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產品空間理論認為產品結構決定比較優勢的演化，從而決定了經濟發展績效。在此理論基礎上，使用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和世界銀行公開數據庫，實證檢驗了產品空間位置變化和經濟發展軌跡之間的關系。結論顯示：產品空間位置從稀疏的邊緣區域趨向密集的中心區域對收入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產品空間位置的變化對收入增長的正向影響要強于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按照是否含有價格因素把產品空間位置指標分為兩組，含有價格因素的指標對收入的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更加顯著的積極影響;按照現有結構和潛在可調整的結構把產品空間位置指標分成兩組，含有潛在可調整因素的指標對經濟增長有更強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產品空間位置產品結構收入全要素生產率經濟發展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經典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國或地區可以通過生產和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行專業化分工，從而提升產量，實現整體的帕累托改進。產品空間理論(Hidalgo等，2007)與比較優勢理論一脈相承。伍業君等(2012)總結道，產品空間理論認為一國的產品結構決定了其比較優勢的演化，從而決定了一國的經濟發展績效。收入的變化可以定義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數量標準，全要素生產率可以定義為經濟發展的質量標準，本文主要通過實證檢驗產品結構或者說產品空間位置的變化對這兩者的影響，來發現一國或地區產品空間位置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產品設計論文范例： 中國工商銀行個人理財產品營銷策略研究
產品空間理論和其他發展經濟學、國際貿易等理論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它認為產品空間是異質的、不連續的，既有密集的核心區域，也有稀疏的邊緣區域。處于密集核心區域的產品的生產能力具有更強的替代性，更容易開發新產品;處于稀疏邊緣區域的產品的生產能力替代性較弱，很難開發新產品。Hausmann等(2007)定義了出口產品的收入水平指數(PRODY)①，并把這個概念應用到產品空間中發現，收入水平較高的產品一般分布在密集的核心區域，收入水平較低的產品一般分布在稀疏的邊緣區域。Hausmann和Klinger(2006)甚至直接把高收入產品稱為富國產品，低收入產品稱為窮國產品，所謂結構轉型就是從生產簡單的窮國產品到生產復雜的富國產品。
由此可見，產品結構或者在產品空間中的位置往往決定了一國收入水平，實現結構轉型或者向產品空間密集中心區域靠近會提升一國收入水平。Hausmann等(2007)在出口產品收入水平指數的基礎上又定義了一國出口產品集的收入水平指數(EXPY)，發現一國人均GDP和出口產品集的收入水平正相關，出口產品的結構和收入水平對一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有重要影響。Hidalgo等(2007)比較了世界不同區域的出口產品結構，發現高收入國家在產品空間中具有更多的高競爭力產品。Hausmann和Klinger(2007)定義了產品的中心度指數，計算了一國出口產品集的平均中心度，發現富國的平均中心度高，窮國的平均中心度低。
Cicerone等(2020)在中心度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國或地區的出口產品空間地位指數(PSP)，實證檢驗了意大利各區域收入和專利數與出口產品空間地位指數之間的關系，發現出口產品空間地位越高，經濟表現越好。在刻畫異質性的、不連續的產品空間時，Hausmann和Klinger(2006)定義了產品近鄰性的概念。
近鄰性和創新活動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Boschma(2005)討論了認知近鄰性與學習創新之間的關系，產品之間認知近鄰性越強，發生知識共享、技術轉移的可能性就越大。Frenken等(2007)、賀燦飛等(2017)明確把Hausmann和Klinger(2006)研究中的產品密度概念定義為產品之間的認知近鄰性。
