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中國，當工人提出工資增長等訴求時，場景中個體行動似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是大量的集體行動。是什么因素推動了這種行動的產生?在從個體行動到集體行動的過程中，其動員的中觀和微觀機制是什么？通過研究發現，社會結構變化、怨恨集聚、共同命運和宿舍空間是工人集體行動幾個主要變量，其線性序列構成工人集體行動動員機制。我國人均gdp已經突破4000美元，由于社會日漸斷裂，從而為工人集體行動提供了機遇；生活中的怨恨集聚為其動員提供了情感動因；集體命運在組織缺失下為集體認同動員發揮了重要作用；宿舍等公共空間為工人集體行動動員提供了獨特生態環境。
作者簡介：楊正喜，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勞資關系研究中心主任 （廣東 廣州 510642）
進入2010年以來，廣東各地多家企業發生停工群體性事件，與過往不同的是，工人不再是工資支付這種權利訴求，而是要求增長工資的利益訴求。場景中工人似乎開始覺醒，他們發現了團結的力量，工人個體行動正在逐步消逝，取而代之的是集體行動。廣東作為一個外向型的經濟大省，率先步入中等收入水平，從而成為中國最早遭遇轉型壓力的地區，工人渴望分享發展成果的利益訴求增多似乎成為一種趨勢。所以，我們需要正視工人對于工資增長的訴求。如果處理不好，工人集體行動不僅會拖累經濟的發展，還有可能導致社會失序，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因勞資問題引發的工人集體行動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20世紀末，隨著國企改革推進和市場經濟下勞動關系的重建，原有的“鐵飯碗”被打破，許多國企工人面臨下崗、失業的困境，甚至有一部分工人被推到了生存邊緣，在急劇社會變化中一時無法適應的國企工人則發動了許多集體行動。客觀現實推動了學術研究，它需要理論上的回應，以解釋國企工人的集體行動邏輯。我國學者對國企工人集體行動研究多是在非階級行動前提下進行的，研究議題主要是行動發生原因，并試圖用自尊、不公正、道義經濟、政治倫理、相對剝奪等來解釋其發生邏輯。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開始突破單一的結構和理性主義分析，過程分析和建構主義分析逐漸增多，如劉愛玉用情境-過程方法來分析工人行動劉愛玉：《選擇：國企變革與工人生存行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4 頁。；田毅鵬用“典型單位制”的社會框架來解釋國企工人行動田毅鵬、陶宇：《“單位人”集體行動的實踐邏輯》，《學術研究》2011年第2期。；佟新解析社會主義文化傳統對工人集體行動的“框釋”價值佟新：《延續的社會主義文化傳統：一起國有企業工人集體行動的個案分析》，《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同時還出現研究取向和方法的融合，于建嶸對安源工人行動研究即是一種嘗試。他強調工人行動不僅僅是所謂理性選擇，而更多則受制于家庭和情感紐帶，其對工人階級意識主體性建構、工人與干部及知識分子關系等的研究引人入勝。正因為此，裴宜理稱其對中國工人階級狀況進行的描述和研究堪與湯普森關于英國工人階級的經典研究相媲美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此外，有關工人行動研究不再拘泥于行動邏輯的解釋，包括工人行動策略、空間環境等議題也得到了關注，如吳同研究的工人抗爭所采取的“自我組織”與“遵紀守法”的策略吳同、文軍：《自我組織與遵紀守法:工人依法維權的集體行動策略》，《社會》2010年第5期。，李懷的“單位空間環境”對集體行動影響研究等李懷：《單位空間環境與職工集體維權行動的建構》，《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
在農民工集體行動方面，學者研究主要集中在行動產生因素及解釋框架等問題上。李靜君認為應然權利與實然權利差異推動農民工發出反歧視的聲音，集體動員極易在仲裁庭和法庭爭議中流向街頭，合法行動往往轉化成直接的街頭行動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160-161。潘毅則將階級、性別、家庭等要素置于工人行動分析中，她指出:由于一個有組織的打工階級形成受到阻塞，他們會展開短暫的、自發的罷工等集體行
。作為一個主體，其行動不能簡化為階級斗爭，其抗爭既是打工者對資本、制度的反抗，也是女性對父權制的反抗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 pp24-75。黃振輝等用底線正義來解釋農民工抗爭行動黃振輝、王金紅：《捍衛底線正義:農民工維權抗爭行動的道義政治學解釋》，《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譚深借用生存文化來解釋農民工集體行動，她認為作為弱勢的女工在與資方對抗中主要采用的是“忍”這樣的生存文化，忍是一個蓄積過程，是一個底限：在忍的一側，是生存的文化＋反抗的隱藏文本；超過了這個底限的另一側，就可能是反抗的公開文本。而反抗者之間的關系，是集體行動的基礎，是反抗行動的中介譚深：《弱者的反抗——圍繞一次搜身事件中女工集體行動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學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會和工運”研討會論文,2003年。。