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倫敦會是近代率先派遣傳教士來華的英國海外布道會,并率先將西方學校教育體制引入中國。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倫敦會在中國創(chuàng)辦了若干所統(tǒng)稱為“英華書院”的學校,它們遂成為這一時期在華英國教會中等教育的主體,位于漢口的博學書院、天津的新學書院和上海的麥倫書院即為其代表。這類教會中等教育學校既沿襲了馬禮遜所創(chuàng)立的馬六甲“英華書院”的基本模式,又繼承了英國公學教育的某些傳統(tǒng),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改革,以求適應中國國情。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以倫敦會“英華書院”為代表的在華英國教會中等教育形成了鮮明的辦學特色,對促進中國近代中等教育的發(fā)展產生了較大影響。
從18世紀初開始,伴隨著英國等西方列強的對外殖民擴張,以海外布道會(又稱“差會”)為主體的基督教新教傳教運動開始在全球范圍內興起,向海外異教區(qū)域傳播上帝的“福音”已成為眾多新教教派及其差會共同追求的目標。至18世紀末,在英國規(guī)模及影響較大的差會中,倫敦布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簡稱“倫敦會”)是成立較早、率先來華傳教的差會,它在制定傳教方針以及派遣傳教士從事辦學活動等方面,反映出當時英國差會在華教育活動的主要特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時,它在繼承英國教育傳統(tǒng)的基礎上進行了一系列變革,以求適應中國國情,從而對促進中國近代教育的發(fā)展產生了較大影響。鑒于國內學界對倫敦會的在華中等教育辦學活動尚未予以充分的研討②,本文試圖以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倫敦會在華創(chuàng)辦的幾所有代表性的“英華書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為中心,著重探討其辦學實況與特色,并在此基礎上力求揭示此類中等教育學校所體現出的英國教育傳統(tǒng)及其影響。
18世紀歐洲大陸的“虔敬派運動”、英格蘭的“衛(wèi)斯理運動”以及美國的“大覺醒運動”被史家通稱為“福音復興運動”,它揭開了近代新教海外傳教運動的序幕。受此運動的影響并在英國公理宗信徒(the congregationalists)的推動下,倫敦會于1795年成立。倫敦會成立之初就倡導開展“跨宗派”的福音傳播活動,為此,它以國內為基地來募集資金、招募傳教士,積極謀求向海外拓展,這一國內外互動的傳教模式對日后新教傳教運動的發(fā)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1804年,當倫敦會開始籌劃中國傳教事宜時,已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組織管理也漸趨完善,并建有專門培訓海外傳教士的高斯坡神學院(gaspot college)。馬禮遜(r,morrison)加入倫敦會后,即在此接受了兩年半的緊張培訓,其內容涉及神學、教會史、語言、醫(yī)學、天文學等諸多方面。1807年,他被派往中國,遂成為基督教新教徒來華傳教的先驅。
“福音復興運動”在醞釀、產生階段便對社會問題具有強烈的關懷意識和責任感,并致力于受壓迫者的解放和發(fā)展事業(yè)。例如,由福音派教徒組成的“克拉朋教派(the clapham seet)曾投身于廢除奴隸貿易;另外,通過建立慈善機構,福音派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來救濟窮人、孤兒、釋囚和老弱病殘者。在19世紀60-70年代的英國,方興未艾的“世界和平計劃”(world peace programs)、“反酗酒運動(campaign against intemperance)、婦女平等呼吁以及建立公共教育制度的主張等,與“福音復興運動”形成了交相呼應的態(tài)勢。正如著名教會史學家賴德烈ourette)所言,“福音復興運動”重視個人的皈依體驗,并經常與樂于助人的愿望緊密相聯,這不僅體現在引導他人開始新的精神和道德生活,而且還要在精神、肉體和物質等方面全面提高他們的福祉,而從事教育和慈善事業(yè)正是其重要的方式。在此大背景下,倫敦會開始逐步確立“社會服務型”的傳教方針和策略,積極開展教育、醫(yī)療、扶貧救困等社會工作。
