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科白類滑稽戲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大抵全以故事世務為滑稽。”就任二北先生《優語集》所收錄的八十余個劇目來看，也多為“時事劇”。這些劇作在反映官貪吏苛、科考弊害、生靈涂炭的同時，較為集中地反映了關乎、民族及個人利益的兩宋黨爭，主要為“新舊黨爭”和“以和戰為黨爭”等相關內容，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為我們研究歷史和戲劇藝術提供了便利。
載于史冊的兩宋黨爭有“慶歷黨爭”、“新舊黨爭”、“慶元黨爭”。宋雜劇對“慶歷黨爭”沒有反映，反映較多的是“新舊黨爭”。此外，從北宋初以至南宋敗亡,宋王朝在遼、夏、金、元的不斷脅迫之下，一直是屈辱事敵。朝中的政治派別與政治斗爭，往往與和戰決策密切相關。于是主和主戰之爭又往往與朝中朋黨之爭糾結在一起，“以和戰為黨爭”，這在兩宋之交的雜劇中有較多的表現,
王安石變法的是非功過，歷史自有公論。令我們感興趣的是，當我們把宋代雜劇中相關劇作與約產生于南宋的話本《拗相公》、元雜劇中反映有關新舊黨爭中王安石、蘇東坡的政治糾葛的劇作，以及擬話本中《王安石三難蘇學士》這一系列作品對照研討時，我們發現在通俗文學領域中，蘇軾總是被肯定、被同情的對象，而王安石和他推行的新法以及有關的追隨者，則是被鞭撻、被諷刺的對象。
宋雜劇中，有兩個小戲是寫蘇東坡的。其中，《不笑所以深笑》是說其文句特點，《頭上子瞻》則是贊美其神采的。但此劇與新舊黨爭無關，而另一則小戲卻與黨爭相關：
東坡先生近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一聯曰：“優其幾而襲其裳，豈惟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腐囚言之。公笑曰：“近扈從宴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為戲者。一優丁仙現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眾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為解顏。”據宋代《王直方詩話》載：“蓋元祐之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沿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所以有這個笑劇。這個劇目原本也與黨爭無關，但到了徽宗朝，君臣崇尚熙寧變法，黨同伐異，曾在元祐間風行一時、士人們引以為式的“子瞻樣”便成為奸邪的象征。丁傳靖《宋人軼事匯編》引《師友雜志》曰：
崇寧初，衣服尚窄袖狹緣，有不如是者皆取怒于時。故當時章疏有云：“褒衣博帶，尚存元祐之風；矮帽幅巾，猶襲奸臣之體。”蓋東坡喜戴矮帽，當時謂之東坡帽；魯直喜戴幅巾，故言猶襲奸臣之體也。
宋代黨爭是十分嚴酷的，凡上了黨人碑的官員均遭貶放，死去的也要追貶。蘇、黃文詩被禁，凡黨人子弟不得入京城，不得與黨人通婚，甚至連蘇、黃所戴巾帽樣式，也在禁絕之列。《頭上子瞻》雜劇為我們透露了個中消息。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本為富國強兵、利國利民，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和可行性，但由于種種原因，最終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委，守舊派的反對固然是一方面，但其用人的失誤是其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法非不善,用人不當，原想利民，反為擾民害民，最后誤國、誤民，也害了王安石自己。晚年的王安石對此有過深刻的反省。他在《與參政王禹玉書》中曾痛苦地說：顧自念行不足以悅眾，而怨怒實積于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波常出于交游之厚。
熙寧間，王介甫行新法，欲用人材，或以選人為監司。趙濟、劉誼皆雄州防御推官，提單常平等事。薦所部官改官，而舉將自未改官。蓋用才不限資格，又不欲便授品秩，且惜名器也。其時多引人上殿，伶人對上作俳，跨驢直登軒陛，左右止之。其人曰：“將謂有腳者盡上得。”薦者少沮。廟堂之上，官府之中，“將謂有腳者盡上得”，連四條腿的驢頭馬面都可橫行一時，新法執行的效果，可以想見。
物，蘇軾曾譏之為“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奸邪”。這樣，新法的施行很快變了味兒。原本是王安石任下層官吏時行之有效的“青苗法”，變成了各級官吏攤派聚斂、搜刮民財的“行動”。所謂“青苗錢”，是指春秋播種之際，一些貧民由于天災人禍等原因，無力耕種，便向他們借貸種子錢，等耕種有了收獲之后，再連本帶息歸還。這本是于國于民均有利的事情，但在執行過程中，由于百姓上交“青苗錢”的多少成為一個官員升遷的資本和朝廷衡量一個官員政績的“硬件”，于是這項利民之舉，很快就成了名正言順的攤派——你借也得借，不借強行讓你借。貧苦農民耕種有困難，向借貸在情理之中。家道殷實的農戶，個人可以解決耕種問題的，“青苗錢”也被攤派到頭上。不僅農村攤派“青苗錢”，而且城中本不種田的“染坊”、“酒坊”之類工坊也被強行攤派。更有甚者，有些府縣為了鼓勵農民多借貸，竟在衙門外擺設酒肆攤點，讓妓女侑酒，鼓勵借了錢的無知農民“高消費”，然后用完了再借。于是宋詩中有“過眼青錢轉手空”之嘆。由于利息奇高，加上官府的錯誤引導，許多借貸了“青苗錢”的農民還不起錢款，被逼得賣兒賣女，流離失所。