蔡禾則對轉型中國農民工集體行動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從整體上講，農民工的相對剝奪感、對勞動法規的認知水平、社會網絡規模和企業集體宿舍制度對其利益抗爭行為有影響。但在投訴和集體行動的方式選擇上，影響因素表現出差別，教育和網絡對投訴有更顯著的影響，企業集體宿舍制度對集體行動有更顯著影響蔡禾：《利益受損農民工的利益抗爭行為研究》，《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1期。。而謝岳用蒂利等人的政治過程理論來解釋農民工集體抗議行動。他認為盡管有關勞動關系的司法改革給他們帶來了行動的政治機遇，但是，由于這些政治機遇并不能保證他們行動的成功，相反，借助司法改革這個行動機遇，行動者卻經常遭遇行動的失敗。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農民工時常將溫和的“司法動員”轉變為激進的“街頭抗議”謝岳：《從“司法動員”到“街頭抗議”——農民工集體行動失敗的政治因素及其后果》，《開放時代》2010年第9期。。 工運動一直是學術研究的焦點之一。對于工人行動特別是集體行動的探討，西方學者更多將其放入集合行為、社會運動中來研究，他們甚至認為馬克思所說社會分裂創造了動員潛能成為社會怨憤理論源頭，列寧對黨的先鋒隊即組織的重視成為資源動員理論源頭，而葛蘭西創造工人階級文化構想成為集體認同理論源頭［美］塔羅：《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斗爭政治》，吳慶宏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7頁。。有關集合行為理論研究占主導地位的是社會心理學，心理狀態或者情感分析成為集合行為研究的取向，它強調集合行為來自于各種異常心理狀態，如不滿、疏離感、挫折等。到20世紀50、60年代，許多社會學家借助功能主義、沖突理論和符號互動理論來解釋集合行為，相關理論歸結起來主要有感染理論、趨同論、突發規范理論、政治抗議論和加值理論等neil jsmelser sociology njprentice-hall1991pp402-406。與此同時，伴隨美國民權運動興起，學者意識到當人們的集合行為變為一種有結構和秩序的行動時，這就形成了社會運動，即公眾為推動或阻止現有規則制度變化的、以目標為導向的有組織行動thompson, william esociety in focus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new york :longman1999p604。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相對剝奪理論被廣泛應用于社會運動領域。隨后，在批評相對剝奪理論中資源動員理論迅速崛起并占據主導地位gurney,tierney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look at twenty yea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3 (winter 1982)pp33-47，研究民權運動的學者wilson與lipsky認為，抗議多來自，他們缺乏體制內資源，無法以正常方式來爭取他們的利益，抗議是弱勢者所運用的政治資源。由于將抗議視為弱勢者的資源，也一并被視為是資源動員論的先驅何明修:《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研究》，（中國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第37期(2004年),第37頁。。而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麥卡錫和扎爾德，他們分析了社會變化導致流向社會運動部門的資源，如社會富裕使不少動員者時間、金錢增多，還有社會媒體發展等。隨后相繼出現以蒂利、麥克亞當等為代表的政治過程論和以甘姆森、克蘭德爾曼斯等為代表的社會建構論。研究內容可歸結為政治機遇、動員結構、集體行動框架和斗爭手法等幾個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是結構主義、理性主義、現象學和
總之，從歷時性看，有關集體行動、社會運動理論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社會運動和革命為什么會發生；二是社會運動或革命發展有什么規律。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個問題，而近些年則主要是探討社會運動或革命發生、發展規律尤其是其中觀和微觀機制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0頁。。在國內，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工人集體行動研究重點在于解釋其發生的原因，還較少有學者去探尋其發生中觀和微觀機制，而劉能的怨恨解釋、動員結構和理性選擇集體行動模型則被譽為切合轉型中國社會現實的本土化集體行動模型劉能：《怨恨解釋、動員結構和理性選擇——有關中國都市地區集體行動發生可能性的分析》，《開放時代》2004年第4期。。