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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試析提升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與水平芻議

來源:職稱論文咨詢網發布時間:2022-07-10 02:57:30

  論文摘要:隨著知識型社會的來臨,高等教育的作用日益重要,如何保持高等教育持續、健康發展就成為一個需要長期深入關注的問題。在辮析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質量概念基礎上,具體分析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與水平的現狀,并就如何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提出建議。

  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存在于宗教和世俗兩方的知識團體,后來英德美三國大學不斷轉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項職能:培養專門人才、科學研究、服務社會。隨著現代社會知識重要性的無限提升,大學已被譽為“人類社會的動力站”。

  既然高等教育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如此重要,那么如何保持高等教育持續、健康發展,如何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質量保證機制,就成為一個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它不僅關乎高等教育自身生存和發展,也關系到和民族未來的命運。

  根據《教育大辭典》的解釋,“教育質量是對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優劣的評價。影響它的因素主要是:教育制度、教學計劃、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組織形式和教學過程等的合理程度;教師的素養,學生的基礎以及師生參與教育活動的積極程度。最終體現在培養對象的質量上。”

  對高等教育質量有多種認識,有學者在具體分析后簡化了這些認識,歸結為三種看法:1.內適質量:在受教育過程中,知識儲備及運用知識進行創造的能力;2.外適質量:指高校所培養的學生滿足、社會以及用人部門需要的程度;3.人文質量:學生個體的認識、情感、興趣、特長、意志、品質等個性發展程度。有學者在進一步綜合高等教育的內適質量、外適質量和人文質量的含義后提出:“高等教育質量是高等教育機構在遵循教育客觀規律與科學發展的自身邏輯基礎上,在既定的社會條件下,培養的學生、創造的知識以及提供的服務滿足社會和長遠需要的充分程度和學生個性發展的充分程度。”但是這種簡化過分關注學生,而忽略了影響教育質量的其它因素。

  改革開放30年,尤其是1999年高等教育實行擴招以來,“無論是從規模、條件,還是從大眾化教育質量,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高等教育都有了一個長足的發展”1999年到2009年十年間主要是以“外延擴張”為主,標志是發展的規模,現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無論是毛人學率和錄取率都進人世界公認的大眾化教育階段。

  對比教育部發布的《199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和《200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可以看出明顯的變化:1998年全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1022所,2008年,全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663所;1998年普通高等學校招收本專科生108.36萬人,2008年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共招生607.66萬人,高等教育毛人學率達到23.30,6;1998年全國招收研究生72508人,2008年全國招收研究生44.64萬人;1998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教職工102.%萬人,生師比11.6:1.2008年普通高等學校教職工205.10萬人,生師比為17.23:1。可見,我國在高等教育規模方面已有很大的突破,但是高等教育在質量上還未盡如人意。

  大學精神或理念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問題,方向不對,可能會是南轅北轍的結果。“有一個好的理念,大學就有希望;沒有一個好的理念,大學可能就是平淡的了。縱觀大學發展史,形成共識的大學理念主要是:“大學具有‘文化、思想、學術的積淀與傳承,精神的傳遞與堅守’與‘新文化、新思想、新學術的創造’這兩個方面的功能。獨立、創新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求是的態度。強調學術性、通識性、人才培養的全面與和諧,這是保障學者和學子在自由的環境中教學研究和學習的基本條件,也是現代大學之為大學的基本準則和文化精神。

  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是大學生命的首要原則,但是現代社會“科層制”對大學進行了廣泛滲透,按照韋伯的觀點,“官僚體制的官員制度是建立在聘用、薪金、退休、晉升、專業培養和勞動分工、固定的權限、符合檔案原則、上下級之間的等級服從的基礎之上的。學校里的各種人員都受到制度化約束,它會采用把不服從者剔除出大學的方式壓制“自主和自由”的精神的濫筋中國的大學在這方面更進一步,就是眾多研究者指出的行政化。

  時代呼喚創造性人才,我國提倡素質教育也已多年,但成效不明顯。楊振寧曾經說過,如果人的智力按100分算,中國的大學只適合培養80分以下的人,這里面的原因就是行政化對教師和學生創造性的全面束縛。學術導向受行政化管理影響產生意識形態化趨勢,對教學和科研的獨立性都產生了莫大沖擊。這樣的體制氛圍,很難發揮出大學的全部潛力、價值和意義。大學已經逐漸失去了它設立之初的本源精神。

