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歐盟的一體化進程中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在現代社會里,政治合法性不僅來源于公民與的“社會契約”,而且還依靠的政績特別是在經濟上的政績和由此產生的公民對政治權威的態度。為了解決這種危機,歐盟應該有相應的應對措施:第一,提高公民文化意識,幫助公民理解政治活動的目的和的基本管理運作;第二,增加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和對政治結果的個人影響力。
歐洲人在公投憲法時明顯表現出對歐洲公民身份的缺損。“歐洲公民”這一意識概念早在上個世紀末就提出和實施,但從其成效來判斷,它卻以失敗而告終。在2004年公投時,選民們以各國公民的身份而非歐洲公民的身份參與其中,這也是公投失敗的原因之一。眾所周之,公民權是集體認同的表現之一,同時又是集體認同的核心之一。在歐盟成員國范圍內,集體公民權的高效實施將會是歐盟認同突破“瓶頸”的重要的動力之一。
政治文化是政治研究的一個領域并且逐漸成為衡量政治凝聚力的一個標準,并由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加布里奧·阿蒙德最早提出此概念。政治文化是一個政治系統,由系統內所在的人的政治認可度、感情和政治判斷力組成。其中政治認可度又由人的行為偏好和政治心理等諸多因素組成。當政治文化起到一個積極的作用時,它將提高整個政治系統的凝聚力,特別是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反之,它一旦被忽視,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就會出現。
政治合法性危機體現了和其公民之間的緊張關系,顯示了公民對綱領政策的不滿情緒,對辦事低效率的抱怨,進而對政策初衷表示懷疑,導致其不愿履行他們的公民職責。
根據政治家潘的觀點,在現代社會里,政治合法性不僅來源于公民與的“社會契約”,而且依靠的政績,特別是在經濟上的政績和由此產生的公民對政治權威的態度。
為了解決這種危機,應該有相應的幾步應對措施。第一,提高公民文化意識,幫助公民理解政治活動的目的和的基本管理運作;第二,增加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和對政治結果的個人影響力。
對于歐盟來說,其政治合法性危機來源于幾個方面:民主赤字,歐盟公民定義的模糊性和歐盟內部的就業政績不良性。這幾個方面都對歐盟一體化的進程起到了滯后作用。解決這些難題的一個核心關鍵就是提高歐盟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提高和公民的個體意識形態是息息相關的。因此建立一種有利于歐洲共同認同的個人意識形態就在歐盟教育政策中體現出來了。歐盟教育政策的實施可以看作是歐盟在全球化影響下對我者/他者的二元的對立的重新建構。
歐盟民主赤字表現在歐盟各個機構運作缺乏透明性,其運作機制猶如迷宮般復雜,而且工作效率明顯不如各個成員國機構。這些不利因素影響到了民眾參與到民主政治的熱情,也割斷了政治上層同民眾的聯系。總之,民主赤字充分表明了歐盟政治文化的薄弱。
為了解決這種困境,歐盟進行了改革。首先,歐盟將其政策決定過程透明化,從而增加上層和民眾的聯系。改革包括增強歐盟議會的作用,增加能夠拉近與民眾距離的補充性原則,使得更多的民眾能夠理解和參與。歸結為一點就是簡化其復雜的機構運行措施。歐盟的某項政策出臺需要經過三個層次的協商:歐盟委員會,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而前兩者是管理機構上層進行討論協商的地方,普通公民無法參與。在這種情況下,歐盟進一步增強了歐洲議會的作用,因為這也是歐洲公民能夠最近地接觸到歐盟政治的地方。這一點在歐阿姆斯特丹協議里有所表現。
其次,提高歐盟合法性更需要提高政績,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危機的時候,就業問題特別是青年人的就業問題是極為敏感的。為了推動歐洲教育維度,青年教育培訓項目鼓勵青年工人在共同體范圍內跨國流動。“伊拉斯謨”項目鼓勵大學生進行跨國校際的交流。還有為沒有學歷的歐洲青年提供教育機會的“夸美紐斯”計劃,這一系列的計劃使得不同階層的人都能參與,同時也關懷了。這是歐盟民主和福利的全面體現。其中達·芬奇計劃的出臺便是歐盟力挽狂瀾的大好時機。此項計劃意在為歐洲各國公民提供終身教育的機會,讓歐洲公民以更有力的姿態進入到世界勞動市場里。用更為通俗的話說便是讓歐洲人爭奪其他地區公民的飯碗,以別人的飯碗來解決內部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分配不均問題,同時又進一步增加了我者/他者的二元對立。在全球化形勢下,全球經濟的壓力要求提高競爭力,降低勞動成本和開放市場。而歐盟所扮演的角色是“歐洲利益”的代言人,“歐洲改革”的倡導人和“歐洲經濟區”的組織者,其作用是最大限度減少在經濟全球化下各成員國之間的“惡性”競爭,①維護歐洲社會傳統和價值觀念。而在這種形式下,單一是很難“單槍匹馬”解決問題的。歐盟如能成功地使得歐洲人把競爭的矛頭對準了歐洲大陸以外,這樣便會促進歐洲人忠誠度由民族到歐盟的轉移,從而鞏固它領導的合法性。
