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早期的統一戰線理論，形成于中國建立初期，并隨著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確立而不斷發展完善。隨著民主聯合戰線與國共合作的發展，中國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論和主張。大革命失敗后，統一戰線工作的重心發生了變化，形成了工農民主的民族統一戰線。“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調整統一戰線方針政策，明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西安事變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確立，尤其是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的闡述，標志著中國早期的統一戰線理論走向成熟。早期統一戰線理論是從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際出發，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統一戰線的理論，奠定了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的基礎。
一、統一戰線主張的提出與民族聯合戰線理論的形成
從歷史發展的視角而言，早期對統一戰線主張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共產國際的影響。在成立之初，為了保證黨的純潔性和革命性，奉行完全獨立的路線，排斥與工農和士兵之外的其他力量的合作。第一個綱領就明確提出：“中國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系。”［2］3的第一個決議也指出：“對現有其他政黨，應采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我們應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2］8這種“關門主義”的態度，顯然是不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是不利于黨組織發展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中國在統一戰線理論及策略上的幼稚。
1922年1月，共產國際召開遠東各國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關于與民主革命派合作的決議，進一步重申了反帝統一戰線的思想。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雖然黨內對統一戰線仍然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數人同意了統一戰線當時黨的主要負責人陳獨秀曾撰文指出：中國應同無黨、及其他黨派，在勞動運動的工作上，互相提攜，結成一個聯合戰線（united front），才免得互相沖突，才能夠指導勞動界作有力的戰斗。［4］23這也表明了中國在建立統一戰線日，中央發表《中國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指出：“中國的方法，是要邀請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在上列原則的基礎上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這是首次明確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戰線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議作出的關于“民主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對民主聯合戰線的任務、黨在民主聯合戰線中應堅持的策略原則，以及黨在民主聯合戰線中的活動方式和有關政策都作出了規定，標志著早期統一戰線思想理論的初步形成和確立。1923年6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正式確立了加入、與中國合作建立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方針。
以民主聯合戰線為主要內容的民族統一戰線年破裂，存在了近五年的時間。隨著民主聯合戰線與國共合作的發展，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論和主張。
民主聯合戰線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統一戰線的基本形式。如何正確認識民主聯合戰線的性質和特征，是當時中國所迫切需要認識和解決的問題。
1．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必要性。早期人清醒地認識到，革命奮斗目標的實現，要通過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聯合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共同向封建式的軍閥進行革命的戰爭。“大家起來建立‘國民的聯合戰線’，推翻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這應該是人人所贊成的。解放中國也只有這條道路。”［5］147就自身而言，“工人階級的利益在中國占第一位。我們加入民主革命的陣線，完全是以他為達到工人階級奪得中國政權的一步過程；所以我們組織‘民主主義聯合戰線’是我們一種政策。”［2］63中國的刊物《向導》上的《國動與太上國動》一文也指出：“由歷年的事實明證：外國帝國主義不打倒，由他們時常售械借款所扶植的軍閥勢力是不會消滅的，中國民主主義政治是不會成功的，廢督裁兵理財等等也是不可能的。中國看得這種道理透澈，所以與成立國民革命聯合戰線，換過說就是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這樣的聯合戰線，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以及全國人民，都是必要而有益的。”［6］
2．無產階級在民主聯合戰線中如何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從民主聯合戰線提出之始，人就非常重視無產階級在這個聯合戰線中的獨立性問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的關于“民主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加入民主革命的運動，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來做他們的附屬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勝利可以完全解放無產階級；乃因為在事實上必須暫時聯合民主派才能夠打倒公共的敵人——本國的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之壓迫，不如此無產階級便無法得著為自己階級開始團結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戰爭期間，無產階級一方面固然應該聯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聯合與援助，決不是投降附屬與合并，因為民主派不是代表無產階級為無產階級利益而奮斗的政黨；一方面應該集合在無產階級的政黨——旗幟之下，獨立做自己階級的運動。”