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后勞資雙方“共度難關、共克時艱”的蜜月期結束，勞資矛盾逐步凸顯，并呈群體化、復雜化、尖銳化的趨勢。以集體上訪、停工為主要形式的職工群體性事件頻頻發生，規模越來越大。僅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后廣東各地停工事件就超過100起。工人群體性事件頻率加快、規模升級，已進入了高發期和多發期。當代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幾成常態，是社會結構使然，是工人共享知識型構下的類型化，還是理性行動抑或建構行動意義？探討工人集體行動發生原因是問題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厘清其發生發展的中、微觀機制是什么？或者說它是如何動員起來的？了解其脈絡有利于我們將其納入制度化軌道之中，從而避免可能的社會動蕩，這對構建和諧社會有著重要意義。
按照社會運動著名學者麥克亞當的觀點，社會運動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社會變化，它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機遇。當社會變化影響社會權力結構，導致政治機會的擴展和社會運動組織力量的增強時，社會運動就可能產生。這是一個涂爾干式思路，它說明社會運動是社會變遷的產物，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會發現某一時期集體行動多而另一時段卻較少的緣由。
首先，我國人均gdp已經突破4000美元，開始步入社會矛盾高發期。一般認為貧窮是社會動亂的根源，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貧窮和動亂之間沒有肯定的直接比例關系，在20世紀50、60年代，發生暴力沖突最多的并非是赤貧，而是相對富裕的，一旦轉入較為富有行列，暴力沖突的數量又會明顯處于下降趨勢［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9-40頁。。按照世界發展規律，一個的人均gdp進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時，是這個的社會矛盾凸顯期。2001年我國開始進入這一階段，2003年至2008年，正是我國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間，2010年我國人均gdp是4000美元，而廣東已經突破7000美元，率先進入社會矛盾高發期。這種矛盾又是在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的背景下產生的，由于種種原因，收入分配向富人傾斜的時間過長，富人奢華和窮人貧困之間的強烈反差激起了社會的緊張情緒。勞動者與資本之間圍繞利益分配產生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增多，并成為當前諸多問題中最敏感的矛盾之一。一些社會底層群體面對利益矛盾時往往采取激化、尖銳、甚至惡性沖突的方式，從而使社會矛盾表現出多樣化、暴力化、群體化特征。而目前個別地區因勞資沖突演化成群體性事件的案例層出不窮。正如阿爾蒙德所言，“在貧富之間存在巨大鴻溝的社會里，正規的利益表達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窮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時而采取暴力的或激進的手段來使人們聽到他們的呼聲”［美］阿爾蒙德、小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頁。。廣東如果不適時處理好勞資沖突不僅會拖累經濟的發展，還有可能產生社會運動，導致社會不安定，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貧富分化加劇，社會日漸斷裂。從社會分層結構來看，改革前的社會結構主要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原有的以政治身份為標志的社會結構日益為以職業為基礎的社會分化機制所取代。受原有身份制體系影響，無論是原國企工人還是農民工，從總體上講由于其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缺失，在社會分化中成為社會底層，在整個體系中完全邊緣化
從勞資角度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過多注重效率，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資本獲得了超越勞動的分配。“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代表勞動者所得的勞動者報酬占gdp 50%以上，2001年后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所得的稅凈額和代表企業所得的固定資產折舊及營業盈余占gdp比重則分別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楊軍：《2010，中國經濟如何轉型？》，《南風窗》2010年第1期。工人工資沒有與地方經濟發展和企業經濟效益實現同步增長。不僅如此，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以及企業內不同崗位工資差距過大，一線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工資偏低。許多農民工不僅無法充分享受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而且其收入與城鎮居民相比增長過慢，他們并沒充分從gdp快速增長中分享發展成果，整個社會日益處于斷裂狀態。