  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在接受專訪時說過,中國的大學首先應該是有德性的大學:“有德性的大學,就是勇于把、民族、社會的責任擔起來的大學·一任何人都可以失德,大學不可以失德……教育的本質始終是引領人的靈魂的,所以沒有道德的教育就是一種罪惡二教育和人類其他活動的根本區別在于,教育的每一個環節里都能夠觸動人的靈魂。”這番話指出了重新恢復大學本源精神的路徑和方向,大學應該發揮自己的獨立性和創造性并承擔“、民族、社會的責任”。

  畢業后面臨的就業對很多大學生如同一個夢魔,這個時期對學生心智的磨練甚至超過大學數年的總和。但是,相關信息反饋也表明,用人單位招到合格人才一也很不容易,于是就業市場就形成了一個悖論:畢業生供大于求,用人單位卻常常招不到人。這背后隱藏著兩個問題:

  1.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目標脫節。在中國,中等教育的目標和高等教育目標不具有內在一致性,中等教育階段是以高考也就是說上大學為目標的,大學則是以就業為目標的,很多學校考慮到招生和業績考核問題,對學生就業關心程度已經遠遠超出學校職責范圍,可以說“不堪就業之重”,而學生作為獨立的個體至關重要的完整人格養成既不被家庭重視,也不被學校重視。

  在中小學階段,由于學校、家長管理嚴格,中小學生的學習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慣性所致,也可以說是家長意志的一種延伸。現在的學生基本上不思考學習的意義,大家都學,我也學,相互影響最終形成社會慣性。進入大學,慣性消失了,過去的教育也沒教會他們自己做主,于是多數人開始失落,不知所措。這種銜接脫節對于大多數學生影響很深。

  2.教育內容與社會需求嚴重脫節。當前,高等教育頗有一切為就業服務的意思,但矛盾的是,在實際教育環節中,教育內容和社會需要脫節現象也十分嚴重。

  教育過分關注社會現實,這容易造成功利化、短視化行為,對學生長期成長不利,然而躲在象牙塔里拒絕和現實接軌也是很危險的,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經濟變化莫測,對人才的要求也會隨時變化,在這方面,高等教育反應相對滯后,忽視買方需求的直接后果就是高等教育的公信力近年來大幅度下降。

  現在搞教學的和編制教學計劃的基本都是沒有校外工作經驗的人,也沒有長期社會調查的基礎,很多東西都是從書本上得來的,加上沒有學生那樣的就業壓力,所以很難有主動了解社會需要的欲望和動力,教育內容落后于社會實際也就在所難免了。

  過去過分強調高等教育的“專業化”,人文教育落后于專業知識教育,學生在個性、品質及專業外能力方面有嚴重缺陷。比如誠信,這是人格問題,不是掌握多少專業知識就能解決的,目前簡歷作假、四六級成績作假、文憑作假、拖欠助學貸款的現象比比皆是,用人單位對此比較敏感也比較反感。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自愛、自律、勞動習慣、誠實、公平、正義感、勇氣、謙遜、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規范等,所有這些都是人們在前往市場之前就必須擁有的。”

  可惜多數學生在前往就業市場前都沒意識到這些。目前大學生在個性、品質及專業外能力方面有嚴重缺陷,高等教育要負相當責任,因為這正是多年來片面強調專業化教育的惡果。

  近年來,高等教育改革者正試圖改變這種狀況,通識教育逐步升溫就是對此作出的反應,“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根本不同在于專業教育是具有功利性的,因而是單向性的,而通識教育是非功利性的,它反映了一種培養‘完人’的理念。”一個“完人”正是適應這個時代所需要的。

  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曾精辟地概括過“大學之大,非大樓之大,乃大師之大”。高等教育成敗關鍵力量是教師。教師的能力和氣質決定了一個學校的力、學水平,沒有這些,正所謂“泯然眾人矣”。關于師資方面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來高校招聘教師高學歷化傾向和教師的職業倦怠都比較嚴重,已經影響到高等教育的良性發展,但是有力度的研究并不多,需要引起注意.