［2］65 聯合戰線的組織形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1923年5月給中國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就明確要求：“我們黨應當盡力找到適當的形式（如行動委員會或民族委員會等等），把中國廣泛的民主階層聯合在這個反帝的運動中。應當首先把和革命大學生組織吸引到這個運動中來。”［2］588在后來的民主聯合戰線，尤其是國共合作的實踐中，中國倡議以國民會議的形式，壯大國民革命聯合戰線月提出的對于時局的主張指出：“只有這種國民會議才可望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因為他是由人民團體直接選出，能夠代表人民的意思與權能。”［7］ 1926年中國提出的對于時局的主張中，也再次強調“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因為國民會議及國民會議的運動無論在全國或在一地方，都是民眾聯合戰線國民會議運動成為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也成為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一種重要的組織行動。［4］97
4．聯合戰線不能脫離群眾。民主聯合戰線是大眾的聯合，“聯合戰線必須是群眾的，必須努力獲得各派（反動派也在內）的群眾，和他們的領袖聯合是不夠的”。［5］113因此，在擴大和鞏固各階級群眾的聯合戰線時，“必須注意我們過去工作的缺點，使我們的口號能適合群眾的要求”，［5］124“要在群眾切身的日常生活問題去領導他們的要求，要利用這每個小的斗爭中去取得群眾，我們不僅注意工人的問題，農民的問題，并要注意一般市民的要求”，“要懂得各部分群眾的要求而會去領導他，使之皆成促進革命的勢力。”［5］125
國共合作是民主聯合戰線的核心內容，“現在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一切民權主義分子的聯合戰線問題，大部分就是與之關系問題。”［2］475民主聯合戰線實質上就是指建立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各種革命力量的大聯合、大協作。國共合作從1922年提出到1927年破裂，存在了近五年的時間，形成了相關的理論與主張。
首先，在國共合作中的任務。的性質，決定了只有在的幫助下，才能完成其在民主革命中的任務，“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農民的代表，中國對于他應當繼續合作的政策，竭力推引這一黨進行
革命運動。”［2］469從的人員構成來看，“依他的社會成份（階級分子）及歷史上的關系看來，客觀上不能有嚴格的集中主義及明顯的組織形式。他既有各階級的分子在內，決不能同等的代表各部分的利益，只有反帝國主義和民權主義可以做大多數平民群眾的斗爭的共同綱領。”“的性質既然是如此，所以的責任，就是使不斷的有規畫的宣傳‘宣言’里的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要求民權的原則。”［2］231 - 232 因此，的在國共合作中的任務，就是幫助擔負起領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責任，鞏固和擴大民主聯合戰線。
其次，如何實現同的“黨內合作”。在這個問題上，內部一直存在著爭論。后來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1923年6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關于國動及問題的決議案》，明確指出員以個人身份加入是實現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但同時強調：“我們加入，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并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革命黨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之基礎。”［2］147
其三，在與進行合作的同時不能放棄斗爭。“我們固然要幫助在實際運動上在組織上發展，同時也不可忘了在中的爭斗：反帝國主義的政治爭斗，農工階級的經濟爭斗”，［2］340通過這種爭斗來揭露的錯誤，促使其傾向革命。當然，這種斗爭的策略，是要團結、爭取中派，同時同進行解決的斗爭。這也是保證國共合作得以維系的關鍵。
其四，在與進行合作的同時，必須保持無產階級組織的獨立性與純潔性。“凡在可能的范圍內我們不必幫助組織上的滲入產業無產階級，不然，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不但是使先進的無產階級內心攙入混亂的種子，——產業的無產階級，是我們黨的基礎”，［2］237同時，“我們的黨應當竭力介紹同志到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經過這種的工人部影響到階級斗爭的發展而筑成統一的工人戰線可見，在進行國共合作的同時，對于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問題，是保持著一定的警惕性的。
其五，進行國共合作所應當防止的兩種傾向。如前所述，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內部開始時就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存在著“左”傾與右傾兩種錯誤。為此，1925年1月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對于民主革命運動之決議案》，對這兩種傾向進行了分析，認為“左傾的錯誤，是主張繼續做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反對加入，甚至反對參加國民革命，以為這是和資產階級妥協，使我們的黨變成黃色”；而右傾的錯誤比左傾的錯誤更危險，而且更普遍，主要表現，一是“以為我們既然以國動為中心工作，便應集全力于的工作，不必同時進行我們黨的工作”；二是“以為我們既然加入多階級的做國動，便只好采取勞資調協的政策，不便鼓動階級爭斗”。并指出：“我們參加民族運動，是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為了無產階級自己的利益，決不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若是忘了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及黨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運動中無產階級的經濟爭斗，若是忘了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革命之準備，而沉溺在資產階級性的民族德謨克拉西運動中，便遺無產階級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減少民族運動之革命性。這些右傾的危險，我們的同志應該時刻警戒在心”；同時，“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左傾的錯誤，如反對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這個錯誤，是顯而易見的”，“若要民族革命運動得到較澈底的勝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站在領導地位，同時這領導階級也要能夠抓住被壓迫的各社會階級的力量，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內軍閥及地主買辦階級）——作戰，才免得處在孤立地位，這是一個重要問題。”［2］335 - 338 正確認識聯合戰線中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