作為倫敦會創(chuàng)立者的英國公理宗信徒,其中有很多人來自知識階層,由于受到新教改革家加爾文的影響,有重視教育工作的傳統(tǒng),美國哈佛、耶魯等幾所最古老的大學均由公理宗信徒創(chuàng)建。倫敦會即遵循這一傳統(tǒng),堅信教育是福音事業(y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且對于傳教的成功至關重要。伴隨其海外傳教運動的發(fā)展,倫敦會在海外傳教地特別是在印度和中國的辦學規(guī)模不斷擴大,辦學層次也逐步提升。據統(tǒng)計,1890年倫敦會在華共有65名傳教士,其各類學校招收的學生有2 124名,而同時英國在華最大的差會中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共有366名傳教士,招收的學生卻僅有182名,可見倫敦會對辦學的重視。
鑒于清實行嚴厲的禁教政策,馬禮遜抵華后在努力學習中文、翻譯《圣經》的同時,也在深入思考如何發(fā)展傳教事業(yè)的問題。1812年,他在廣州寫給倫敦會司庫和書記的信中首次提及:“我真希望我們在馬六甲有一所培養(yǎng)傳教士的學院,專為恒河域外所有培養(yǎng)歐洲籍和當地傳教士。”年,馬禮遜及其助手米憐(w.milne)共同起草了上報倫敦會的10條建議。其中第3條再次倡言:“盡早建立一所免費的中文義校,并希望它能為后期建立神學院鋪路;這所神學院以教育虔誠的中國人在中國和鄰近擔任基督教牧師為目標。”在馬禮遜和米憐的推動下,馬六甲“英華書院”于1818年建立。次年,倫敦會對該校制訂了專門的決議案,其中就辦學目標寫道:“理事們在同意英華書院不嚴格局限于傳教目標的同時,建議馬禮遜先生和米憐先生謹慎從事,防止因為世俗目標的學生與宗教目標的學生一起學習時可能造成的傷害與不便”。可見,馬六甲“英華書院”并未以傳教為唯一的辦學目標,因此,除宗教課程外,還開設了英文、中文、數學、天文、地理、倫理等課程,學生在學習英國語言、文化和宗教知識的同時,兼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如中文《三字經》、“四書五經”等;學校還根據學生的不同程度采取分班教學的組織形式。盡管馬六甲“英華書院”規(guī)模很小,辦學層次也較低,但它成為新教差會在華人中創(chuàng)辦的第一所新式學校,也開創(chuàng)了倫敦會“英華書院”的辦學模式。
鴉片戰(zhàn)爭后,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西方列強獲得了在口岸城市通商、傳教和辦學等特權,清也開始對基督教實行“弛禁”政策,基督教新教勢力因此獲得空前的發(fā)展,其影響也日益擴大。19世紀中期后,隨著在華傳教活動的不斷拓展,倫敦會傳教士憑借其捷足先登的優(yōu)勢,相繼在香港、廣州、廈門、漳州、惠安、汀州、上海、漢口、武昌、重慶、滄州、北京等地創(chuàng)辦教會學校,其辦學活動開始進入新的階段。據統(tǒng)計,截至1905年,倫敦會共派遣99名傳教士來華傳教,創(chuàng)辦了19所主日學校,共有信徒1247名;同時,創(chuàng)辦了122所男童學校和38所女童學校,共有男女學生3 600多名。可見,基于傳統(tǒng),19世紀中后期倫敦會的辦學重心仍在初、中等教育層面。就中等教育的辦學活動而言,這一時期馬六甲“英華書院”遷址香港,逐步升格為中
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簽訂后,漢口成為通商口岸。三年后,英租界在此設立,倫敦會派遣傳教士楊格非(griffith john)從上海到漢口傳教,遂使后者成為第一個深入華中地區(qū)的新教傳教士。楊格非在其長達五十年的傳教生涯中,曾多次強調教育對傳教事業(yè)的重要意義和影響。如他在《中國的呼聲》(a voice,tom china)一書中指出;“中國的覺醒使得我們從事這項事業(yè)(按,指教育)非常必要。在我們所要經歷的全新生活和發(fā)展中,傳教活動是不能沉睡的。我們的存在要依賴于我們向著這個民族所渴求的方向前進。中國的教會如果要能抗衡外界而成為真正的強者,必須是教育型的,而所有皈依教徒的后代如果想在生命的賽程中獲得機會,他必須接受現代意義的教育。所以,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來影響中國偉大的教育運動,我們應該竭力使中國教育基督化,這樣我們便能培養(yǎng)出比官辦學校更為出色的學生。”經過楊格非等人的醞釀和精心策劃,在漢口辦學的教育規(guī)劃呈報給倫敦會,1898年倫敦會正式批準了該項規(guī)劃,它包括建立一所接受男童和女童的小學,一所接受男生和女生的高中,一所培訓神職人員和傳教士的神學院,以及一個培養(yǎng)醫(yī)療人員的醫(yī)學部。
