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全球危機下，美國一些政客針對中國提出了"撤資中國" "制造業外遷""去中國化""脫鉤論"等等觀點和動作。 就這個話題，筆者提幾點看法。
一、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最有效手段，"脫鉤""制造業外遷"等都不符合市場規律
當前全球水平分工的產業鏈布局和供應鏈結構，是全球生產要素以市場化方式自由流動、最優化配置資源所形成的，在疫情發生前具有相對穩定性。 疫情發生打破了這種穩定性，跨國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產要素時，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所以疫情所帶來的產業鏈調整，也必然要符合市場規律，而不會是少數政客的意愿。 美國等外資企業如果從中國撤資，就需要轉移生產基地，在美國或者其他地區重新建設生產設施、尋找產業鏈配套上的新伙伴。 這一過程對這些企業而言成本高昂，一定會有難以逾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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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產業重建所需要的資本投入難以保障。 疫情已經持續了半年，很多企業的業務基本處于停滯狀態，現金流極其緊張，很少有制造企業能夠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資重建工廠。 各國政府也難以給予這類企業相應的補貼。 而資本市場也因為企業業績下滑，失去了為重建融資的能力。 所以，僅僅為了政治目的而讓企業冒著資金鏈斷裂、甚至破產的風險，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二，產業重建的配套產業集群無法輕易建立。 如果一家企業遷回美國，不僅僅是一家龍頭企業的遷址，還必須要有產業鏈上企業集群的配套跟進。 在制造業分工如此細化的市場環境下，一家制造企業通常都有成百上千個配套企業，這些配套企業大多不可能搬遷到美國。 而失去原有配套企業，會導致搬遷企業產業鏈斷裂、制造成本急劇上升。 這也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
第三，產業工人的成本、素質難以平衡。 制造企業的全球選址，不僅要考慮選址地的勞動力成本，更要考慮勞動力素質。 與中國的產業工人相比，歐美勞動力成本較高，東南亞等勞動力成本盡管較低，但工人的基本素質往往也較差。 中國經過近40年的工業化、信息化進程，產業工人既有較高素質，同時成本還有比較優勢，因此綜合起來在全球占有相對優勢。
第四，美國的經濟結構制約制造業的發展。 想要發展某些產業，不僅要考慮上層建筑的主觀意愿，還要考慮國家的經濟基礎，包括金融結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等。 美國的產業結構中超過80%為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工業制造品基本依靠大量進口，其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并不適合發展制造業。
第五，制造業發展的基礎設施難以配套。 從總體上看，美國的基礎設施優越，但是這些設施往往都是服務于第三產業和城市人群的。 而服務于工業的鐵路、港口、信息網絡以及工業區所需要的七通一平等基礎設施，由于美國工業制造業的衰退而變得很不完備，短時間建設這些設施需要政府或企業天量的投入。 這也是基本不可能的。
因此，全球產業鏈的重新洗牌并不會像少數政客所希望的那樣出現與中國脫鉤，而是要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和更具韌性的方向發展。
二、疫情下的全球產業鏈重構 表現為結構性重構而并非搬遷式重構
最近20年世界制造業的發展形成了全球產業鏈的水平分工結構。 但是水平分工導致產業鏈條環節過多、運輸距離過長，會造成物流成本高、運輸時間長，從而增加全球產業鏈斷裂的風險。 一旦遇到自然災害、社會動蕩、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機，就會打破產業鏈平衡，從而給全球制造業帶來災難性的沖擊。
面對這種脆弱性，產業鏈重構最合理的方向就是讓這種產業分工能夠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產業鏈集群。 產業鏈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內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實現垂直整合型生產關系，是提高全球產業鏈抗風險能力的產物。 產業鏈集群的結構性重構，就是要讓全球最優秀的企業聚集到具有一定產業基礎的某一區域，產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參與國企業分享。 當前擔心疫情引發產業鏈搬遷之聲不絕于耳，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研究人員通過與產業鏈上的實際決策者--跨國企業家們的交流，發現這次危機其實會放慢貿易戰以來所謂的產業鏈搬遷趨勢，原因有二：
第一，搬遷意味著新投資，但全球衰退陰霾無人愿投。 經此一疫，歐美經濟估計需要兩年才能恢復元氣，中國以外的拉美、東歐、東南亞新興市場往往都具有薄弱環節，風險很高，容易被疫情、匯率、債務等因素引發連鎖反應、增加市場風險。 因此，跨國企業未來一段時間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現金、減少投資，而非搬遷所帶來的新資本開支。 他們的調研發現，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國以外投資設新廠，或者在其本國加大自動化投入的，這些意向當前紛紛被延期。