應當說，早期的領導層在建立民主聯合戰線、實行國共合作的同時，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還是保持著一定的警惕的。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談到這一問題時就曾指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對于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
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8］4因此，“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月召開的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的政治報告，針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面性，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指出：“我們此時對于資產階級的態度，應該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資產階級，使之接近工農群眾，而不完全為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所統治，以與資產階級爭此革命運動的領導地位，以防其將來之妥協；一方面極力鞏固各階級的聯合戰線，促進資產階級之革命化”，“我們若妄信資產階級可以革命到底，不預防將來之危險……這便是右傾的錯誤”。［5］169然而，在后來的國共合作的實踐中，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對此采取必要的預防措施，最終導致了國共聯合戰線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敗，使無產階級革命力量遭受了慘重的損失，這個教訓也是非常深刻的。
大革命失敗后，為了糾正黨內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制定新的形勢下黨的戰略、策略方針，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會議對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刻的總結，決定開展土地革命戰爭，統一戰線工作的重心也因此發生了變化。正如后來周恩來所總結的那樣：“大革命時期我們有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統一戰線，后來因為反動集團背叛了革命，使這個統一戰線破裂了。——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被打敗了，不得不退入鄉村，發動廣大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形式的紅色政權和工農紅軍。這個時期的統一戰線，是反封建壓迫、反統治的工農民主的民族統一戰線。‘九一八’以后我們才轉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背叛革命后，當時的中央已經意識到在國共合作的聯合戰線中，“只注意于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的斗爭，而忽略了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斗爭，”［9］50因此，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提出“本黨的任務是繼續的去爭領導權，——建立一個的革命聯盟，包含工農小資產階級，以反對封建分子及資產階級的領導，”［9］51并指出：“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中，無產階級必須在農民中得到同盟者。無產階級要提出急進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鞏固與農民之團結，向封建分子資產階級之反動奮斗。”［9］51
“八七會議”后，隨著土地革命的發展和工農民主政權的逐步建立，統一戰線的形勢與內容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與民族資產階級結合之聯合戰線，進于工農反對資產階級及一切反動階級之聯合戰線并在革命實踐中，逐步豐富了工農民主統一戰線的理論。
首先，中國革命的動力是工農階級，因此工農結成牢固的階級聯盟是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在1928年7月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指出：“中國現時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必須反對民族資產階級方能勝利，革命動力只是工農。”“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階段之中的動力現在只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10］299 - 300《農動決議案》進一步指出：“工人階級在農民中領導的鞏固，是土地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農動與工人運動密切的聯系，與鞏固工人階級與在農動中思想上與組織上的領導，是土地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10］364
其次，在農村中建立農民群眾統一戰線。“六大”的《農動決議案》指出：“過去農動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反軍閥地主豪紳的一切封建剝削的斗爭中，全體農民還可以結成政治上的統一的戰線因此，“在現在革命的階段，主要的策略，應該創設絕對大多數被殘余封建勢力剝削的農民群眾的統一戰線，從雇農起至中農止”，［10］357“并須在農民組織中，鞏固貧農與雇農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領導。”［10］357而在這個農民群眾統一戰線中，應當重視聯合中農的問題，“貧農與農村無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而斗爭，是土地革命的