1899年4月,作為高中部的博學書院(london hankow college,后稱博學中學)正式成立,校址位于漢口后花樓居巷,第一任校長為馬輔仁牧師(a.j.macfarlane)。為了擴大校園,楊格非在市郊韓家墩和劉家墩購置土地,興建教舍,校園面積擴大到二百余畝。除馬輔仁外,倫敦會先后派遣多名傳教士到此任教。他們“主管學校財權,凡學校大小開支,均須他們簽字才能報銷。他們用人、用錢均精打細算,用人少,多辦事,用錢少,辦大事”。學院最初有40名學生,3名教師,18名走讀生;5年后,學生數增至114名,并聘有6名教師和2名學生助教c9183。教學主要以香港大學入學考試為標準,開設科目有中文、數學、算術、歐幾里得幾何、代數、英語、科學、歷史、地理、繪畫、習字、體育、讀經e9183。在學制上分為普通科和正科,普通科招收小學畢業(yè)生,接受六年的中等教育,畢業(yè)后可報考英國各大學及香港大學。為此,學校曾聘請數名英國教師,其中有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文科和理科碩士,倫敦大學的法學學士,以及愛丁堡大學的醫(yī)學博士;此外,還聘請了燕京大學、協(xié)和醫(yī)學院、華中大學、金陵大學等國內名牌大學的畢業(yè)生來校任教,因而其師資達到較高的水準。可以說,博學書院是19世紀倫敦會在華創(chuàng)辦的中等教育學校的一個典型,對在中國移植“英華書院”的辦學模式發(fā)揮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1864年,倫敦會傳教士喬納森·李(jonathan lees)、艾約瑟(edkins)等人在天津創(chuàng)立養(yǎng)正學堂,旨在培養(yǎng)本地牧師。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學校規(guī)模始終很小,辦學層次相當于初等教育。據倫敦會1897年年度報告稱,該校資金匱乏,住宿條件十分有限,當年招生數為12名,已達歷年之最。1901年,這所學校在義和團運動中遭到損壞而停辦。從現有的資料分析,養(yǎng)正學堂是主日學校性質的學校,也是倫敦會在天津辦學的起步,它培養(yǎng)了一批中國籍的牧師,如后來的倫敦會傳教士、中國教會重要領袖誠靜怡于1897-1900年間就讀于該校,接受了專門的神學訓練,日后在推動倫敦會工作和教會本土化運動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早在1892年,赫立德(s.l.hart)和其兄沃爾福德(w.hart)被倫敦會派往中國傳教,1895年轉至天津,并醞釀創(chuàng)辦天津“英華書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1902年,赫立德等人在養(yǎng)正學堂的基礎上創(chuàng)設了新的學校,為紀念已故的沃爾福德而取名為沃爾福德紀念學院(walfordhart memorial college),后又改名為新學書院(hall of new learning),赫立德為第一任校長,直到1926年。赫立德素有“教育傳教士”(educational missionary)之稱,1858年12月出生在英國康沃耳郡(cornwall),父親是巴黎的公理會牧師。他幼年和青少年時代在巴黎居住并接受教育,曾在法國索邦大學學習理科,并在劍橋大學先后獲理科學士和碩士學位,1883年起在劍橋大學擔任物理學講師。教學之余,他參加了當地的傳教活動,并在主日學校為工人授課。他多才多藝,精通音樂、建筑等,也是自行車飛輪的發(fā)明者。
在長期從事辦學活動的過程中,赫立德對中國教育問題形成了比較系統(tǒng)的看法,這些看法較為集中地反映在《中國的教育》(education in china)一書中。首先,他回顧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對教育的影響,特別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五in”運動等促使中國民眾逐步接受西式教育。他認為自己所辦的學校即為“大眾對新學的價值重新評估的直接成果”,由此他接受兩位中國學生的建議,將學校定名為新學書院。通過追溯和考察中國近代歷史,他指出,“教育革命并非只是官方發(fā)號施令,它本質上是中國大眾的一種愿望”。