由于要以“政績”作為升遷的資本，并且要以是否具有“改革意識”作為判別對王安石新法的態度或原則，于是在王安石整體的“變法”背后，就產生了許多地方性的、部門性的、官員個人行為的變革舉措。王安石的“新法”在轟轟烈烈的表象下透出了危險的跡象。
黃河水利問題一直是歷代頭疼的問題，把水利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放在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說是王安石新政極具眼光的地方。但具體做法則南轅北轍。據有關資料載，為解決黃河水道泥沙沉積問題，有人建議用“鐵龍爪”治河。方法是，用兩只大船，反復拉動一個大耙子，耙齒長達八尺，攪起泥沙，讓它流到大海去。當時很多人認為不起作用，而王氏認為切實可行，于是船造了，“鐵龍爪”有了，但攪起的泥沙馬上又沉了下去，黃河淤積如故。因此黃庭堅在囚禁中仍擲地有聲地說：“用鐵龍爪治河如同兒戲!”
人們常說有些政令舉措是拆東墻補西墻，是剜肉補瘡，但實際生活中往往是東墻拆壞了，西墻也沒補好。但這種“變革”措施，由于可以受到賞識，可以升官發財，所以一批官員樂此不疲，有關雜劇對這類官員和社會現象給予了尖銳的諷刺：
熙寧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t仙現假為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者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 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旁立者，曰：‘韓侍中獻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為奈何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語。職業官僚的“職業病”，即使已經到地獄，仍為希圖恩賞，故伎難忘，可為千古笑談。
王安石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科舉考試，但最終王安石的良好愿望都化為了泡影。宋代雜劇對此也有所反映：
王荊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于陸農師，學《易》于龔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全面研究王安石新法對科舉的影響，我們認為王安石為宋王朝的長治久安而改革科舉制度，或者說為變法培養人才而改革教育，都是應該肯定的。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欲以新法風行天下，運用行政手段使上令下達，甚至在學術教育上也采用以一人之觀點而一統天下之學術觀點，使主考者以其觀點為取舍標準，學子們為了自己的前途趨之若鶩，其弊不可勝言。蘇軾在《答張文潛書》中指出，王安石在學術思想上的專制引起文壇的凋弊，“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王安石詩、詞、文賦俱佳，但其弊病在于“好使人同已”。欲以一家之學術，統一天下之學術，以一家之文風，籠蓋天下之文風，只能是一花獨放，百花凋零，“彌望皆黃茅白葦”。更為可怕是，科舉指揮棒造成了人心的敗壞。據《澠水燕談錄》載：荊公在位，急進之徒爭趨門下，及朝廷詔令禁用《字解》，群相詆之。時人挽詞曰：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及后
頃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為小商，自稱姓趙名氏，負以瓦瓿賣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誤踏瓿倒，糖流于地，小商彈指嘆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語以王姓為“甜采”。王安石變法最終成了難以收拾的爛攤子，但這并沒有妨礙他成為追隨者利用的偶像。北宋末，其婿蔡卞兄弟擅權，王安石配享孔廟。于是雜劇舞臺上演了這樣一場喜劇：
蔡京作宰，弟卞為元樞。卞乃王安石婿，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于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顏、盂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情憤不能堪，徑趨從禮室，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于孟子之上，為此而止。
宋代雜劇所反映的兩宋黨爭的內容，另外一個較為集中的內容即是對和戰之爭的多角度折射。實際上，縱觀兩宋，和戰之爭幾乎貫穿始終：宋遼之戰、宋與西夏之戰、宋金之戰、宋與蒙古人之間的戰爭……宋雜劇對此也給予了較為集中的反映。