主要動力，而與中農聯合是保證土地革命勝利的主要條件；中國提出之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政綱，必能得到廣大的中農群眾的擁護。因為中農群眾也是受地主階級各種封建剝削壓迫群眾中的一部份。”［10］356而在1929年8月通過的《中央關于接受共產國際對于農民問題之指示的決議》，進一步明確指出：“黨在農民斗爭中的總的路線，是建立廣大農民群眾之反封建勢力的革命戰線。貧農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動力，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雇農是黨在農村中的基礎”。［11］453
當然，由于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尤其是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限制，工農民主統一戰線的政策不斷受到干擾，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一些過激的做法嚴重脫離實際，脫離廣大農民群眾，特別是侵犯了中農群眾的利益。而奉行“左”傾路線的中央領導層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更是對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實行完全排斥的政策，也給土地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周恩來在談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時曾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醞釀時間很長，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漸向著這個方向發展。”［1］190 - 191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抗日民主浪潮。當時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控制的臨時中央雖然繼續奉行關門主義政策，但在策略上，提出了“創立廣大的反帝運動中的統一戰線的主張，雖然這依然是繼續“下層統一戰線”的方針，排斥中間力量，但這也表明已經意識到在反帝抗日的旗號之下，調整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的問題。并且在積極參與和領導民眾進行抗日武裝斗爭的實踐中，明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從現有材料來看，中央最早是在1933年1月給滿洲黨組織的信中，提出這一主張的。此信在談到我們黨在滿洲的戰斗任務時指出：“實現這些總的政治口號的成功，首先要靠著我們黨正確的和靈活的實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國主義，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統一戰線，并且要靠著奪取和保證無產階級在這統一戰線雖然這只是針對滿洲而言，但卻表明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重要變化和發展：
首先，在反日統一戰線的旗號之下，“除了下層統一戰線外，在某種程度和范圍內，或能實行上層的統一戰線當然，“任何的上層統一戰線都只有在我們能夠抓緊堅固的下層統一戰線和上層處于下層革命情緒的威脅下的時候，才可能和有用”，“能夠得著實行民族革命戰爭統一戰線
其次，要保證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和領導權。“無論在什么時候，都堅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堅決的無情的反對右傾分子把奪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策略，變為投降和作資產階級尾巴的一種企圖和趨勢。”［13］31
其三，在統一戰線中要堅決依靠農民。“我們保持最寬廣的反帝統一戰線，但要堅決的擁護農民的要求。一切員和革命的工人須明了，獨立的組織我們的武裝力量以及無產階級在反帝運動中的領導權，是靠著巧妙的和及時的援助和組織加入反帝統一戰線及正在斗爭著的農民。”［13］34
隨著形勢的發展，將建立反日統一戰線作為一項重要的斗爭策略，并且提出“應該大膽的與各種反動派別所領導的群眾組織與一切狹隘的愛國主義的團體結成反日的民族的統一戰線月，中央到達陜北，根據形勢的變化，確立了以統一戰線作為抗日反蔣的總的策略，《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提出了基本的要求：
第一，統一戰線的對象。“在階級觀點上說，黨不管什么階級（從工農起資本家止），若果他們不愿做亡國奴，愿盡一點救中國的義務，中國愿與之聯合以共同策謀抗日反蔣行動；再從政黨的觀點上說，不管什么黨（自黨至社會黨，，主義派止），若果他們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蔣的活動，有一點救國救亡的情緒時，中國都愿意很誠意誠懇的與之統一戰線以共同擔負起救中國的責任。”［14］565 - 566
第二，統一戰線的形式。“統一戰線的形式有三。一、上層統一；二、下層統一；三、上下層統一并用。在中國目前環境之下，此三種統一形式均可用，而依各地具體情形運用。”［14］566
要注意到各地具體的情形，要了解到該群眾斗爭的程度的經驗，而配合黨的統一原則，靈活的與群眾日常生活的迫切要求聯系起來，提出具體的為群眾所擁護的聯合要求”。［14］568
《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不僅對抗日統一戰線的一些基本問題作出了正確的規定，而且解決了自大革命失敗以來，長期被“左”傾冒險主義者拒之于門外、并當作主要打擊對象的中間階級的策略問題，從理論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確立作了重要準備。
（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會議。會議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聯軍和國防等問題，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對新形勢下統一戰線格局的變化進行了分析，指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各階級，階層，政黨，以及武裝勢力，重新改變了與正在改變著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民族革命戰線與民族反革命戰線是在重新改組中。因此，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14］604基本確立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策略方針。