其次,赫立德分析了青年學生在中國社會變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指出:“在過去十年中已經屢次得到證明:學生階層是最為愛國、最愿意思考的問題,也是最愿意為了拯救而獻身的。”他認為青年學生對于大眾觀念的構建有強大的影響力,“學生團體中有巨大的力量。這必須加以考慮”,而教育對于塑造青年學生的觀念特別是其價值觀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換言之,中國民眾可以通過青年學生階層而感受到這個階層背后的教育的巨大影響。因此,在他看來。以西式教育培養(yǎng)出來的青年學生遂可成為中國民眾的朋友和領袖。赫立德曾用其特有的語言形式將此表述為:“在我表述‘教育的力量’時,我不是以抽象的方式來思考教育,或者以任何固定的模式來界定教育,我關注的是以學生自身所代表的教育,以及學生身后的教師,如果他能夠跨越教師的角色而成為一名教育家、一位民眾的朋友和領袖。”
最后,就中國教育的重要性問題,赫立德進一步強調:“它不僅對于中國作用巨大,也影響中國與他國的關系,它不僅促使我們要熱愛中國,而且為了我國自身的利益,要嚴肅地對待此事,要迅速而明智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他在書中呼吁英國要向中國教育當局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建議在中國建立一系列高質量的英國教育機構,并從英國大學選派師資到中國學校任教;同時,他也建議派遣合格的中國學生前往英國留學深造。
由此可見,赫立德高度重視中國教育發(fā)展的作用,認為這種發(fā)展既可促進中國本國的發(fā)展,又有利于英國的利益。他雖然身為傳教士,但其教育觀已明顯超越宗教觀念的束縛,反映出教育世俗化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也充分體現在新學書院的辦學實踐中。
1919年,倫敦會因與其他教會聯合創(chuàng)辦燕京大學而停辦其大學部。1929年,新學書院以私立學校的法人身份在北京教育部注冊時,因不具備學院資格而改名為新學中學,改制后的新學中學實行八年制,初、高中各三年,并增設兩年制的預備班。新學書院成立后,倫敦會先后派遣多名傳教士在此擔任教學等工作,其中不乏專家型的傳教士,如后來擔任燕京大學經濟學教授的戴樂生(j.b.tayler)、1924年巴黎奧運會400米短跑冠軍李愛銳(e.h.liddell)等;而且長期保持5名英籍教員的規(guī)模,這超過了同時期倫敦會創(chuàng)辦的其他同類學校。在赫立德的主持及其影響下,新學書院形成了以下辦學特色:
其一,課程設置注重文理結合、中西交融。在學院初創(chuàng)期,赫立德夫婦承擔了絕大部分教學工作,如他本人教授高年級的算術、代數、幾何、生理學、物理學和化學等課程,他的夫人則承擔英語和歷史課程的教學工作。在辦學過程中,赫立德認為應加強英語教學。他指出:“我們的責任是確保加強互相(按,指中英兩國)的了解、交流,增進雙方關系。現在在我國讓民眾轉而學習中文作為思考的工具是無望的,要求在華英國商人或其他行業(yè)的英國人使用流利的中文也許有些過分,雖然這種趨勢也在擴大,所以中英兩國要互相理解,互相學習,顯然需要通過中國人學習我們的語言知識。讓我們企盼英語知識在中國得以傳播,很多事業(yè)有賴于此,包括政治和國際關系。”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英語成為學校的主干課程,包含文學、會話、作文等;從初三開始,各學科也使用英文教材,如歷史、地理、化學、物理等,學生高中畢業(yè)時英文的聽說讀寫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即使學校在向中國注冊后依然保持這一傳統(tǒng)。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回憶道:“我上的中學是英國倫敦會創(chuàng)辦的新學書院,后改名新學中學,許多課程都由英國教師教,用的是英國課本,用英文教,所以一開始我的聽課和閱讀英文程度都比一般中學生高一些,我又是個高材生,所以在初中時就有了一定的英文閱讀能力。”另一方面,新學書院也很重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強化英語教學的同時,國文課依然占據重要位置,課本以文言文為主,很少選白話文,因而學生的古文底子比較深厚。為了提高學生的國語表達能力,學校還設有“國語演講會”,其章程中寫道:“本會以發(fā)展并練習同學用國語發(fā)表思想之能力為目的”,規(guī)定“本校各級同學都應加入為本會會員”,還要求“會員參加演講練習時,自定題目,但先撰寫演講大綱,或講演全稿,并由指導委員會審核修正,發(fā)還備用”。這些充分顯示出學校對學生中文表達能力和水平的重視。
