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通過對在校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測試．結果表明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受家庭因素的影響。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是影響其擇業和職業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因素。研究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家庭因素的差異性，有助于分析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差異性．對指導大學生克服不利因素的影響提高職業決策的自我效能具有積極意義。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變，大學畢業生就業制度也由過去的實行“統包統分”機制逐步過渡到畢業生與用人單位的“雙向選擇”機制，自主擇業成為畢業生的首要任務。盡管各高校紛紛成立大學生就業工作指導中心，但工作內容還大多集中在強調職業規劃重要性、就業政策的宣講、求職技巧和大學生求職過程中普遍性心理問題的干預和輔導等理論知識的灌輸上。此外，這些就業指導課程大多為面對特定年級和部分學生群體的選修課，受益學生面也極其有限。這些舉措雖然對高職學生就業有一定的幫助，但都僅僅是對已經存在問題所采取的被動和表面的解決方式而已。
國內外的諸多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在職業決策過程中，職業決策時的自我效能是影響其擇業和職業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因素。自我效能是指人們對自身能否利用所擁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項工作行為的自信程度。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是指決策者在進行職業決策過程中對自己完成各項任務所必需的能力的自我評估或信心。有研究表明，大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是影響其擇業和職業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因素，而大學畢業生在職業決策時遇到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大學生對自己求職成功和勝任工作崗位等方面的低自我效能感所造成的。在職業決策過程中.自我效能水平高的人通常比自我效能水平低的人為選擇和規劃職業生涯所付出的努力程度更高，堅持性更強，成功做出職業決策的機會也越大。目前，我國對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理論研究還很少，且多數僅限于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理論方法的驗證和調查結果的描述等，閻對于如何具體運用到對大學生進行職業指導實踐中的研究還比較希見。對大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和指導更是少之又少。
在江西省抽取6所高校(包括:省屬綜合性大學南昌大學、省屬師范類大學江西科技師范學院、原部屬財經類院校江西財經大學、民辦院校藍天學院、江西外語外貿職業技術學院、江西城市職業學院等)的600名大二及大三的大學生作為研究樣本。被試學生分布在六所大學的相關專業。發放問卷時對性別、年級等維度進行了平衡，使取樣盡量符合實際分布情況。本研究共發放調查問卷600份，實際收回541份，回收率為90.2%，男生303人，占56%，女生235人，占43.4%。經統計，大二學生337人，占63%，大三學生198人，占37%。
本研究的原始預測問卷是由華中科技大學的龍立榮老師提供的2001年修訂的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為了讓問卷內容更適合當前大學生的實際狀況，我們對問卷還作了進一步的項目修改，為此，我們隨機選擇了江西科技師范學院的50名學畢業生同學進行了原始問卷的預測。預測的主要內容是征詢他們對問卷內容的意見，并對項目的重要性進行排序。量表由評價自己、職業信息、職業目標、職業規劃、職業決策五個維度組成，最后確定了由35個項目組成、采用5點量表。
本研究的全部數據管理和分析由研究者采用統計軟件包spss11.5以及lisrel8.7完成。
本研究假設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是五因素的構想，而替代的供比較的假設是單因素假設。為了衡量這兩種假設與數據的符合度，本研究將我們假設的五因素構想與單因素構想進行了比較。從表1中可以看出，五因素模型對于數據的擬合最佳，rmsea,srmr低于0.05,gfi,nnfi,cfi,ifi都高于0.90，卡方與自由度的比值小于3，而單因素對于數據的擬合很差，各項指標均未達到臨界值。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五因素模型得到驗證。
從表2看，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五個分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都在0.70以上，均達到了心理測量學的要求。評價自己、職業信息、職業目標、職業規劃、職業決策五因素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發現，在職業信息這一維度上，獨生子女的得分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而在其他維度上，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沒有顯著性差異(如表3)。