瓦窯堡會議后，根據此次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主張。首先，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黨的基本策略任務：“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么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其次，指出了建立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其三，統一戰線的構成，“基本上依然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則可能增加一個民族資產階級。”［8］160的上述觀點，表明人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理論上已經基本成熟。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的再次合作，確立了國共聯合抗日的政治格局， “反蔣抗日”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也變為“聯蔣抗日”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日，中央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在全會上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以及結論等報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相關理論與實踐問題作了詳細的闡述。
1．如何科學看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自身獨特的特點，既不同于外國的統一戰線，也不同于國共合作時期的統一戰線，這些特點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性質與時代特征。因此，“深刻地研究與認識上述這些特點，才能采取恰當的政治上的政策與工作上的態度。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應付政治問題與工作問題，而是站在科學的基礎上正確地解決問題，抗日戰爭的勝利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與擴大，是需要這種科學基礎的。”［15］603
2．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長期合作的方針。“由于抗日戰爭是長期的，整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能夠且必須是長期的，其中主要的兩個黨——與的合作，也能夠且必須是長期的，這是一切政策的出發點。”［15］623 作的內容：“所謂長期合作就是長期的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包括所有階級、所有政黨、所有軍隊、所有，除民族叛徒外，一切都在內。而所有政黨，首先是國共兩黨，“采取正確的政策，進行必要的工作”，［15］624并且“包括戰爭中與戰爭后的國共合作，不是企圖在戰爭后又分裂又內戰的國共合作。”［15］625
其次，長期合作的組織形式：“為了保證長期合作，還要解決合作的組織形式問題”，“沒有這種統一的共同的組織，不利于團結抗日，更不利于長期合作。因此，各黨應該認真研究，找到一種最適合于長期合作的統一的共同的組織形式。”［15］628
其三，長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讓問題：所謂互助，就是“各黨都要發展，都要鞏固，任何一黨除了發展與鞏固自己之外，還應對友
黨的發展與鞏固取贊助態度”；［15］630所謂互讓，就是“我們曾經在政治上作過一些讓步，那就是停止沒收土地，改編紅軍，改變蘇區制度，這是一種政治上的讓步，這是為了建立統一戰線團結全民共同對敵的必要步驟。我們的友黨也作了讓步，那就是承認的合法地位等等。這種為了團結抗日為了長期合作的互讓政策，是很好的，很對的”；［15］631 “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16］537
3．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是當時內部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意見分歧的突出點。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錯誤地提出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對此，針鋒相對地指出：“所謂統一戰線，就是拿兩個以上的階級與黨派之存在作前提的。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勝敵，并須是長期的堅持，這是確定了的方針。但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也好，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一樣。”［15］646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中，進一步指出：“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針對王明所主張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16］540
早期的統一戰線理論是在革命的實踐中發展完善的，它的提出與形成，奠定了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早期統一戰線理論主要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統一戰線作為的“法寶”之一，是為其政治任務服務的。統一戰線的目標，就是聯合各方面的力量，實現黨的政治任務。由于在不同時期，黨的政治任務的不同，從而決定了統一戰線理論和策略內容以及組織形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在成立之初，根據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提出無產階級在未取得政權以前，“依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依歷史進化的過程，無產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2］45并明確提出：“中國的方法，是要邀請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2］45 - 46“二大”決議也明確指出：“我們組織‘民主主義聯合戰線’是我們一種政策。”［2］63民主聯合戰線的建立，對于實現“二大”以來提出的政治任務，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革命失敗后，領導的民主革命進入土地革命，革命性質和對象發生了變化，黨的政治任務也隨之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的統一戰線理論，也由民主聯合戰線轉變為工農民主統一戰線。工農民主統一戰線理論的提出，為實現土地革命任務，領導工農建立蘇維埃政權，聯合各革命階級進行土地革命提供了理論支持。“九一八”事變后，根據形勢的變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主張，統一戰線理論的發展，也為后來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策略的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因此，中國早期統一戰線理論，始終圍繞其在不同時期的工作重心，通過統一戰線聯合各方面力量，實現自己的政治任務。