第二，中國在制造業產業鏈集群上的優勢是無可替代的。 以科技、媒體和通信(TMT)產業鏈為例，全球龍頭企業幾乎都認為，中國復工中所展現的管理能力，進一步驗證了它相對于其他新興市場的制造業優勢：在封城之后僅僅兩個月內，疫情受控，生產能力幾乎滿血復活，不論是紅黃綠碼的技術應用，還是體溫、口罩、食堂隔斷等公共衛生管理，以及員工的配合度，都遠勝于其他潛在的搬遷目的地，如東南亞等地，后者目前正經歷更坎坷的生產停擺、供應脫臼。
摩根斯坦利公司對跨國企業的調研還發現，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還都是揣測，但在跨國企業調研中有一點較為明顯：疫情促使下一階段的產業更重視數字基建，即云服務、物聯網、遠程服務等。 中國恰巧正在5G、數據中心、物聯網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上加速，中國未來的商業基礎設施應該會得到加強而非削弱。 所以這一次的全球產業重構一定不是簡單的搬遷，而是根據先進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礎設施、營商環境等生產關系要素進行的結構性配置，并基于此創新出產業鏈集群垂直整合的產業結構。
三、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上升，越是在世界經濟困難的時候越要堅持經貿合作的大方向
這次疫情對全球產業鏈造成嚴重破壞，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幾成定局。 在這一大背景之下，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繼續高舉全球化大旗，更合理地發揮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國各企業之間的分工配置。
形成既發揮水平分工的合理內涵，又發揮垂直整合的三低一高(低運費、低運時、低風險、高效率)的區域優勢; 既發揮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自由貿易協定(FTA)關于投資及貿易自由化的要求，又要求全球的產業鏈集群所在國營商環境國際化、法制化、市場化。 那種以鄰為壑、搞單邊主義和逆全球化是開歷史的倒車，注定不會成功。 人類全球化的方向不會變，資源優化配置有利于各國發展的內涵不會變。 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發展的，是在遇到問題、解決問題中前進的。 凡是能在歷史的螺旋發展中、解決產業更迭問題中擔當責任的大國一定是順應世界潮流的偉大國家。
近期，美國政府對中國的一些科技企業繼續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和打壓措施。 美國當局的這種做法是短視的、狹隘的，最后可能受傷害最大的是美國企業。 中國擁有1億多市場主體和1.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的人才，還有包括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在內的14億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 這幾十年投資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其產品70%以上是銷售在中國市場上的。
因此，不僅撤離中國等于丟棄市場，在一些高端產品上斷供中國更是自尋沒落。 美國限制向華為供應芯片的做法最終打擊的將是美國企業。 事實上，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具有配套齊全、綜合成本較低的比較優勢，也具備了支撐全球產業鏈變革的可能。 如果中美產業界攜起手來，以美國的高科技加上中國的制造業和超大規模市場，完全有可能開辟出一個又一個我們以前想都想不到的新產業，進而將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繼續推向前進，繼續將世界經濟的蛋糕做大，世界經濟也將會從疫情中很快恢復。
在這方面，中國政府是明智的。 習近平主席近日指出，我們將"以開放、合作、共贏胸懷謀劃發展，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我們深知，發展環境越是嚴峻復雜，越要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 為此，近期國家連續出臺了兩個重磅文件：一個是《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另一個是《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 這兩個文件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基礎上的新的飛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2.0版。 接下來，中國政府還將推出一系列擴大開放的措施，包括加快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 可以預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中國的營商環境將會得到進一步改善，進口將會進一步增加，綜合營商成本將會進一步下降，包括美資企業在內的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發展環境將會越來越好。
作者：黃奇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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