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互文性理論強調文本的動態生成過程，而翻譯則是社會語境中不同語言、文化、主體和權力話語下的產物。二者共生互補，相輔相成。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翻譯界對“意義”的討論一直無休無止。傳統翻譯觀認為譯作的意義就是譯文作者，即譯者根據原文作者理解的原文意思，或文本本身存在的意義。也就是西方文學讀解理論經歷的前兩個階段：作者(譯者)中心論和文本中心論，而本文擬從讀者為中心的角度來探討意義。文本的意義是在讀者對文本的閱讀中構建的，而這種閱讀常常帶有互文性。
互文性，又稱“文本間性”、“間文本性”、“文本互涉”，說的就是文本之間的關系。一切可感、可讀、可知的傳統意義上的物之存在(如作品、語言、文化等)，一切具有豐富思維活動與復雜心理活動的人之存在(如創作者、閱讀者、翻譯者、批評者等)，都是廣義上的文本。文本的互文特性是：每個文本意義的確定，都要以其他未出現的潛在文本作為理解意義的參照系。
對于“互文性”理論，學界已普遍認同這一術語出自法國符號學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在譯介巴赫金著作過程中，置身于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理論交鋒語境的克里斯蒂娃從“復調理論polyphony’’以及“文學的狂歡節化(thecarnivalizationofliterature)”中得到理論啟發，提出了“互文性”概念，認定任何一個文本都是在它以前的文本的遺跡或記憶的基礎上產生的，或者是在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中形成的。其實互文性這一中文譯名就是極為有趣的互文現象：克里斯蒂娃嘗試用法文構詞規則，在詞根前后加上詞綴發明了互文性一詞。互文性的英文前綴“inter”即表示“相互之間的”、“彼此間的”，即“相互、相涉、相融”的含義。而該詞中的“texto”在拉丁文中為“編織物”之意。據考察，該詞可以理解為紡織過程中線與線的交織與混合。有意思的是，作者所采納的譯名“互文性”中的“互”與“文”二字也與英文中的“inter”與“texto”大致相涉。“互”在古漢語中意為絞繩時將繩子交錯地收攏在一起，因而可以理解為“交錯”；而“文”原初的意思也帶“紡織品”或“紡織品的交雜色彩”之意。可以說，最初將“intertextuality”譯為“互文性”的譯者在翻譯時別具匠心地從西方以及中國傳統文字的記憶系統中調出了自己的互文性記憶，從而完成了這個互文佳譯。
互文性理論既適用于寫作領域，也適用于閱讀領域。文本的寫作是一個嵌入互文性隱喻的過程，而文本的閱讀則是一個調動互文性、產生互文性的運動過程。伊格爾頓將閱讀看成是對文本的一種重新寫作，于是被閱讀的作品無一例外被重寫過，被閱讀它們的讀者重寫、被閱讀它們的社會重寫。只不過重寫者并未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重寫行為。一般而言，對閱讀產生反思的讀者并不多，而且閱讀的目的因人而異。讀者的個人經歷、所處環境與作者不可能一模一樣，因而經過讀者互文性閱讀的作品一定會有新的闡釋。
讀者與所閱讀的文本之間也存在著一種廣義上的互文關系。讀者自身的互文性知識背景影響讀者的互文性閱讀，而進行互文性解讀的讀者自然而然也會受所閱讀文本的互文性影響，從而將新的閱讀結果納入互文性記憶體系中，再作用于下一次的互文閱讀，如此循環下去，永無止境。如果這讀者是一個特殊的讀者一一譯者，那么他的互文性閱讀就會直接影響到他的讀者對象，即譯文本的讀者。作為譯者的讀者與別的讀者互文性視野又不一樣，首先他的閱讀感受與原文讀者的閱讀感受就不會相同，與作者也肯定是有很大差異的，這樣一來，又引發了更多的、更豐富的互文性閱讀效果問題，包括譯文讀者的互文性閱讀效果等等。所以說，文本不可能是自足自主的，文本沒有確定性的意義。
讀者的閱讀角度也是應當考慮和可以參照的互文性因子。隨著時代的發展，總有一些讀者希望閱讀的過程成為一個更新記憶的過程，總希望每一次閱讀都會成為接下來另一個閱讀的新起點，而每一
次新的閱讀活動都能有新的發現。且這種閱讀也不是歷史的，線性的閱讀順序，而是一種互文式的循環。
讀者對文本的閱讀實際上也是一次意義生成過程，讀者的前理解與被閱讀文本、社會語境、潛意識等是環環相扣的。而論及翻譯這個環節，原文讀者與譯文讀者作為置身于創造與再創造互文網絡中的網眼，一同參與構筑該互文網絡，參與這種互文性的文本游戲。至于游戲的結果如何，那就不僅取決于這兩類讀者的知識素養和文學記憶這些歷時性的因素，也取決于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等共時因素。而相對于原文讀者的閱讀而言，譯文讀者對于譯文的閱讀就更為復雜。這種非線性的互文式閱讀要求讀者有足夠的知識網絡儲存和由此及彼的想象力，才能讀懂作者的互文創作。