最后，社會分層、貧富分化下政治機會結構固化使集體行動成為工人利益表達方式。按照美國學者eisinger觀點，抗議出現與政治機會結構（即我們常說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關，一般而言，在極端開放或在極端封閉的政治機會結構中抗議不可能出現，抗議更多出現在開放與封閉混合條件下。當前我國社會分層、貧富分化結果就是使政治機會結構固化，社會底層利益表達機制缺失。如果“在上層階級和底層階級之間存在強大的縱向社會和政治聯系的話，那么底層階級之中就很可能不會發生導致抗議運動的動員進程”［美］莫里斯等：《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劉能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頁。。而當社會不滿情緒得到強化，上下層聯系紐帶削弱之時，抗議活動則有可能產生，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正是我國勞資群體性事件的場景。同時，這一階層邊緣化狀況使其基本處于常規政治過程之外，由于缺乏組織，當他們選擇現行利益表達渠道等常規政治策略時，很容易被忽略掉，而群體性騷亂卻很難被忽略，因為它給社會穩定造成現實威脅。
總之，在轉型中國，“社會變化為政治動員決定著結構的和文化的潛力，政治動員只要不被政治化就會保持潛伏狀態”［瑞士］克里西等：《西歐新社會運動》，張峰譯，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頁。。隨著社會分層結構日趨定型，利益分化日益明顯，斷裂社會使得社會集團出于利益差異以及結構和文化的理由而對立起來，農民工等群體采取集體行動進行利益訴求從潛伏處顯露出來。和其他集體行動一樣，工人抗議起源于現有體制的不公平，并表現出行動主體改變現狀的集體努力。在這一過程中，角色是雙重的：一方面可能成為抗爭對象，迫使其將納入政治體系之中；另一方面，也可能被工人作為一種杠桿工具，來平衡勞資利益。而包容或排斥的不同戰略則決定著其權利訴求能否進入制度化渠道，這又在某種程度上削減或增加機遇。
對集體行動、社會運動的早期解釋融入了太多的社會心理學如著名的相對剝奪理論等。隨著資源動員理論的出現，社會運動研究中組織理論和功利主義經濟學模型占據主導地位，資源、組織獲得了更多關注，并被注入工具主義的理解。“用工具性術語對集體行為理論所做的批評，是不是由于排除掉了對價值、規范、意識形態、計劃方案、文化以及認同感所做的分析，而犯了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的錯誤呢？”［美］莫里斯等：《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劉能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頁。實際上，主體意識尤其是怨恨往往充當了集體行動的情感動因，如“恨”在表達韓國工人日常體驗并使之具體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恨”這種語言通常能強化有過同樣苦難經驗的人的受壓迫感覺，促使他們形成強烈的親近感，從而在形成工人集體行動和階級意識方面起到催化劑作用具海根:《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頁。。無疑，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為工人集體行動提供了機遇，但作為行動的主體，并非完全按照劇本行動的木偶式的演員，他們具有主體意識，尤其是受歧視、社會不公正以及利益受損而產生怨恨集聚，當這種情感壓抑接近一定限度時，怨
對工人怨恨可從兩個維度來檢視：一是日常體驗產生出來的怨恨，這種怨恨在農民工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農民工時常遭遇社會歧視、污名和妖魔化，怨恨多由此而生。農民工身份是戶籍制度安排的產物，而身份相關的社會事實的成立和維持，不僅有賴于制度上的安排，還與相關群體在日常互動中的建構和廣泛認同有關陳映芳：《“農民工”:制度安排與身份認同》，《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3期。。農民工身份類別通過和城市居民日常交往，、知識分子及大眾媒體的話語而被建構和符號化，并獲得了廣泛的認同趙曄琴：《農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構與空間型構》，《社會》2007年第6期。。作為一群外來者，與有“品位”的城市居民相比，農民工總是表現得有些“土”和“臟”。而類屬和身份是人們對認知世界、區分角色的有效途徑，人們總是會對類屬和身份貼上標簽，賦予其某種意義。骯臟、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當地加在農民工的身上。