其二,具有重視體育的傳統(tǒng),并開辟了近代中國球類運動的先河。赫立德在《中國的教育》中介紹了1904年新學書院舉行的第一次運動會:“運動會向全天津學生開放,這是當時天津學校舉行的第一次運動會。部分天津官員出席了運動會,某位官員在運動會結束后還表示我們?yōu)橹袊隽艘患O好的事情。”赫立德把體育運動視為中國人打破傳統(tǒng)、接受西方觀念的一種方式:“這些日子我們正在打破世俗的枷鎖;當然,這是我們必須做的事情。我們很高興能打造一屆嶄新而強健的中國運動會。”由于全校上下的重視,新學書院在足球、籃球、田徑等項目上成績卓著。例如,足球隊成立于1902年,是在天津組成的第一支足球隊,當時球員們腳上穿著高統(tǒng)長靴,腦袋上卻盤著長長的辮子,被戲稱為“辮子足球隊”,此后連續(xù)獲得天津足球冠軍,新學書院遂被譽為“天津足球發(fā)源地”。自從籃球傳人天津后,新學書院的籃球隊成為當時天津水平最高的兩支球隊之一。教師刁培新通過研讀英文資料,將美國的“人盯人”防守戰(zhàn)術引入中國,使新學書院籃球隊先后榮獲華北球類運動會四屆冠軍和兩屆亞軍;在東京舉辦的遠東奧運會上,新學書院運動隊的三名隊員代表中國參加,為中國籃球隊贏得獎牌作出了較大貢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深得李愛銳精心指導的新學書院畢業(yè)生吳必顯,他在跳高、田徑等方面成績優(yōu)異,1936年曾遠赴德國參加奧運會。
其三,創(chuàng)建學校附屬博物館等作為教學輔助設施。1904年,赫立德創(chuàng)建了學院附屬博物館(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中文名為華北博物館,旨在使學生增長知識、開闊眼界,以配合相關課程的教學。在開館的一年中,共接待了1623名參觀者。展品包括儀器、模型和圖片等,較為全面地展示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科技發(fā)展的最新成果,成為新學書院教學的重要演示場所。該館還陳列了新學書院教師帶領學生自己制作的教學標本,在課堂教學中它們常被用來演示。
民國時代,新學書院在天津享有很高的聲望,也獲得了社會各界的認可。1913年,學校舉行民國后第一屆畢業(yè)生典禮,當時盛況空前,英國、荷蘭等國外交大臣出席。袁世凱派特使梁士詒到會宣讀賀詞:“貴校樹立為本民族的福祉工作之目標,實為非常有意義……作為總統(tǒng),我要讓全民感謝你們的偉大工作。”教會史專家顧達爾(n.goodall)在《倫敦會史:1895-1945》中寫道:“赫立德作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對于全局形勢的重要性極其敏感,在這一點上無人可與之媲美,而其終身努力都體現在新學書院中……赫立德的超人能力及其富有獻身精神的中國同事和當地社會團體的支持,是學校成功的至關重要的因素。”
上海是近代教育起步較早的城市,特別是開埠后受到“西學東漸”的影響,新學迅速取代舊學,教會學校、官辦學校和私立學校同時發(fā)展,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843年,倫敦會早期來華傳教士麥都思hurst)到上海傳教,他利用負責道路、碼頭建設和管理英僑公墓之便,圈買了上海縣城北門外的大片土地,人稱“麥家圈”,作為倫敦會在華總部的所在地,并在此建造天安堂教堂。1891年,倫敦會在天安堂創(chuàng)辦“英華書院”,吸收華人子弟入學。1898年,為紀念麥都思,學院遂改稱麥都思紀念學院(medhurst memorial college);其中文名則從麥都思和倫敦會中各取一字,稱為“麥倫書院”。成立伊始,條件較為艱苦,倫敦會牧師包克私(rev.e.box)成為首任校長,教職員工5名,僅一人領取薪金,學生也僅有20余人。包克私后由裴文(w.bevan)任校長,他把學校遷至兆豐路一帶,1903年新校舍落成,禮堂、宿舍、廚房等設施也漸趨完善,其后20年間先后由麥盧伯(e.j.malpas)、庫壽齡ling)、盧克遜(luxon)任校長,他們憑著對教會教育的熱忱致力于學校的發(fā)展。這一時期學校僅招收男生,設中文、英文兩部,各設正館四班,備館四班。1922年,彭思(burns)出任校長,他采取了一系列整頓校務的措施,包括合并中、英文兩部,裁撤正館第三、第四班,取消正館、備館之名義,改設高中三年、初中三年,另設初中預科。至此,麥倫書院的學級編制開始與國內學制相符合。教學課程主要有宗教、英文、國文、數學、理化、史地、天文、體育、唱歌@。倫敦會在辦學中起主導作用以及重視傳播基督教教義,成為這一時期麥倫書院