文學解讀理論經過了作者中心論與文本中心論。作者中心論認為一切作品的意義都由作品的創作者，即作者決定。也就是作者在創作一切作品時都有特定的創作意圖，即作者是作品意義的唯一來源。文本中心論認為文本本身存在一個終極意義，閱讀的目的就是要尋求這一終極意義。然而到20世紀批評家們通過證明作者不再是作品意義的唯一源泉，摧毀了作者對作品意義的壟斷，又通過論證批評家、讀者是文學作品及其意義的建構者，為讀者爭取到了獨立地位。20世紀解釋學派、解構主義學派提出文本的真實含義并不是它“看上去”直接向我們所說的，它的意義只能通過對它所由產生的歷史情境或生活環境的嚴格準確的重建才能被發現。人們對文本的解讀是對文本意義的追尋過程。但“意義之源”并不是意義本身，不是理解發現了早已存在于文本中的意義，而是隨著理解的展開“生成”了意義。因此，本文意義是在閱讀過程中產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寫作本文時的意圖不可能完全吻合，總是一種延遲行為和意義偏轉的結果，更何況就連作者本人也不能確切地說出自己的創作意圖。因此，尋求本文原始意義的閱讀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閱讀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寫作，就是創造意義。
結構主義傳統的意義觀認為，意義是確定的、一成不變的。不同的讀者解讀同一個文本，他們可以得到一個統一的意義。但是，這種意義的同一性在互文性理論的參照下迅速崩潰。互文性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意大利符號學家艾柯認為，審美文本具有自我指涉和“含混”的特征，由于這種特征，
(黃念然，1999)艾柯解構了審美信息的最終譯解，同時間接地否定了意義的確定性。而克麗斯蒂娃則對意義的確定性發起了直接的攻擊。她將文本區分為現象文本和基因文本，認為基因文本“規定了表達主體的構成所特有的邏輯的運算”，是現象文本結構化的場所，是意義的之場。(黃念然，1999)
文本之間相互指涉，一個文本是另一個文本的吸收與改編。文本的相互交織構成一個意義的輻射體，意義的產生在文本的網絡中不斷交織、輻射、擴散、增生，因此意義不是確定的，一成不變的。
總的來說，人們對意義再度追問的一項成果便是認為文本意義具有不確定性，文本的意義不單單由文本自身決定，也不是由輸寫文本的作者決定，而是由讀者在對語言符號的閱讀過程中產生的，即讀者在意義的構建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傳統的翻譯研究將翻譯活動視為一部意義翻譯史，意義的地位堅不可摧。這點從翻譯理論學家給翻譯下的定義就可看出：蘇聯翻譯家費道羅夫說：“翻譯就是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在內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統一中業已表達出來的東西，準確而完全地表達出來。”蘇聯翻譯理論家巴爾胡達羅夫則給下了這樣的定義，“翻譯是把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在保持內容也就是意義不變的情況下，改變為另一種語言產物的過程”。而奈達的“翻譯即譯意”說，從根本上明確了翻譯的任務或使命所在。因此，意義便成了用來衡量譯文優劣的天秤。而本文從互文性閱讀的角度來探討翻譯意義的構建這一嘗試預示著傳統翻譯“意義”中心論迷夢的破碎。于是在討論翻譯時就應當把讀者閱讀，理解，接受狀況考慮進去。而不是傳統翻譯觀僅僅從“意義”上的一致與否來看翻譯是否成功。也因為意義已經被解構，而要從讀者的互文閱讀來看翻譯，從這個意義上構建“意義”。因此傳統的這一翻譯標準變得不那么確定了。
不同譯者對同一作品的翻譯也不盡相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譯的與霍克斯所譯版本在讀者群中所引起的互文性聯想就大相徑庭。因為不同的譯者作為特殊讀者，自身所具有的互文性知識就很不同，所以不同讀者對譯品會有不同的理解，接受效果。正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也正如魯迅所言：“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了《易》，道學家讀出了色欲，才子看見纏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也就是說作品中存在著很多的未定性和意義空白，而作品本文中的未定性與意義空白能促進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賦予本文的未定性以確切的含義，填補本文中的意義空白。文本的社會意義，審美價值及潛在的意義都需要在讀者的創造性互文閱讀中才得以實現。從這一意義上上講，意義在讀者的互文性閱讀中得以構建。
上文講到互文性理論已經顛覆了翻譯傳統意義觀，重新指出了意義的來源，即作者不是譯作的唯一來源，讀者也是其重要來源之一，而且讀者在意義的構建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在翻譯這一過程中，譯者發揮了不可抹滅的作用，而譯者是原文的特殊讀者，可歸結為讀者一類，當然譯者作為特殊讀者，在翻譯過程中也有互文性閱讀，而且這一互文景觀就更為精彩也更具研究價值。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高明的譯者和普通的譯者的真正區別在于前者能更深刻地進行互文翻譯。因此讀者要加強互文閱讀，注重平時互文知識積累，以便在閱讀的過程中更好理解文本。而譯者作為特殊的讀者也應當加強互文閱讀，更好地理解原文，譯出能夠最大程度引起譯文讀者互文聯想的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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