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 要：網絡理論作為研究社會關系的手段，為本文提供了研究高校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新方法——本文設計了以高校、科研機構、跨國企業為節點，高校為主體，以合作研究、人才交流、信息共享為合作模式組成的高校國際交流與合作網絡。同時引入高校國際化的指標，以網絡結構指標為紐帶揭示高校國際化與高校國際交流與合作網絡的關系。
在經濟全球化、社會網絡化的今天，人類已步入以知識為驅動力的社會，國際交往越來越頻繁。當今的科學研究以“跨專業”、“跨國界”為特征，任何一所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影響力的大學必定同大量的國際合作伙伴進行著實質性的合作。以高等學校作為主體的跨國教育交流與合作是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同樣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就中國而言，高等教育發展到現在，已經形成國內高校參與國際范圍內、企業、非營利組織項目研究的格局。高校國際交流與合作網絡是以高校作為主體，以其他高校、研究機構、跨國等國際組織通過交流與合作而結成的無形網狀組織。
本文采取樣本分析法作為研究依據。根據usnews國際大學排行榜，從前50名選擇10所大學進入a檔，從90~100名選擇10所大學作為樣本另一部分b檔。通過樣本高校的披露數據，選取合作伙伴數據，包含所在國、合作模式、合作層次等非數值數據（詳見附錄）。
我們將大學的“國際學生比例”、“國際教師比例”、“國際學生中研究生/本科生比”這三個指標作為本文對“高校國際化”程度的評價指標，在此基礎上研究國際交流與合作網絡的特性與這三個指標的關系。
一所高校的國際學生數量是該所高校國際知名度的重要指標之一。在一定范圍內國際學生越多，其學校的國際影響力越大。但是每所大學由于師資、辦學資源等約束條件，學生數量不會永遠擴大，總數更傾向于在一個范圍內保持穩定，國際上的大學和中國的大學在這點上較為相似，均為30000~50000之間。因此，除了考慮國際學生總數以外，更要關注的是國際學生在全部學生中的比例如何。比例越高，意味著在校學生國別多樣性程度越大，標志著該所大學國際化程度。
普遍來說，大學提供的教育包括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傾向于創新性的成果，對學科產生較大的革新和推動作用，本科生教育注重學科知識體系的構建，在學術深度上不及研究生教育。這兩種國際學生之間的比例體現著大學國際教育的側重。我們定義國際學生類別為：
招聘國際教師,促進教師的流動性本身就是大學國際化的重要體現。與國際學生類似，我們既關心大學的國際教師總量，更注意在全部教師中的比例。國際教師對大學的貢獻率不僅僅在于新知識、方法的傳播，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一個人而建立起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合作，進而擴大組織的外部渠道，為再一次的擴大國際合作與交流提供可能。
我們將樣本中的國際大學a\b兩檔的國際學生比例與合作伙伴數量關系圖疊加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不規則的相關性的關系。處在不同檔次的大學，即使國際合作伙伴數量相近，他們的國際學生比例可能也會有較大的不同。從257到146的區間內，大學的合作伙伴數量與國際學生比例關系較不規則，呈現出起伏較大的形態。隨著伙伴數量的減少，a\b兩檔高校的國際學生比例均呈下降趨勢。通過趨勢線的添加，我們看到a檔大學的下降趨勢較為平緩，b檔大學的下降趨勢相對a檔則下降較快。a檔大學的線；b檔大學的線，從下降速度來看，b檔大學是a檔大學的2倍，這一情況說明隨著高校排名整體下降，其國際學生比例隨合作伙伴數量減少而加速降低。由于usnews的排名方法側重于“學術同行評議”（academic peer review），“同行的評議”既包含學術的水平，更表示學術影響力和知名度。由此可見，對于國際生源的吸引力上，高校的學術水平和學術界的口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學術水平對于具有不同留學動機的學生的吸引力是不同的。以接受本科教育為目的的國際生源對高校的學術水平的要求會低于研究生。本科生更加關注的是所學專業將來的市場歡迎程度、學費、留學目的地等；而研究生階段的留學則有別于本科生，研究生留學往往以所學專業的深化為目的，學習階段往往可以獲得獎學金，能夠與導師進行深入的接觸從而融入到導師的科研網絡中。因此，研究生階段的國際流動的動力往往來源于學術研究。樣本中的大學都是國際知名的綜合研究型大學，國際學生的比例也以研究生為主，由此可以了解影響國際知名大學吸引國際生源的另外因素是其學術能力和口碑。