宋王朝對外作戰，十戰而九敗，往往是屈辱求和，割地納款。《土少不能和》一劇反映了宋王朝內部對戰和的復雜態度。從中可以看出，在戰場上總是“贏得倉皇北顧”的宋人，在談判桌上同樣喪權辱國：
乾統初(崇寧四年)，(牛溫舒)復參知政事，知南院樞密使事。五年，夏為宋所攻，來請和解。溫舒與蕭得里底使宋。方大燕，優人為道士裝，索土泥藥爐。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乎藉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驚，遂許夏和。
宋王朝曾聯金以滅遼，聯蒙以滅金，但即使在遼、金殘余軍隊面前，仍是不堪一擊，于是那些平時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在戰場上抱頭鼠竄的將帥成為雜劇中諷刺的對象：
宣和申，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為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為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為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可謂對童貫之流的絕妙諷刺。
面對著一次又一次的戰爭失敗和外交屈辱，宋王朝似乎無計可使，這情形正如被稱為“亡宋詩史”的汪元量詩中所說：“十數年來國事乖，大臣無計逐時挨。”而宋雜劇對這種君懦臣庸、士氣不振、民氣渙散的現狀也給予警醒：
金人自侵中國，惟以敲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有伶人作雜戲云：“若要勝其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槍，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鎖于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人皆笑之。[17](p425)
有人說，首二句應該是：金國有兀術,我國有秦太師。若是，則顯得太直太露，不如上文，曲終奏“雅”，讓人一笑之后，進行思考。金人能征慣戰，宋人不和即降,遭殃的只有老百姓。
對于“和戰之爭”的雙方，只要主和不是為了降敵，我們不應以和戰為是非。因為幾乎所有人都明白，只有有了強大的軍力、財力與綜合國力，才能把握和與戰的主動權——和戰在我。反之，和戰在敵。和與戰的辯證關系應該是針對局勢，權衡利弊，當和則和，當戰則戰。從長遠觀，和是為了戰。因為面對異族入侵，主權問題，民族之榮辱是沒有談判的余地的，最終只有用戰爭解決問題。但從局部看，當自己的力量還不足以克敵制勝，需要休養生息、積蓄力量時，量時度勢，就應同意維持一定時間的和平局面，甚
但理論上的認識和現實生活中的把握是兩回事。宋人的失誤在于不當和時主和，不當戰時主戰。于是主和者有賣國之嫌，主戰者往往因戰敗被攻擊。用宋雜劇中的話說，即“樊惱自取”：
韓侂冑用兵既敗,為之兩鬢俱白，困悶莫知所為。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是圣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傘。”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
韓詫冑北伐用兵，是為了以主戰固寵。因此當辛棄疾認為量度宋金雙方實力，宋欲北伐，需養精蓄銳二十年時，韓侂胄卻一意孤行，一敗涂地，最終丟了性命， 煩惱自取”。
由此生發出另外一個問題，韓詫冑以戰邀功，以功固寵，最終慘敗，固然可恨，但此時朝中主和派竟為了主和，擒殺韓伲冑，函首以獻金人，實在有辱國體。因此我們發現，新舊黨爭與和戰之爭的各方，均有利用政治斗爭謀一己私利的目的。主戰與主和，變法與守舊，只不過是他們隨時可以打出的一張牌而已，目的都是為了自己的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宋代相關雜劇極為犀利地揭示了這一點：
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銦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為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為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據游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途毀之，而加以冠巾。一道士失亡度牒，聞被載時。亦元祐也，剝其羽衣，使為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為引用，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在左藏庫，請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后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持梃杖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要錢!”是時，至尊亦解顏。另一則雜劇為：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彩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恢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發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環，為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遽以樸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請取銀絹例物，此環掉腦后可也。”一座失色，檜怒，明日下伶于獄，有死者。于是語禁始益繁。