與此同時，媒體將農民工形象妖魔化，他們被建構成破壞市容衛生、素質太低、野蠻粗俗、愚昧無知的形象，這些貶損性評價構成了城市居民對農民工形象的評價圖式。社會治安、刑事犯罪，甚至是疫病控制等問題出現，都會被認為與農民工高度相關。這就是一種社會污名，即社會對這些個體或群體貼上貶低性、侮辱性的標簽，被貼上該標簽的人有一些為他所屬文化不能接受的狀況、屬性、品質、特點或行為，這些屬性或行為使得被貼標簽者產生羞愧、恥辱乃至犯罪感，并導致了社會對他們的不公正的待遇。而農民工也認識到城市居民對其污名、妖魔化，“別人的眼光讓我們感到低人一等”。無疑，社會污名、妖魔化使農民工形象被貶損，羞辱性的形象建構深深刺傷了農民工自尊心，在一幕幕場景展現中，怨恨被刻入農民工記憶之中。當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引發勞資沖突時，農民工記憶中的怨恨會迅速燃燒起來，并通過沖動、情緒化甚至是暴力方式的集體行動來釋放。驗產生出來的怨恨。離開鄉村進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這不僅意味著農民工空間的轉換，他們還必須接受工業勞動體制。它一方面將農民工鍛造成所需要的勞動力類型，即那種溫順、服從、勤勉、任勞任怨的類型；另一方面，我國華南地區中小型企業大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投資者多來自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也有一部分來自日本，它們主要是上世紀80、90年代從東亞經濟中轉移到中國大陸的家族企業，他們強調傳統儒家觀念，在管理中要求工人絕對服從與忠誠ying zhu globaliz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ir impact on labor relations and regulation: the case of chin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bo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volume 16/1,5-242000pp17-18。這些中小型企業通過各種符號確立起企業主在工作場所至高無上的權威，從而構建出等級主義和權威主義的產業關系。
首先是企業通過符號控制建立工作場所甚至是社會生活中的等級主義。20世紀80年代，廣東承接港臺地區以及日韓等國的服裝、鞋帽、玩具、電子等制造業的產業轉移，逐漸發展成為世界工廠中心，其勞動力主要來源于內地年輕農民，他們被稱為“打工仔”和“打工妹”。這些工人基本都被要求穿上標有企業名稱的工廠制服，在進出廠門時還需佩帶廠牌。普通的員工工廠制服較為簡單，尤以藍底工衣最為常見，而職位較高的員工制服則美觀了許多。除此之外，企業會為職位較高的員工提供獨立的食堂和宿舍，而這些所謂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只能流連在擁擠不堪的食堂和宿舍。所有符號差異都是為了強化“打工仔”和“打工妹”與管理方之間身份的區別，強化工作場所甚至是社會生活中的等級主義。
其次是構建起工廠專制的勞動體制。按照布洛維的觀點，資本主義工廠政體分為專制政體和霸權政體。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階段，強制占據主導，體制大多都是專制體制。在當代，“同意的重要性上升了而強制的則下降了，實際上，強制的運用本身也變成了同意的對象”［美］布若威: 《制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李榮榮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3頁。，勞動體制由專制轉向霸權。但在華南地區絕大多數工廠仍是專制政體。在工作場所，資方管理人員擁有高度權威，他們通過肆意
最后，通過以計件為基礎的薪酬體系制造甘愿加班，形成“趕工游戲”。在當代產業分工中，原有的以垂直分工為主導的國際分工被復合網絡型的新型國際分工取代，國際分工不再是產業、產品的分工而是產業內、產品內工序分工。國際產業分工的內部化使得一國的競爭優勢不再體現于最終產品和某個特定行業上，而是體現在該國在全球化產業的價值鏈所占據的環節上汪斌：《全球化浪潮中當代產業結構的國際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頁。。在代工企業集中的廣東，由于處于產業價值鏈最底端，為獲取國際產業鏈中微薄的利潤，超時工作成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慣用手法。相關資料顯示農民工每天工作8小時以內的僅占1370%，在8-9小時之間的比例達到4030%，在9-10小時和10小時以上的時間段分別占2348%和2250%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頁。。勞動密集型企業薪酬設計主要是以底薪加計件工資為主，加班費成為工人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獲得更高收入，員工自愿加班，形成“趕工游戲”。“因為現在控制了，加班時間在80個鐘以下，但據我們調查，80%的員工都希望加班，而且時間是在110小時以上。”2011年4月11日廣州市總工會座談會jp企業代表發言。“工人很樂意加班……如果工人不加班，只能拿到基本工資，就會覺得待遇不好。”2011年3月30日在深圳科技園與ss*led科技人力資源部經理的訪談。如同具海根所言，在給予適當收入，在他們身體能夠承受的情況下，工人是歡迎加班的，有些工人甚至喜歡選擇有更多加班機會的工廠具海根:《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頁。。為了城市的夢想，為了生活，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會忍受工作中令人難以置信的艱辛。
