘇，抑或是以電子商務引領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的浙江，都屬于中國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地區，這些地區都具備發達的融資手段，林業融資市場及債券期貨市場發展較快。因此，在考察期內當政府林業投資規模較小(小于1.6670億元)時，政府投資行為對外商及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明顯。
因此，在政府投資未跨過第一道門檻1.6670億元時，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主要表現為負向抑制作用。而當政府投資達到第一門檻值后，政府林業投資的正向促進作用開始顯現，顯示出政府投資行為對當地的林業生態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當投資規模進一步增加達到80.7782億元時，該正向促進作用開始呈現出遞減效應，顯示此時限制當地森林生態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已不是資金因素。
中部4省市的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的門檻效應存在兩個結構變化點，分別為57.0750億元、103.4419億元。當FGI小于第一門檻值57.0750億元時，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呈現負向抑制作用，彈性系數為-4.172。當FGI跨越第一門檻值后，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由負向抑制作用變為正向促進作用，但此時正向彈性系數較小，僅為0.24。而跨過第二個門檻值103.4419億元時，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的正向促進作用增加為2.391。
從影響森林生態的其他控制變量分析，城鎮化水平、能源消耗強度、經濟規模等變量對森林生態的負向影響顯著，彈性系數分別為-0.19005、-0.1922、-0.0485。但人均GDP則對森林生態產生了較為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彈性系數為0.0277。而產業結構與工業化水平對森林生態的影響則不顯著。
究其原因，中部4省市人口密度大，森林資源較為豐富，是我國林產品加工業的重要基地，同時由于地方政府嚴重干預經濟，但又不承擔投資風險，使得地方政府向國家爭取的資金主要用于過多過濫的小型林產加工業。因此在政府投資規模較小時，即未達到第一門檻值(小于57.0750億元)時，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主要表現為負向抑制作用，這是由于不合理的投資結構引起的，不僅分散了政府對林業投資的財力，也刺激了各投資主體向林產加工業投資，甚至將部分林業專項基金也導向一般加工業。
而當政府林業投資規模達到并超過第一門檻值時，開始有部分資金用于生態林及公益林的建設，此時政府投資對森林生態開始表現為正向促進作用，隨著投資力度的進一步加大達到第二門檻值103.4419億元時，森林生態的狀況也得到了進一步改善。
5穩健性檢驗
由于森林生態指數是一個復合變量，其中指標選擇與政府林業投資之間可能存在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具體分析不難發現，指標體系中的四類指標中，森林生態區位、森林狀態及森林壓力指標都很難影響政府林業投資，而由于政府林業投資本身與森林生態響應關系密切，因此，在門檻回歸時可能與系統響應類指標產生內生性問題。
為進一步驗證面板數據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文章針對模型(1)嘗試做以下穩健性檢驗。文章參考宋德勇和趙菲菲[33]的做法，基于生態區位、森林狀態及森林壓力三類指標構建森林生態指數，再次對模型(1)進行門檻回歸估計。表中主要回歸結果均與原回歸結果無明顯差異，由此可見，原門檻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6結論與建議
本文運用Hansen門檻面板回歸模型，通過對2002—2017年長江經濟帶11省市的面板數據進行計算，驗證了長江流域及流域內各區域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的門檻效應。
結果表明：長江流域及流域內各區域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的影響確實是非線性的。從整體上看，長江流域近16年的林業政府投資有效地改善了當地森林生態狀況，但隨著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由此帶來的正向促進效應遞減。同時長江流域不同區域之間森林生態系統受政府林業投資的影響亦存在異質性：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省市，隨著政府林業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對森林生態由負向抑制效應變為正向促進效應遞減;而經濟欠發達的中部、西部地區，由于人口密集，森林資源較為豐富，林產品加工業集中且融資渠道較為單一，因此，隨著投資規模不斷增加，政府林業投資對森林生態由負向抑制效應變為正向促進效應并逐漸遞增。
與此同時，研究還發現各控制變量對森林生態指數的影響異質性并不明顯，不管是從整個長江流域還是各個地區來看，區域城鎮化水平、能源消耗強度、地區經濟規模、產業結構水平及工業化程度都會不同程度上對森林生態系統產生負面影響，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則通常會對當地森林生態系統產生一定的正面影響。由此提出以下建議：
(1)由于政府林業投資總體對森林生態有較為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以及森林生態的公共物品屬性，因此，要改善區域森林生態狀況仍需不斷加大政府林業投資力度。只有不斷增強政府投資力度，森林生態水平才會不斷提高。(2)政府林業投資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政府林業投資既要保證林業工業的不斷發展，也應注重森林生態的協調可持續發展。近些年，政府林業投資雖然在森林災害防治方面有所增加，但與其他林業重點工程的投資規模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因此，優化政府林業投資結構將是提高森林生態治理效率的一項重要措施。
(3)要調整林業投資布局。從長江經濟帶區域投資布局來看，政府應重點投資資金缺乏且生態相對脆弱的西部地區，因為西部地區經濟普遍較為落后，融資渠道單一，需要政府財政的支持。而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則應積極鼓勵社會資本的投入，大力發展生態林業。
(4)要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林業投資關系。應建立健全生態轉移支付制度，保證能夠公平合理地分配中央對地方及地方對地方的生態補償資金，同時要加強對政府林業投資的監控措施，完善林業財務管理及會計核算制度，提高政府林業投資的透明化程度。(5)從對控制變量的研究過程中不難發現，宏觀經濟規模及經濟結構也會影響森林生態發展，因此，我們在發展社會經濟的同時，也要防止對森林生態造成過大壓力，應不斷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合理開發利用森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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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巖1，王珂2，黃超傑3，張大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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