20世紀20年代,國內掀起“收回教育權”運動,南京國民成立后要求所有教會學校必須向立案注冊,并規(guī)定只有華人才能擔任校長。此時,在華傳教的英國長老會、倫敦會、公理會聯合組成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倫敦會順時應變,開始聘請中國人治校并組織校董會,此后華人取代倫敦會在教會學校中的主導地位。1928年,麥倫書院向市立案注冊,改名為私立麥倫中學,夏晉麟博士成為首任華人校長。他掌校四年間,先后設立訓育處、教務處,創(chuàng)立圖書室,改建網球場、理化實驗室,實施教育部頒發(fā)的《中等學校暫行課程標準》,采用學分制,推行學生自治會制度。
1931年,沈體蘭成為第二任華人校長。他出生于教師世家,1922年畢業(yè)于蘇州東吳大學,1928-1929年間在牛津大學教育研究所任研究員,在此期間寫了《英國中等教育》、《中國教育之改造》等著作。就任校長后,他對學校行政、教務、財務、師資、學制等多方面進行了改革、整頓,“校園景象頓覺煥然一新”。麥倫中學改革的成功實踐來源于他中西結合的教育背景、先進的教育理念和較為理性的改革原則。他既保留了倫敦會辦學的某些英國教育傳統(tǒng),也向學校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后人將其在麥倫中學實施的一系列改革稱為“麥倫中學的改造”,應該說其實質即為使西方教育適應中國國情的本土化改革。
沈體蘭曾提出:“養(yǎng)成新公民,造就新人格青年,斯乃本校所負之教育使命也。”他明確規(guī)定學校宗旨為適合教育高尚標準,培養(yǎng)健全公民,并據此訂立四項原則:(1)樹立高尚理想;(2)養(yǎng)成社會意識;(3)練習集團生活;(4)實行公眾服務。圍繞這四項教育宗旨和原則,沈體蘭領導麥倫中學的師生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沈體蘭從三方面詮釋“人格教育”的目標:其一,“培植為公道而犧牲,為大眾而斗爭的勇士”;其二,“造就追求真理、發(fā)展理智之青年”;其三,“使學生成為具有愛國精神與救國能力之公民”。而這些顯然已大大超越了麥倫書院早期所提倡的“基督化人格”的培養(yǎng)目標,賦教育以“時代責任感的、集體主義的、為大眾服務的德育新內涵”。1928年,學校向立案注冊后即取消了宗教課程,添設了人生哲學課。在此基礎上,沈體蘭更加重視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面對當時國難深重的形勢,他特別注重培養(yǎng)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操。如他在學校四十周年紀念刊的序中向師生呼吁道:“當茲國運瀕危,強鄰壓境之今日,欲圖民族之生存,必先為統(tǒng)一救亡團結御侮之努力。”
如前所述,沈體蘭曾訪學牛津大學,而牛津正是英國“導師制”的發(fā)祥地。為了加強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他便在麥倫中學引zk“導師制”。據記載,“沈校長以中學教育為國民之基本訓練,須有與學生共同生活之導師隨時做生活之指導,乃于二十一年創(chuàng)設導師制,每班設導師一人”。當時教師都積極參與導師工作,如倫敦會派駐學校代表白約翰、國文首席教員魏金枝和教育學家曹孚等都擔任過學生導師。同時,學校還專門設立導師會議,每月一次召集教務訓導主任、各級導師、體育教員等參加,商討有關開展思想品德教育的事宜,并制訂相關措施。
曾被譽為“民主革命教育的基地”的麥倫中學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管理機制:校董會負責籌劃和監(jiān)督學校財務及聘任校長等工作;校長負責全校校務,并充分發(fā)揮教職員工會議和各種師生合作委員會的集體作用。從1933年起,學校“為集思廣益推進校務起見,除經常之教職員會議以外,每學期初特召集全體專任教職員舉行校務研究會一次,討論各項基本問題”,主要包括:(1)確定教育方針;(2)提高教育程度;(3)造就特殊校風;(4)實施推廣教育;(5)實行男女同學;(6)添設聯絡小學;(7)擬定教員進修計劃;(8)籌備四十周年紀念;(9)制定職業(yè)教育計劃;(i0)開展國難時期的訓練;(11)實行訓教合一;(12)擬定發(fā)展計劃;(13)重訂學科課程;(14)實施訓教原則;(15)應付救國運動;等等。上述問題涵蓋面廣,幾乎涉及學校發(fā)展和教學管理的各個層面,充分體現出學校倡導教師參與校務管理的民主作風。另外,學校財務也向教職員工公開,校務委員會下設經濟稽核委員會,其中也有學生代表參加。曾執(zhí)教麥倫中學的段力佩在回憶校長倡導的民主作風時指出:“他領導的學校,是以他為主的,但他要經過學校各層次的討論,幾乎每次討論,都爭論得極為熱烈,最后他還向學校幾個進步教師征求意見,然后由他集中大家的意見拍板下來。”