時代變遷讓老一代農民工逐步隱退，80、90后新生代農民工成為產業工人主體。“可能每個人都是尋夢的，80后、90后的夢想跟老一輩員工來比，更加接近城市。他們跟城市小孩有同樣的夢想，他們希望融入城市。”2011年4月18日在東莞對wj企業工會的訪談（工會自己是80后女性）。但高昂的房價，自身能力欠缺讓他們很無奈，“感覺很迷茫”。與60、70年代出生的工人相比，新生代員工有著更鮮明的特點。他們不太喜愛企業嚴格的管理和相關規章制度，這制約了他們的自由；作為一個消費性群體，企業工資往往難以支撐其巨大的消費支出；他們不希望是城市看客，制度性約束使城市成為他者的世界，他們對未來感到迷茫。鮮明的個性特點使他們不再成為企業簡單的管理控制對象，而是企業管理控制的挑戰者。一旦資方行為損害其利益或者不符合其意愿，怨恨積聚到一定程度，抗議行動就會產生。
從南海本田事件來看程元、李亞蟬：《本田佛山中日員工工資相差50倍，數百人罷工》，《每日經濟新聞》2010年5月20日。，工作場所怨恨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工資過低以及工資增長極其緩慢，工人并沒有分享企業快速增長帶來的利潤。南海本田一線元、電線元。工資數額不僅低而且增長緩慢。許多員工反映：我在本田干了兩年半了，第一年工資漲了28元（理由是剛起步很多項目還沒投產）；第二年漲了29元 （理由是部分項目尚未完全投產）；到了第三年在項目全部投產后也僅加了四十多元。第二是不同工人間工資差距過大，加劇了工人怨恨。與中國工人的拮據相比，有一批特殊的工人——日本支援者，他們卻享受著高工資高福利。一個二十多歲的日本支援者曾自稱每月工資有5萬元人民幣，這還不包括令人艷羨的補貼和福利。以部長為例，每月收入可達10萬元人民幣以上。日本那邊經常會派支援者過來，支援者吃住行全包，每天還有三百多美元的補助，相當于普通工人兩個月工資。在10個支援者中，可能有4個是年輕人，有的只有二十幾歲。他們干的事許多中國員工也能做，說不上為作出了多大的貢獻。這成為引發工
人不滿情緒的主要原因。2010年佛山市將最低工資標準從770元提高到920元，資方把工人的工資收入中的330元補貼扣去150元算入底薪，工人實際月收入保持不變。工人提出近來物價上漲導致生活緊張，希望能把工資提升到2000-2500元。在工人合理訴求遭到拒絕之后，因不公正引發的怨恨開始升溫、蔓延，最后終于引發了停工事件。 組織缺失下的認同動員
在集體行動中，怨恨集聚為行動的出現提供了情感支撐，但此時的怨恨大多還是個人層次的怨恨，這種個人怨恨還須轉化為集體怨恨，集體行動才有可能。除此以外，即便是有了怨恨集聚，集體行動并不一定會發生，或者說剝奪只是充當了背景因素的作用mccarthy, mayer zald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1973pp1-20。正如扎爾德所言，“不滿情緒或剝奪并不能自動或輕易地轉化成社會運動，尤其是高風險的社會運動”。作為參與的個體要權衡成本和收益，對參與集體行動要有理性評估和選擇。同時，集體行動產生需要組織、資源等，“資源需要被動員出來并組織起來，因此組織行動十分關鍵”［美］莫里斯等：《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劉能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頁。。因為持續的抗議或抗爭，需要組織基礎和持續的領導oberschall anthony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2 p119。但在珠三角等地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中，往往是李靜君所講的“野貓式罷工”，絕大多數工人抗爭是自發和無組織的，并且其抗爭目標主要是經濟利益訴求lau, raymond wk china: labor reform and the challenge facing the working class,capital & class(61) 1997p46。由于資源動員理論所強調的組織、資源等社會運動要素是植根于歐美制度化院外政治、利益表達背景之下，在公民社會中組織可以自由設立，而現行中國工人缺少資源動員理論所需要的資源、組織等，或者說按照資源動員理論來看，工人集體行動是很難發生的，但事實是它不斷發生，所以我們必須闡明在組織缺失背景下，個體怨恨如何轉化成集體怨恨并被建構起來，這種共同命運感如何激勵集體行動并導致其發生的。
集體認同感就是從成員的共同利益、體驗和團結中演化而來的群體的共享定義，它包涵邊界、意識和對話三個要素 ② ［美］莫里斯等：《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劉能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128、131-134頁。。通過組織這一載體，在個體互動社會情境中集體認同被建構起來，從而使集體行動變為可能。而在中國語境下，絕大多數集體行動是沒有正式組織的，所以與其說是集體認同的建構還不如說是共同命運體的建構，即個體通過一系列行為建構起共同的命運感。