從歐盟成立以來,作為歐盟公民的公民權和作為成員國的公民的公民權的區別和聯系一直是困擾著歐洲民眾的政治難題,這也對歐盟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質疑。
教育的職能即是使歐洲公民在各種學習中意識到新的社會規范和規則,承認歐盟治理的合法性問題,即民族治理的轉移,換句話講就是民族主權的部分讓渡。作為歐洲的公民和作為成員國的公民有何差異呢?是否會得益呢?這不僅成為了一個學術上有爭議的話題,更是讓歐洲人自己頭痛的現實問題。歐洲公民身份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后便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但就其普及和應用程度來說,卻沒有多大的效力。這也直接影響②“培養歐洲公民意識形態”這一主線始終貫穿于歐盟在對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歐盟教育政策的實施主要起著意識建構的作用。歐盟此次的教育政策是對全社會各個階層的一次總動員,同時是對社會個體意識形態的建構教育政策是政治上層建筑意識的直接的傳達。教育的方向和宗旨都源于政治意識,包括歐洲公民社會權利的建構和歐洲公民身份的認同。在公民社會權利的建構中,教育政策起到了對歐洲社會分配制度的重建作用,更關照青年雇員、失業者和受到社會排斥的人群。同時,又起到了對“歐洲制度的重建”的作用,強調了社會伙伴和市民社會參與的重要性。建構主義者認為行為體的認同、偏好和行為受社會環境的影響。行為體通過學習、認知,逐漸內化有關一體化的規范與規則,從而導致自身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的變化。③
理論上,歐洲公民資格包括超越國界的團結意識,歸屬于這個集體的意愿和實現此目的的行為。這些將引發歐洲朝著增強歐洲人們之間交流、凝聚力、互動和彼此理解的方向前進。人們通常認為,歐洲公民資格源自歐洲各國公民共享的歷史和文化遺產,源自他們的歷史親和力和相似性。但是,人們也認為,這種公民資格意識還僅僅是在形成中,特別要通過提高教育合作和人口流動的自覺努力程度來推動這一過程的實現。教育應當喚醒歐洲各國人們的歐洲人意識,而歐洲資格已經被用來指稱對歐盟存在意義的認識。這種認識或意識將成為人們對近在眼前的歐洲一體化產生認知上的認可和依賴。④而“優厄迪斯教育信息網”的開通為歐洲范圍內的人才的流通和市場的需求建立了互動的聯系,以及鼓勵歐洲大學生跨校際的伊拉斯謨計劃正是從這一維度來促進歐洲公民的意識。
這一系列的教育計劃都是從不同角度對歐洲公民身份的強化。在對公民意義的重新詮釋中有三個核心即自由性、進入性、歸宿性。在自由性方面,歐盟教育政策在促進人口流動的原則就是最好的表現。自由移動具有促進統一市場的運作和加強歐盟國際競爭力的能力。如在“夸美紐斯”計劃中,目標為在計劃實施期內,每20個歐洲兒童中就有1個參與此計劃到他國學習。“伊拉斯謨”計劃希望到2011年,讓300萬學生在歐洲大陸內自由流動。在這樣大的人口流動中,歐洲各民族特有的歸宿性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定義的歐洲集體歸宿性,即“知識社會”的歸屬性,而不是僅僅局限于民族內部的歸屬性。進入性是指一個公民在特點時期能夠切實享受被賦予的權利的程度。這樣“進入性”的著眼點就在于政治吸納與排斥的機制上。這些機制又反過來支持著政治和社會經濟平等理想的實現,也就是讓廣大公民通過教育體系來更直接參與到歐盟一體化的進程中來。通過教育計劃的實施,即通過實踐,歐洲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建構了偏向統治階級(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意識形態。于是這些主體就在完全意識到的情況下按照他們的信仰來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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