產品空間結構的改善、產品近鄰性的增強帶來更多的知識共享和技術轉移，理論上這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正效應。劉威等(2019)的研究表明，中國進口產品密度的提升對全要素生產率有正向影響。從另一個視角來看，中間品技術溢出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一直是國際貿易的研究熱點之一，姜青克等(2018)發現進口中間品技術溢出對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產品空間位置的變化也意味著進出口活動的變化，理論上說產品空間中密集的核心區域帶來的技術溢出要強于稀疏的邊緣區域，產品空間位置的提升會對全要素生產率有正向影響。產品空間理論一經誕生，就由于它研究的規范性、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強烈的政策指向性得到了很多國內學者的推崇和發展。國內文獻大概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主要是理論性介紹。伍業君等(2012)認為產品空間理論考慮了異質性和不連續性，相對比較優勢理論有更強的現實意義和政策意義。吳真如(2019)認為產品空間理論是無標度網絡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應用，是一種應用研究的新范式。
第二類是產品空間理論的應用擴展。李月等(2013)研究發現一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七成由產品結構轉型能力決定，三成由國家戰略選擇決定。鄧向榮和曹紅(2016)基于產品空間理論發現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生產能力的積累，產業升級要適度偏離原有比較優勢。孫天陽等(2018)研究了中國企業出口擴展邊際的提升和產品關聯、市場近鄰的關系。劉守英和楊繼東(2019)基于產品空間視角討論了中國產業升級的演進和可能的政策選擇。第三類文獻把演化經濟地理學和產品空間理論結合起來進行研究。賀燦飛等(2016)研究了中國四大區域的產品空間演化及其影響因素。賀燦飛等(2017)研究了認知近鄰、制度近鄰、組織近鄰、社會近鄰和地理近鄰五類近鄰性對產品空間演化的影響。
總之，理論上國家產品空間位置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的軌跡有重大影響，如果能夠不斷趨向密集的核心區域，伴隨的就是收入水平提高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反之亦然。這已在學界形成共識，但相關實證支撐的文獻并不多，多數是通過制表繪圖等描述性統計方式展示它們之間的關系，很少使用完整數據進行系統性實證檢驗，這就是本文所要做的主要工作。
本文使用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UNComtradeDatabase)和世界銀行公開數據庫(WorldBankOpenData)中的相關數據，實證檢驗產品空間位置的變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把人均GDP作為經濟發展的數量標準，檢驗前者和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第二，把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經濟發展的質量標準，檢驗前者和技術進步、效率提升等之間的關系。本文余下的內容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指標及經濟含義介紹;第三部分，實證研究設計;第四部分，實證結果分析;第五部分，穩健性檢驗;第六部分，結論。
二、主要指標及經濟含義
產品空間理論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它包含了一系列刻畫產品空間的指標體系，它的起點是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Balassa，1965)，其后主要包括Hausmann等(2007)定義的出口產品收入水平指數(PRODY)和一國出口產品集收入水平指數(EXPY)，Hausmann和Klinger(2006)定義的產品近鄰性(Proximity)、產品路徑(Path)、產品密度(Density)和開放森林指數(OpenForest)等，Hausmann和Klinger(2007)定義的產品中心度指數(Centrality)，Cicerone等(2020)定義的產品空間地位指數(PSP)。
其中既有產品層面的指數，也有國家層面的指數。根據本文研究目的，主要選取出口產品集收入水平指數、平均產品密度、開放森林指數和產品空間地位指數等四個國家層面指數，它們的構建主要是從產品層面指數加權平均而來，把它們的經濟含義和計算思路簡單介紹如下。
1.基礎性指標
在產品空間理論中，衡量結構轉型發生的基礎性指標是顯示性比較優勢RCA，它是其他一系列指標的基礎，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某種產品出口額在該國總出口額中所占份額與世界此種產品出口額在世界總出口額中所占份額之比。
每種產品都需要特定的投入組合，比如技術、物質資本、中間投入品、勞動力技能培訓、配套基礎設施、產權、監管制度等。對于某個產品，這個集合是特定的，但替代也是有可能的。一種產品的生產能力是生產另一種產品的非完美替代，替代程度就決定了兩者之間的距離。如果兩者需要的投入和技術高度相似，那么它們的距離就越近;反之越遠。這種距離是由產品自身的技術特征所決定的，不會存在國別差異，但是會隨著時間變化。近鄰性就是衡量距離的指標。