  社會范圍內商業價值向各領域滲透,就高校教師而言,敬業精神和專業素質相較于擴招之前都有所下降。一方面由于生師比提高,任務量無形中加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多數學校關注學歷勝過教學和科研素質造成的。同時,擴招后本、碩、博都采取寬口徑,錄取和畢業難度都在降低,結果沒有壓力就難以形成動力,畢業生素質也急劇下降,這樣的人才再進人高校容易形成惡性循環。

  另外,體制內的教師有著非常普遍的職業倦怠,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網曾經發布的“中國工作倦怠指數調查報告”顯示,在巧個行業的倦怠指數調查中,高校教師的倦怠程度僅低于公務員和物流從業人員居第三位。職業倦怠正日益成為高校教師彌漫性的心理特征,對高等教育的負面影響也正逐漸顯露出來。

  找出問題并加以分析是解決問題的前提,不過就中國教育界的現實而言,無法提出對位式的建議和意見,很多問題只有在宏觀層面有所行動后才能形成清晰的思路,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作為突破口。

  現在的高等教育體制扼殺創造性。創造不是喊喊口號就可以的,它首先需要一個寬松的環境,我們的教育體制行政化色彩太過濃厚,一切都被安排進各種各樣的條條框框,久而久之形成習慣,創造性就這樣被壓制住了。

  高校行政化的趨勢之所以愈演愈烈,與高校面臨的某種誘惑有關。布迪厄用“結構同型”加以解釋,“盡管現代社會中的不同圈子具有相對獨立的自主性和競爭規則,但不同的圈子之間存在著可以相互參照的同型性。例如,在法國的權力圈子和精英高等教育圈子之間就存在著“結構同型”關系,學校越好,進人權力高層的機會就越大。”

  “結構同型”在任何社會結構中都容易形成利益聯盟的現象,金字塔型的結構使得頂層比較容易控制學校內的資源,以達到與其它“圈子”互通有無的目的。因此,高校去行政化關鍵在于打破行政手段對學校資源的全面控制,最重要的有兩點:回歸學術的本體地位,放開對學術資源的控制;教授治校,避免教學及學術之外的因素干擾。

  面對愈演愈烈的招聘教師高學歷化的問題,只有重新樹立唯才是舉的觀念。這種高學歷化傾向是中國人面子觀的一個變體,在中國人的潛意識里,讀書人有天然的優越地位,高學歷在這個商業化氣息很濃的社會里有時也是身份和面子的象征。于是受學歷限制,很多潛力很大的優秀人才被高校拒之門外,所以,改變盲目跟風高學歷勢在必行。

  另外教師的素質整體下降和職業倦怠是互為表里的,在權力本位的社會里,教師很容易在社會網絡中被邊緣化,而且,現代社會里,經濟資本對文化資本的沖擊極大,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高校知識分子難以實現精神堅守的重要原因。對此單純提高其經濟地位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如布迪厄所指出的,“窮高貴”既是知識分子的特征,也是知識分子的可貴品質。面對商業價值的滲透性影響,建立一種超越性的精神追求顯得尤為重要,只有這樣才能重新尋找到平衡。大學是價值重塑的重要場域,在教師這個群體中確立一種超然的精神價值是非常必要和緊迫的,它不僅對教師職業倦怠有很好的平衡作用,而且通過大學生這個載體的輻射效應,對社會范圍內商業價值的綜合制衡也相當有效。

  我國由于前述的行政化原因,自我改革的動力不足,難度很大,如果能引人第三方機制將可能打破這一僵局,新世紀以來逐漸升溫的教育質量認證制度也許可以作為某種現實選擇。

  is09001標準的引言中明確指出:“標準是通用的,不是專門為某一工業行業或經濟部門而制定的。is09000系列標準覆蓋了房地產、信息技術等39個行業,教育列在第37類。這說明高等教育也有標準化的可能性,實施高等教育管理iso認證,有利于開創高等教育質量管理新局面。

  近年來沸沸揚揚的高校評估因為行政化的教育體制使得評估的客觀、公正和準確很難保證,結果良好的初衷變成了潛規則的比拼。高等教育管理iso認證可以最大限度避免這種現象發生,提高各高校的市場競爭意識,并且使得學校質量管理變得有的放矢。

  另外iso質量認證對提高教師的專業素質和職業道德也會有促進作用。中國傳統的師生關系是倫理性的,教師要對學生負終身責任,這在小范圍的私塾式教育時代沒有問題,但是教育專業化產業化后,分工割裂了教師對學生全程控制的可能,倫理的聯系越來越淡,出于情感的責任心也越來越弱。而認證本身將會把倫理性的師生關系轉化為理性的關系,有利于強化教職工的‘全員質量管理’的理念和團結協作的意識,根據‘質量改進’和‘過程控制’的要求,把質量控制和質量改進作為一個重要的質量要素來抓,主動地根據質量標準自查和互查、自評和互評,及時預防、糾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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