樣本中的國外a檔大學的研究生/本科生比例大體上可以分為以平均為1.19的8所大學（標準差為0.58）和兩所數值較大的大學，分別為4.02的杜克大學和6.80的東京大學。說明這10所大學國際學生中的研究生數量高于本科生，有的甚至遠遠大于本科生數量。這10所大學國際交流與合作網絡中“研究型”的合作模式的平均比例為79.2%，標準差為0.09，可見國際知名大學與國際合作伙伴大部分是以共同研究為合作基礎，網絡中流轉的以“創新的知識”為主。由于基于“共同研究”或者“知識創新”導向的合作，勢必會衍生出教師和研究生的流動，進行深造的學生往往能夠得到自己導師的推薦與別國的學者共同研究或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研究項目往往配套著研究經費，經費的充足客觀上推動了學者、學生間的流動。與a檔類似，b檔大學的學生成分也以研究生為主。其中有7所大學的研究生/本科比超過1，最高的為伊利諾伊大學的7.19。與東京大學類似，名古屋大學研究生/本科生比例也較高達到了5.14。諾丁漢大學、慕尼黑工業大學、烏普薩拉大學和西澳大學的比例小于1，分別為0.85，0.27，0.55和0.75。該組“研究型”合作模式占全部合作模式比例平均為74%，略低于a檔大學。慕尼黑工業大學和烏普薩拉大學研究生階段教育采取德語和瑞典語作為教學語言，本科階段有較多英語授課的課程，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科生人數而限制了研究生的數量；諾丁漢大學和西澳大學秉承一貫的國際化戰略，國際學生中本科生比例很多，澳大利亞本身是移民，大學往往是移民的第一站；英國雖然不是移民，但諾丁漢大學在亞洲的兩個海外校區為主校區提供了大量的國際本科生源，b檔中平均國際學生本科生數為2100（剔除三所100多名本科生的大學），而諾丁漢大學國際本科生為3100，遠高于平均水平。
樣本中的國外大學的國際學生中研究生比例占多數，有的甚至占絕大多數。這些大學國際交流合作網絡中“研究型”的合作模式占到了75%以上，伙伴關系以“共同研究”為主。另外，大學對國際學生授課的語言也是影響國際研究生/本科生比例的因素之一。
教師作為大學進行知識傳播、創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國際教師則是帶來國外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教學方法的重要途徑，能夠提高大學教學方法的多樣性，有利于創新。
首爾國立大學、名古屋大學和東京大學這三所來自東亞的大學的平均比例為7%，其他國外大學的平均比例為27.47%，標準差為0.02。我們將“教師交流型”合作模式占全部合作模式的比例與國際教師比例聯合研究，查看二者相關性。
國外大學兩者之間沒有表現出具有相關性的特征，比例分布比較混亂，沒有呈現出規律性。以初步看出，國外大學在國際教師流動上與合作內容的關系不十分緊密，雖然國際教師的比例較高，但基于合作項目的流動并不是主流渠道。
究其原因，我們認為由于國際知名度、匯率因素和整體社會環境中國引進高水平的國際教師只能通過間、校際的合作項目展開，這些項目往往配套經費、實驗室等物質保證。學校如果不通過向申請資金支持而自聘高水平專家，則絕大多數大學是無法支付高額的薪金和其他待遇，因此中國大學國際教師的引進往往是“項目驅動型”，國際教師數量與“教師交流型”項目的數量、質量息息相關。國外知名大學特別是來自歐美地區的大學，由于同樣的文化背景、均衡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寬松的教育機制使得教師流動十分普遍，且大學對教授采取聘用制度，政策十分靈活。很多學者根據自己的意愿和研究需要自發地選擇自己理想的研究場所。因此國外大學的國際教師數量與類似的合作項目關系不緊密，雖然合作項目可以向外輸送國際教師，但更多的國際教師是通過自薦應聘到校任教。
國際教師是知識在不同勢差進行流動的傳播者，而國際知名大學往往集中在歐美地區，因此這些大學的教師就成為傳播最新知識的人。而目的地則需要學者自行選擇，而上文中從統計結果中也能看出，即便是經濟發達、科研水平很高的東亞的日、韓一流大學對國際學者的吸引力程度也十分有限，這說明文化也是阻礙學者在不同國度間流動的不可忽視因素之一。
國外一流大學的國際交流合作網絡已經是他們吸收研究生階段國際生源資的重要渠道，表現在合作網絡的特性（度與研究型合作模式）與國際研究生指標較為緊密的相關性；中國大學的國際交流合作網絡對國際生源貢獻程度有限，二者相關性不明顯。國外一流大學國際學生以研究生為主，中國以本科生為主。
國外一流大學國際師資比例較高，與“教師交流型”合作模式數量相關性不高，這與國際人才較高的自發流動和寬松的政策有關；中國大學的國際教師比例與“教師交流型”合作模式緊密相關，中國大學的國際師資的引進主要依靠、校方主導。
附錄：國外大學樣本：耶魯大學、劍橋大學、康奈爾大學、杜克大學、曼徹斯特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多倫多大學、東京大學、首爾國立大學、阿姆斯特丹大學、華盛頓大學、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普度大學、伯明翰大學、諾丁漢大學、慕尼黑工業大學、名古屋大學、西澳大學、烏普拉薩大學、kaist。合作數據采集：大學名稱。合作對象檔次、合作對象排名、合作對象名稱、合作對象所在國/地區、合作對象所在洲、合作層次、是否聯合研究形式、是否教師流動形式、是否學生流動形式、是否合作協議形式。此研究受天津師范大學青年基金項目《52wr40/天津高等學校國際交流網絡的創新性研究》資助，系研究成果之一。
?。?］朱宗順.教育與改革——教育交流視野中的中國教育改革 1978~200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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