產品的近鄰性的經濟直覺在于，如果生產兩種產品需要相似的要素稟賦、資本、技術、基礎設施等，那么擁有這些能力的國家很大可能同時出口這兩種產品，且對這兩種產品都有比較優勢。產品的近鄰性是一個條件概率，它表示給定一種產品被生產和出口的條件下，另一種產品同時被生產和出口的難易程度。
2.出口產品集收入水平指數
出口產品集收入水平指數EXPY衡量了一個國家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附加值能力。
3.開放森林指數
Hausmann和Klinger(2006)把產品空間比作一片森林，產品比作樹木，企業比作猴子，有不同的家族，這就是國家。已經占據的樹林就是既有的產品結構，那么按照現在的跳躍能力(生產能力)，能夠占據但是還沒有占據的樹林，就是潛在的發展方向。開放森林指數OF衡量了一個國家或地區潛在的未開發的機會價值。
該指標整體上是使用產品之間的距離作為權重對出口產品的收入水平進行加總，但并不是針對所有類型的產品，而是對現在還不具有顯示性比較優勢的產品進行加總。其含義是一個國家現有產品結構和新產品的近鄰性越強，新產品的出口收入水平越高，那么該國潛在的可實現的收入價值就越大。
基于以上對各種指標的說明可以發現，它們有共同點和不同側重點。共同點在于，指標數值越大，表示在產品空間中的位置越靠近中心區域。不同的側重點在于，平均產品密度和產品空間地位指數衡量的是相對位置，除了包含這個位置信息之外，出口產品集收入水平指數還表示現有產品結構下一國在世界市場上獲得附加值的能力;開放森林指數表示一國潛在的可實現的收入價值。這就為后文的分析提供了不同角度，使得結果更加可靠。
三、實證研究設計
1.變量
本文主要的工作是實證檢驗產品空間位置的變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把人均GDP作為經濟發展的數量標準，檢驗前者和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第二，把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經濟發展的質量標準，檢驗前者和技術進步、效率提升等之間的關系。因此，被解釋變量主要有兩個：人均GDP(GDPpercapita)和全要素生產率(TFP)。把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過程簡單介紹如下。
四、實證結果分析
1.收入與產品空間位置
收入與產品空間位置之間的正向關聯性在經典產品空間理論文獻中已被多次提到，本部分使用計量方法系統檢驗兩者之間的關系。嘗試了如最小二乘法、隨機效應、固定效應或者控制不同變量等估計方法，結果是一致的，為了節約篇幅，僅展示個體固定效應檢驗的結果。
人均GDP和產品空間位置的回歸結果，模型1-模型5使用了不同解釋變量。從整體上來看，結果非常一致，所有解釋變量都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收入和產品空間位置之間有著非常穩健的正向關系。根據經濟增長理論中一般生產函數的設定，人均產出和資本正相關，和勞動力負相關。Romer(1990)建立了一個技術變遷的內生增長模型，強調了研發中人力資本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Jones(1995)用模型和實證檢驗了研發支出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這些經典文獻的基礎上，研發支出、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正向關系成為學界的共識。控制變量中，資本的系數顯著為正，就業的系數顯著為負，研發支出和研發人員的系數都顯著為正，與上述經濟理論的預測基本一致。同時組內R2穩定在0.75上下。這些再次說明回歸結果是穩健的。分模型來看，各解釋變量之間有細微的差別。
模型1用平均產品密度作為解釋變量，模型2用產品空間地位指數作為解釋變量，二者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但產品空間地位指數的t值為2.508，實際上非常接近1%的水平，且系數值是前者的約2.5倍。這與前文對指標的說明是非常吻合的，產品空間地位指數使用相對顯示性比較優勢為權重，既充分利用了原始信息又具有較好的數學特征，所以顯著性更強，系數更大。
模型3-模型5分別用出口產品集收入水平指數、開放森林指數、開放森林規模指數加上開放森林價值指數作為解釋變量，除了開放森林規模指數，其他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綜上充分說明，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在產品空間中越趨向密集的中心區域，它的收入水平就越高;越趨向于稀疏的邊緣區域，它的收入水平就越低。
2.全要素生產率和產品空間位置
理論上，通過認知近鄰性和中間品技術溢出等機制，全要素生產率和產品空間位置之間應該有正向關系，本部分使用計量方法系統檢驗二者之間的關系。 同前文類似，這里僅展示個體固定效應模型的結果。