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生源地差異，發現來自農村、縣城、城市、邊遠山區等不同地方的大學生在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各個維度上都沒有差異(如表4)。
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分析發現，隨著父母收人的差異，大學生在評價自己、職業信息兩個因素上得分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多重比較發現，父母月收人在3200-500()元的大學生職業信息自我效能水平顯著高于父母月收人在800元以下的大學生，其余則未發現顯著差異(如表5)。
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隨著父母職業的不同，大學生在評價自己以及職業規劃方面的自信心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如表6)。
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整體水平不高。從表1的數據結果中我們可知，量表中5個維度的每個項目的均分都介于2分與3分之間，這意味著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平均水平介于“有一點信心”和“比較有信心”的程度之間。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大學生在面臨職業選擇和職業決策時都沒有達到“比較有信心”的水平，這說明大部分人還存在自信心不足，也就是自我效能不高的問題，可見，幫助大學生提高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差異只體現在某些維度上。通過問卷調查的數據分析，我們發現是否獨生子女、父母收人水平與職業不同的大學生在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水平上表現出差異，而性別不同、家庭所在地不同的大學生在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水平上差異不明顯。存在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差異的大學生群體的差異性也具體體現在不同的因素或維度上。例如，大三學生與大二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職業信息、職業規劃、職業目標以及職業決策四個維度上，而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差異則主要體現在職業信息這一維度上等等。
從表3數據中可以看出，獨生子女在職業信息這一維度上的自我效能明顯高于非獨生子女。這一研究結果正好與認為獨生子女的依賴性強、各方面能力都較非獨生子女更弱的傳統觀念恰恰相反。
獨生子女們在生活上可能存在著依賴性強等問題，從個性形成的角度來看，獨生子女們通常成長在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家庭環境中，自小強烈的自我意識的形成使他們相對非獨生子女們而言，在思想上更具有獨立性，同時也更懂得要如何獲取他人的幫助來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情。因此，在面臨職業決策時，他們將更加積極主動地去搜集、多渠道地去獲取更多相關的職業信息，使其體現在職業信息上的自我效能更強。
對于非獨生子女而言，他們通常習慣任何事都靠自己，自小養成在學習、生活上凡事不喜歡或者說不習慣求得別人的幫助的習慣，反倒制約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通過借助別人的力量來獲得自己要得到的信息，甚至忽略了充分利用各種社會關系來獲得支持的力量。
從表5數據中可以看出，父母月收人在3200-5000元的大學生在自我評價與職業信息兩個維度的自我效能水平顯著高于父母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大學生，這與現實社會中的一些情況也是相符的，用流行的俗話說:“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父母的收人和地位對孩子前途的重要性。
一般來講，來自較高收人家庭的學生大多自小生活環境較好，容易產生優越感，而長久的自我感覺良好會使他們更自信，更加關注自己的興趣所在、能力所在以及自己想要什么樣的職業等。同時，家庭對孩子的影響除了生物上的遺傳、文化上的繼承外，更重要的體現在父母的教育理念上，體現在對孩子教育投資的取舍、數量和教育投資的借貸能力上。因為有較高收入的家庭有能力在子女的培養上傾注更多的投資，從而使子女自小就可以獲得很好的培養與教育，掌握更多的知識與技能，使子女擁有較高的自我評價。而收人較高家庭中父母的本身的能力及其人際關系，也可幫助子女在擇業時獲得更多的職業信息、擁有更多的就業渠道。
而對于父母收人較低的大學生來說，第一，父母的收入、地位不高極有可能會使他們當與別人相比時產生自卑的心理，自卑是造成自我評價信心不足的主要因素，這將使他們對自己的發展感到困惑和迷茫，也難以非常自信地了解自己的優勢與長處;第二，家庭條件較窘迫的大學生在進行職業決策時，極可能把自己的興趣拋在一邊，而把職業的報酬、保障條件等因素放在第一位來進行考慮;第三，職業決策過程中家庭能提供的資源和渠道是有限的，同時進行職業信息的收集需要一定的開銷，這些也會使他們感受到經濟上的壓力，進而影響到他們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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