1932年,學校正式組建學生自治會。《學生自治會組織條例》中規(guī)定學生自治會“隸屬于校務會,處理關于學生自治之一切事務”,并規(guī)定其須履行的義務為:(1)共守各項規(guī)約;(2)整飭公共秩序;(3)督查課外活動;(4)保護學校設備;(5)傳達學校法令;(6)陳述同學公意。可見,學生自治會主要是學生表述訴求和意愿的場所,發(fā)揮著溝通學校和學生的橋梁作用。自治會內設秘書處、內務處、外務處等機構,組織學生開展一系列活動,如辯論賽、出版校刊、文學研究、體育比賽、戲劇表演等,也包括組織學生積極參加當時的抗日救亡運動。通過這些活動,一大批學生骨干脫穎而出,并在工作中得到鍛煉,使學校保持了“思想活躍、朝氣蓬勃、健康向上的校風”。
學校提出的教育方針為:對學生所施之教育,于知識、行為、經驗三者并重,學生之操行成績、學業(yè)成績、課外作業(yè)成績均能及格者始得畢業(yè)或升級。與此相應,學校提出的教學目標為:學習工具之精熟運用、思想方法之追求探討、環(huán)境知識之理解認識、技能之習練養(yǎng)成。這些充分體現了學校要求學生全面發(fā)展的指導思想。
為了落實上述教育方針和目標,學校組建了高質量的師資隊伍,其中大部分人畢業(yè)于國內外著名大學,其中不乏著名的作家和學者,如著名作家魏金枝曾發(fā)表大量小說和詩歌;曹孚、樓適夷、馮賓符、段力驪、趙樸初、王楚良等著名文化人和學者也曾在麥倫長期或短期任教。同時,學校還舉辦各類學術講座,邀請海內外名家來校講演,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戲劇、音樂等方面,大大拓寬了學生的視野。
教學方法以啟發(fā)式為主,注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并針對初、高中不同年級的特點而倡導不同的自學方法。學校還特別重視學生的課外閱讀,《教務大綱》中明文規(guī)定:“除課本外,由各科教員指定參考書,養(yǎng)成學生自動課外讀書之習慣”。因此,圖書館在麥倫中學始終受到重視。曾在此任教的王楚良深有體會地認為:“一個圖書館,它和學生的關系應該是最親密的,尤其是在這個民族危機非常迫切的現階段,為了使學生們充分地認識時代,學生單靠課室的一些書本上的獲得是不夠的,他們需要更廣泛的、更多方面的知識。”學校還專門成立圖書委員會,由各科主要教師和圖書館員共同組成,“估計學生對于知識的要求和他們生活的趨勢,而添購配合他們要求和趨勢的書籍
麥倫中學的“推廣事業(yè)”久負盛名,沈體蘭提倡社會與學校相結合,學校要成為社會教育的實驗基地,從而使學校充分融入中國社會,以增進師生對社會的了解和體察,培養(yǎng)其社會責任感。他賦予學校以社會改造功能,這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不愧為一種創(chuàng)舉。在其領導下,麥倫中學先后開辦了民眾學校(1932年)、補習學校(1933年)、義務學校(1934年)等,并從1933年起每兩周召開一次民眾大會,為附近居民表演話劇、歌舞,放映電影、幻燈,舉行運動會等。學校鼓勵學生從事假期服務工作,如到安徽等地開展識字運動,還創(chuàng)辦了簡易師范學校以培訓民校師資[23]183-18’。這些社會服務工作使許多師生加深了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又鍛煉了他們的實際工作和教學能力,在當時被稱為“創(chuàng)造性的教育實驗”。
倫敦會是近代率先來華的英國海外布道會,也率先將西方學校教育體制引進中國。19-20世紀,倫敦會在中國大陸創(chuàng)辦了若干所統(tǒng)稱為“英華書院”的學校,它們遂成為這一時期在華英國教會中等教育的主體。總的來說,倫敦會所創(chuàng)立的“英華書院”的辦學模式主要體現出以下特色:(1)早期的學校由倫敦會選派傳教士主辦,并選派部分傳教士和英籍教師任教,但后期多由華人主持校務并擔任各學科的教師。(2)倫敦會承擔部分辦學經費,但學生學費和社會捐助逐漸成為其主要辦學經費來源。(3)重視傳播基督教教義,進行宗教禮拜儀式,但不強迫學生受洗人教;早期開設宗教課程,后期多被迫取消。(4)提倡英語教學,英籍教師成為英語教學的主導力量,不少課程用英語授課,但同時開設教授中文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課程,課程設置力求中西結合。(5)學校注重傳授近代自然科學知識,普遍開設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等自然科學課程;就其教學內容而言,以基礎教育為主,或兼及專門教育。(6)在辦學層次和學制方面,早期的學校偏重于初等教育,其后逐漸向中等教育過渡,包括初中和高中兩段,一般實施“三三制”。