展示了全要素生產率和產品空間位置的回歸結果，模型6-模型10使用了不同的解釋變量。從整體上來看，除了模型8之外，其他模型的解釋變量都在不同程度上顯著為正，表明全要素生產率和產品空間位置之間存在比較強的正向關系。控制變量中，研發支出和研發人員的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與收入回歸中類似，與經濟預期一致。不同的是，資本的系數顯著為負，就業的系數顯著為正，后者顯著性較弱。經濟增長或產出的提高主要有兩個來源，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唐未兵等，2014)，全要素生產率是包含在生產方程回歸余項里的信息，理論上它和資本、勞動力之間應弱相關或不相關。
本文的回歸分析主要是相關性分析，根據相關文獻的做法，考慮到資本深化、就業中包含的人力資本等因素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所以加入到了回歸方程中作為控制變量。對于此處資本的系數顯著為負的情況，可能的解釋是如張軍和施少華(2003)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定義，等于產出除以資本和勞動的乘積，所以它們之間產生了負相關。
對比來看，全要素生產率和產品空間位置的潛在調整方向之間比它和現有結構之間有更強的正向關系。需要指出的是，出口產品集收入水平指數的系數不顯著，部分原因可能和它的計算方法有關。范圍上，其他指數相對規范，而它存在異常值的可能性較大。綜上說明，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在產品空間中越趨向于密集的核心區域，它的全要素生產率越高;反之亦然。
相對于現在的位置，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與產品空間位置的未來潛在的調整方向關系更強。結合上兩個小節的內容，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經濟的發展軌跡和它在產品空間中的位置有很大的關系， 如果它能夠通過不斷的結構轉型從產品空間相對稀疏的邊緣位置趨向密集的中心位置，那么經濟發展就走在繁榮的軌跡上。相對來說，產品空間位置對收入的影響強于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五、穩健性檢驗本部分通過選擇不同但相似的被解釋變量進一步驗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實際上第四部分選取從不同角度衡量產品空間的解釋變量也做了部分相同的工作。
六、結論
從產品視角研究貿易和內生增長之間關系的經典文獻有很多，如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產品質量階梯模型，Aghion和Howitt(1992)的產品多樣化模型。產品空間理論主要是研究比較優勢演化下的結構轉型，而本文的主要工作就是實證檢驗結構轉型方向和經濟發展軌跡之間的關系。
本文梳理了產品空間理論中衡量國家層面產品空間位置的相關指標，包括平均產品密度、產品空間地位指數、出口產品集收入水平指數、開放森林指數及其分指標，利用人均GDP和全要素生產率從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衡量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使用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和世界銀行公開數據庫的相關數據構成的面板數據，對經濟發展和產品空間位置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主要得到以下幾個結論：
第一，產品空間位置從稀疏的邊緣區域趨向密集的中心區域對收入的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第二，產品空間位置的變化對收入增長的正向影響要強于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第三，按照是否含有價格因素把產品空間位置指標分為兩組，發現含有價格因素的指標對收入的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更加顯著的積極影響。第四，按照現有產品結構和潛在可調整結構把產品空間位置指標分成兩組，發現含有潛在可調整結構因素的指標對經濟增長有更強的積極作用。綜上，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經濟的發展軌跡和它在產品空間中的位置有很大的關系，如果能夠通過不斷的結構轉型從產品空間相對稀疏的邊緣位置趨向密集的中心位置，那么經濟發展就可能走在繁榮的軌跡上。
本文的研究結論可能有以下政策指導意義：第一，明確自身在產品空間中的位置，是邊緣還是中心，找準關鍵產品，實現從邊緣到中心的轉型，甚至跳躍。第二，結構的調整既要注意生產能力多樣性的獲得，填補空白產品，更要重視產品的附加值能力，這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第三，與現有產品結構的收入能力相比，現有產品結構的生產能力對潛在可調整的產品的生產能力之間的替代性才是關鍵，現有的生產能力適應性越強，未來的經濟發展越順利，Hausmann和Klinger(2006)研究中韓國和阿根廷的例子提供了很好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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