早期統一戰線經歷了兩次國共合作的過程，統一戰線的一個關鍵方面，就是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與的關系。這個關系處理好了，統一戰線就取得了成功；處理不好，統一戰線就會遭受挫折，甚至失敗。可以說，統一戰線的理論與實踐，是在處理同關系的過程中逐步發展完善的。因為是當時的一個主要政黨，要
實現自己的政治任務，就必須同合作，結成統一戰線。但由于與的政治目標不同，這就決定了只能與合作而不能依附于，聽命于，這種合作是合作中包含斗爭，以斗爭促進合作。因此，這種合作的最好形式只能是統一戰線年的《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一文中，就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中國的革命，自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就由國共兩黨的情況起著決定的作用。由于兩黨在一定綱領上的合作，發動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就是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和北伐戰爭的勝利。這是兩黨結成了統一戰線的結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對于革命主義未能堅持，正當革命走到將次完成之際，破裂了兩黨的統一戰線，招致了革命的失敗，外患乃得乘機而入。這是兩黨統一戰線破裂了的結果。現在兩黨重新結成的統一戰線，形成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新時期”，“歷史的車輪將經過這個統一戰線，把中國革命帶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上去。”［16］364因此，統一戰線的實現，不僅需要政策的轉變，更需要國共兩黨以民族利益為重，求同存異，合作共事，才能真正建立牢固的統一戰線。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戰線的首要問題，是正確認識敵人和朋友
曾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8］3同樣，這也是統一戰線的首要問題。周恩來在《論統一戰線》一文中，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際情況，對這一問題作過詳細的分析和闡述。他認為，黨內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在統一戰線理論方面的錯誤，“首先在認識和對待敵人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很大錯誤”：右的錯誤是常常把敵人當成朋友，“左”的錯誤是常常把朋友當成敵人。并指出：“我們應該很好地分析，運用同志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方針，才不會犯‘左’的右的錯誤。”［1］209，210 - 211反映在統一戰線的隊伍上，就是要正確區分進步力量、中間力量和頑固力量，“根據這三種力量的分析，我們訂出了發展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孤立、分化和打擊頑固力量，也就是聯合大多數，反對少數，打擊最頑固的力量的方針。”［1］214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統一戰線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大資產階級，這樣大、這樣復雜的隊伍，如果不搞清楚，就會發生‘左’的右的錯誤。”［1］213 - 214在這樣廣泛的統一戰線中，存在著兩個聯盟：一個是工人階級和農民及其他勞動者的聯盟；另一個是工人階級同可以合作的非勞動人民的聯盟，主要是指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也包含特定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和一部分地主階級、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的聯盟。在這兩個聯盟中，第一個聯盟是基本的、主要的，參加這個聯盟的是屬于進步勢力的階級、階層和集團，人數上占絕對優勢，政治上具有極強的革命性，是統一戰線的基礎。只有首先鞏固和發展這個聯盟，統一戰線才能從根本上堅強有力，使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才能推動中間勢力向革命靠攏，才可建立、鞏固第二個聯盟，最終孤立、分化、瓦解直至消滅敵人。第二個聯盟是非基本的，但也是重要的。統一戰線本身可以說是上述兩個聯盟的對立統一。
統一戰線的建立和鞏固，必須正確地處理這兩個聯盟的關系，要放手發展和加強工農聯盟，使它成為統一戰線的基礎和依靠，并且盡可能擴大第二個聯盟，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時，要正確發揮兩個聯盟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它們互相促進。
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是由中國革命的性質及特點決定的，也是由無產階級的特點和的性質決定的。領導權問題是統一戰線的最根本問題，而堅持獨立自主的實質是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特別是在與的兩次合作時期，在自身力量弱小的情況下，尤其需要堅持獨立自主。早期提出統一戰線問題時，對如何保持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問題是有比較清楚的認識的。但由于受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在統一戰線中不能保持黨的獨立性，自愿斷送對革命的領導權，成為導致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過程中，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非常注意
強調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與獨立自主問題，并從理論上和實踐中不斷完善，通過這種對統一戰線領導權的爭取和保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推動了統一戰線的發展與鞏固，豐富和完善了黨的統一戰線理論。
早期統一戰線理論是從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際出發，根據黨的目標、任務而提出的，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一個成功的范例。它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統一戰線的理論，構成了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的基本內容，對后來的統一戰線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3］ca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 - 1927）［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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