首先是群體類別化或邊界的確定。身份認同往往是在類別與邊界的互動中完成：通過確定群際關系和群際邊界，類別得以區分；類別化則又從主觀層面使邊界得以強化。一般而言，種族、性別、階級等是一種最為顯著的邊界標記，“邊界標記既可以是地理的、種族的和宗教的特征，也可以是更為象征性地建構起來的差異，比如社會制度和文化體系”。中國獨特現代化歷史進程形成了城市和鄉村以及工人和農民的分野，并由此形成相應的社會制度。農民工對其主體地位的認知是深嵌于現行社會制度和文化體系的，他們知道“農民工”是一種社會身份的符號標記，區別于城市居民、本地居民的標記。除此之外，農民工可以說是用人單位中最底層的雇用者，他們明顯又區別于資方和管理層。在一個邊界相對清晰社會中，農民工完成自我類別化，形成打工仔/打工妹這樣的身份認同。
其次是群體意識的形成。“邊界把人們劃為某個群體的成員，但是只有群體意識才賦予集體認同感以更重要的意義。”②群體意識建構是通過語言文字、行動等來傳遞群體意識，在互動中被鍛造出來的。這與湯普森所說階級意識形成似乎有些相似，階級和階級意識不是一種固化結構的產物，而是在動態中形成，是工人階級自己鍛造了自己，而不是被鍛造出來。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不管這種經歷是從前輩那里得來還是親身體驗），感到并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時，階級就產生了。而階級意識是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
加以處理，它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英］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前言)，錢乘旦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與傳統國企時代的工人相比，對于市場化變革下的工人尤其是農民工而言，其階級身份認同是模糊不清的。階級身份模糊阻塞了工人集體意識形成，這使得工人群體意識在一種悖論中被鍛造出來：一方面，利益和地緣觀念對群體意識形成及穩定卻有著雙重碎片化作用；另一方面，當工人全都受到利益損害時，不分彼此的共同利益使群體得到認同。為降低雙重碎片化對群體意識影響，組織資源、行動或象征性符號成為激發共同命運感、促成群體意識的形成的催化劑。在南海本田停工事件中，2010年5月17日上午，變速箱組裝科的員工宣布停工。據了解，停工動員組織資源主要有兩個：一是運輸工人上下班的班車，另一個是手機和網絡。南海本田一般由汽車接送工人上下班，工人平時在上下班的車上聊天，大家都對工資很不滿，怨氣很大，一說就有共鳴，這為以后停工動員奠定了基礎。到17日早上，組裝科兩位停工事件核心員工號召工人停工，“工資這么低，大家別做了”，最后幾十個工人到廠區的籃球場靜坐示威。工人在籃球場靜坐時，罷工的消息通過短信在工人中迅速傳播開來。到中午時分，網絡論壇上也出現有關南海本田工人停工事件報道，工人甚至為此動員工人停工建立qq群，網絡成為他們動員的重要手段。在網絡的互動中，共同命運感在不斷集聚，最終建構起集體認同。
最后是對話的展開。有了邊界區分和群體意識，集體認同還需要日常行動對話來建構這種認同，完成由個體向群體的轉換，或者說集體認同是在溝通與對話的個體中創造出來，而不是由孤立的個人創造出來的。同時，在中國特殊背景下，抗議的社會建構無法發生在公共話語層次和運動的勸說性溝通層次，它更多是在行動的一幕幕進程中意識得到提升。在個體對話中，群體邊界、群體意識以及對集體行動成功的預期都被建構出來。“這些預期在某種程度上是自我實現：相信集體行動將獲得成功的個體，其人數越多，則集體行動就越有可能實現，而當局也越有可能做出回應。” ［美］莫里斯等：《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劉能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頁。首先，在上下班的汽車中，工人個體間對話，使得對資方共同的怨恨在工人胸中不斷堆積，推動了南海本田工人集體認同的形成；其次，停工中統一行動強化了集體認同。從最初停工行動開始，在核心工人推動下，工人有了初步統一行動。5月21日，南海本田公布了加薪方案，卻成為再次停工的起點，5月22日工廠的廣播宣布解除兩個核心工人勞動合同，直接促成工人統一行動。這些工人戴著口罩、身穿白色工裝，潮水般涌向籃球場，高唱國歌、《團結就是力量》，并形成統一的口號：“不達要求，罷工到底！”這些都成為集體認同動員符號。在無數的對話與溝通中，集體認同感、對集體行動成功的預期被成功建構出來，大規模集體行動也就在所難免。 空間：動員空間環境
在集體行動中，除組織建立、集體認同形成外，空間環境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集體行動動員中，組織和空間環境往往形成一種反比關系。由于“組織和社會運動積極分子網絡往往能更為有效地進行動員活動，以人群聚居而形成的空間環境就不太可能成為運動動員的主要因素。簡而言之，因為一個組織能運用它的資源來更有效地進行社會運動動員，組織性較好的社會運動動員方式將較少可能性以空間環境為基礎”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頁。。在當代工人集體行動中，組織匱乏以及階級意識模糊，使得空間在集體行動動員中的重要性超過其他要素。