兩個雜劇，一個寫在北宋黨爭中得勢的一位宰相，“元來也只要錢”，可謂一針見血!后一個雜劇則是諷刺秦檜迎合高宗之意，力主和議。因為只要保有半壁河山，便可享有榮華富貴。至于收復河山，迎回徽、欽二帝，則“掉腦后可也”。宋代雜劇反映現實政治的大膽犀利，令人嘆服。
綜觀宋代與黨爭與有關的雜劇，首先我們應該肯定的是，它們從一個獨特角度，以特有的藝術形式，對新舊黨爭、和戰之爭給和人民帶來的危害給予了較為集中的反映，典型地體現了雜劇關切現實、反映現實的“時事劇”特點。
其次，我們在把握研究這些劇作時，不應把劇中人物和歷史人物劃等號。比如劇中的王安石，與歷史中的王安石就有一定的距離。王安石是一位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其歷史作用，不可抹煞。但其推行的新法，愿望與結果之間有太大的距離。特別是他用人不當，至有“率獸食人”之譏。宋人筆記、小說中即有他兒子死后下地獄備受懲戒之說。還有一部小說，寫他由京城返金陵之時，有反對者偵知了他南歸的路線，在客棧寫滿了攻擊甚至是謾罵他的詩。借宿的民家，一個控訴新法逼死了全家十余口人，一個則因新法擾民，把家中的豬、狗、雞、鴨都叫做“王安石”，以咒其死后脫生為豬狗。這里就涉及第三個問題，即黨爭的雙方是否有利用雜劇去攻擊對方的問題。關于這一點，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有關資料印證了這一點。宋樵川逸叟《慶元》載：
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奏疏極言之。……大怒，陰與其黨密謀，去其為首者，則其余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乃于禁中。令優人效熹容止為戲，熒惑上聽。《宋史·韓伲冑傳》亦載：“朱熹奏其奸，侂胄怒，使優人峨冠闊袖像大儒，戲于上前，熹遂去。”
景祐末，詔以鄭州為奉寧軍，蔡州為淮康軍。范壅自侍郎領淮康節鉞，鎮延安。時羌人旅拒戍邊之卒，延安為盛。有內臣盧押班者為鈐轄，心常輕范，一日軍府開宴，有軍伶人雜劇，稱參軍夢得一黃瓜，長丈余，是何祥也?一伶賀曰：“黃瓜上有刺，必作黃州節度史。”一伶批其頰曰：“若夢鎮府蘿卜，須作蔡州刺史?”范疑盧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為城旦。因此，研究宋雜劇，除了研究其劇作內容的復雜性之外，還應注意其創作及演出背景的復雜性。
首先，“寓莊于諧”的表現手法是這些劇作的突出特點。宋雜劇與傳統的一些笑話作品有明顯不同，也同先秦的“優笑”、“優戲”不同。它們不是僅僅供一時之笑樂，而是借用喜劇的藝術手法，用幽默詼諧的動作和語言揭示某種人物、社會現象的本質。它運用喜劇的藝術手法，表現嚴肅的社會生活內容，這一特征在宋代基本形成，且影響深遠。元雜劇中諸如《風光好》、《李逵負荊》、《陳州糶米》都繼承并發揚了這種風格。
其次，由于上面稱引的資料都是對相關雜劇演出的片斷記載，不是宋雜劇演出的“全本”和原始面貌，因此，對于這些劇作演出時，不同劇作不同演員的表演手法也不能確悉。但以今度古，可以推知一二。在當日的雜劇舞臺上，演員的唱念做打，一定是疾徐有致的，演員會把握節奏，營造氣氛，創造出特定的戲劇效果。如《我國有天靈蓋》一劇，用快節奏的語言表達方能出彩，沒有了語氣節奏的把握將全無意味。
再次，現有資料僅記載的是劇作內容的基本梗概，具體的表演對白如何，難以盡知。翻檢有關文字，宋人莊綽《雞肋編》中的一條資料特別值得注意：“崇寧中，方嚴，凡系籍人子孫，不聽仕宦及身至京畿。……晁十二以道，自為優人過階語云：‘但仆元祐間詩賦登科，靖國中宏詞人等，尚之喚作哥哥，補之喚為弟弟。甚人上書耶?甚人晁詠之。’聞者莫不絕倒。”
任二北先生在《優語集》“語比”中曾寫了一段按語：“以道非優人，而襲戲詞口吻，以譏，故人語比。此真戲劇史料。緣北宋劇本無傳，何謂‘過階語’?亦向無說明。賴有此番摹仿，方知‘過階語’乃優戲腳色初登場時，自道身世階歷，俾觀眾了解劇情之說白，猶之后世戲臺上‘自報家門’，其文體則駢儷也。”
這段文字有兩點價值，一是它透露了北宋末黨爭禁錮士林的嚴酷，二是惟妙惟肖地再現了宋雜劇舞臺上“過階語”的內容和格范。《原來也只要錢》一劇中的讀書人上場后自報家門應與之相仿。循此例，則劇中一僧一道一宰相自報家門之情形可以想見。那么，加以合理“”，“復原”宋雜劇之演出劇本不是沒有可能。
以上是筆者對宋雜劇與黨爭做的一點粗淺探討。現在《全宋文》已完備，若用心檢討，一定會有新收獲。網羅相關資料，對宋雜劇的研究定會進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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