與其他不一樣的，在我國華南地區許多工人勞動、生活空間是同一的。他們不僅在工廠工作，還住在由工廠提供的宿舍中。其居住的勞動宿舍以及基于宿舍而形成的關系網絡則成為工人最主要的動員手段。有學者認為勞動控制與抗爭的辯證關系在工廠的宿舍空間中被充分地呈現出來，勞資雙方都在有意識地通過對這個空間的控制來強化各自的權力。在宿舍勞動體制中，居住與勞動的高度聚集使得工人有可能發展出集體性的資源，并有助于動員工人向工廠管理者發動集體性挑戰任焰、潘毅：《宿舍勞動體制:勞動控制與抗爭的另類空間》，《開放時代》2006年第3期。。在這里，宿舍勞動被作為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而
在由提供的宿舍中，一般要住12-16人，宿舍擁擠不堪、通風不暢、燈光昏暗、沒有隱私和個人空間pun ngai women workers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in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china, gender and development vol12,no2,2004 pp29-36。這種由提供的工人勞動宿舍在珠三角地區比比皆是。雖然企業通過全景敞視空間以及強制紀律來強化對工人的控制，但它將工人這一群體置于同一空間下，則又促進了工人之間主動或被動的人際交往，從而有可能形成某種非正式的社會網絡。在這樣的網絡中，一方面它有可能為異鄉工作的工人提供經濟上、生活上和感情上的依靠，成為他們持續流動、改善生存境遇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在與資方的對抗中，由于利益的一體化則又可能促成他們的團結，構建起較強的社會關系。當然，資方因害怕工人有組織行動，人為地將工人隊伍分割開來，并制造一種結構性障礙阻止有組織的工人抗爭。其中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將有共同地緣、親緣的工人分住于不同宿舍，工作于不同流水線，減少其交流互動的機會，加上工人高流動性，使這種非正式網絡建構變得異常艱難。但即便是社會網絡的缺失，宿舍大量聚居也為工人建立集體認同以及采取集體性行動創造了條件。因為許多集體行動發生并不需要資源動員理論所說的群體密集而持久的橫向關系，它所要求的是技術資源、空間環境而非組織資源。“生態環境不但促進了以組織和網絡為基礎的運動動員，同樣重要的是，它把大量思想和經歷相似的人員聚集在同一社會運動空間內，從而為一個一哄而起的運動創造了條件。”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頁。
雖然宿舍勞動體制為工人建立組織和網絡提供了便利，但現實是在宿舍空間中工人組織化還是很弱，他們更多是原子化的個體。所以，在南海本田的停工事件中，籃球場則代替宿舍成為工人集體行動動員空間。4月底，停工事件的核心員工譚某準備辭職，而這時他心中蘊藏一個想法：要領導一次罷工，迫使資方提高工資待遇，走之前為工友謀點福利。5月17日早晨，譚某像平常一樣坐班車進入廠區。7點50分，到了開工的時候，譚某按下了流水線上的緊急按鈕，流水線被鎖上，他號召大家不要做了。幾十個員工走出車間，走向車間外的籃球場靜坐示威。協商失敗后的5月22日和23日，在譚某號召下，籃球場聚集的工人達到300多人，密密麻麻到處都是。我們所看到的工人集體行動基本上是在沒有組織和網絡的情況下，在籃球場這一生態空間情境下資方行動等消息很容易在工人中擴散，對資方的怨恨積聚也容易傳播，工人的行動也容易受到相互影響，“以行動者和事件為出發點，可以把微觀水平看成每個行動者控制著一個事件，即行動者自身的行動。如果出現集體行為，則意味著如上情況發生了變化，即行動者已經把對自身行動的控制轉讓給他人”［美］詹母斯?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上），鄧方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頁。。在籃球場上，工人間相互砥礪，集體行動得以持續。
總之，中國目前已處于社會矛盾多發期，工人集體行動隨處可見。由于缺少結構性條件及大型話語和意識形態的支持，中國在短期內不會爆發大規模社會運動或革命。隨著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為集體行動提供了機遇，這也許就是我們常說的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一般而言，組織化水平與行動中暴力程度成反比，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大多缺少組織化，雖然大多都比較理性，但破壞性不容低估。因為，“當一個社會中各種成分缺乏有組織的集團，或無法通過現成的有組織的集團充分代表自己的利益時，一個偶然的事件或一個領袖的出現都有可能觸發人們蓄積著的不滿，并會以難以預料和難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發”［美］阿爾蒙德、小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頁。。顯然，我們需要將工人納入工會體系中，避免工人行動無組織化帶來破壞，以消除其對社會穩定造成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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