早期來華的倫敦會傳教士大多數未受過正規(guī)的高等教育,有的在神學院接受過短期訓練,如馬禮遜、米憐等人,他們在從事翻譯、辦學、出版等活動的過程中,主要憑借自身超人的努力而獲致學識的增長,特別是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熟練掌握和領悟。從19世紀后期開始,來華傳教士的學歷層次有所提高,一些接受過系統(tǒng)的高等教育的專業(yè)人士加入了海外傳教士隊伍,他們被稱為“教育傳教士”,如博學書院的首任校長馬輔仁、天津新學書院的首任校長赫立德以及上海麥倫書院的第二任校長裴文等。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yè)化的傳教士參與辦學,對提升“英華書院”的辦學層次和教學質量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鴉片戰(zhàn)爭后,倫敦會在中國各地創(chuàng)辦的“英華書院”成為在華英國教會中等教育較為典型的辦學模式。從歷史上看,這類學校明顯受到英國教育傳統(tǒng)的影響。雖然很多學者認為英國教育對近代中國影響甚微,甚至沒有影響,但正如英國學者迪莉亞·達文(d.davin)所言,“英國教育的影響比它初看之下的表現要深遠地滲透其中”。
眾所周知,近代英國教會有壟斷教育的傳統(tǒng),它主要提供的是宗教教育,因此,直到19世紀中期,英國雖然已完成工業(yè)革命,但其教育的發(fā)展較之歐洲其他則相對落后,主導的公共教育體系發(fā)展緩慢,以培養(yǎng)紳士為目標的精英教育占據主導地位。這一時期提供中等教育的學校主要為公學(public schoo1),它們大多被冠名為“college”(學院),但并不具備高等教育水準,如著名的“eton college”(伊頓公學)、“harrow college”(哈羅公學)等。英國教育家洛克提出的“紳士教育”的理念主導著英國公學的辦學實踐,培養(yǎng)“基督教紳”(christian gentleman)成為公學的主要辦學目標。因此,公學重視學生品德的培養(yǎng),也注重宗教知識的灌輸,拉丁文、古希臘文等古典語言則成為其主要教學內容。學校以寄宿制為主,配以寬敞的運動場、圖書館、教堂等設施來開展體育運動和其他各類課外活動,以求實現學生身心的全面發(fā)展。進入19世紀后期,隨著面向中產階級的中等教育蓬勃興起,英國的公學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學校系統(tǒng)。19世紀由倫敦會派遣來華的傳教士和大部分教師自然無法逾越自身所受教育背景的影響,他們在中國辦學也必然深受當時英國國內辦學水平的制約,所有這些因素使得倫敦會創(chuàng)辦的“英華書院”帶有英國教育傳統(tǒng)特別是公學教育傳統(tǒng)的烙印。
綜上所述,倫敦會在18世紀英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在向海外擴張和滲透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和確立了“社會服務型”的傳教方針,而從事辦學活動和事業(yè)則成為其貫徹上述方針的主要方式之一;這種傳教方針和方式為其后眾多英美海外傳教會所效仿,成為新教海外傳教的主要策略。在此歷史背景下,教會辦學活動成為其在華活動中最為活躍和突出的部分,對中國近代教育的產生和發(fā)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因而有學者斷言:西方傳教士在近代中國的活動涉及各個領域,但其“影響在教育方面最強”。
馬禮遜等人創(chuàng)辦的馬六甲“英華書院”開啟了鴉片戰(zhàn)爭前后西方學校教育導人中國的先河,其熔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于一爐的辦學模式,不僅為在華教會教育奠定了基礎,一定程度上也為近代中國新式學校的創(chuàng)辦提供了借鑒。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倫敦會在中國大陸各地創(chuàng)辦了一系列“英華書院”,其具體名稱雖各異,但保持和沿襲了大致相同的辦學模式,其文理結合、中西交融的課程設置及其教學內容,既符合中國重視人文學科的教育傳統(tǒng),也滿足了當時國人學習西方科技知識的強烈要求;在晚清中等教育的發(fā)展較之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對落后的歷史環(huán)境中,“英華書院”成為當時中國中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入民國時期,倫敦會已成為推動在華教會中等教育發(fā)展的主要差會之一,其專業(yè)化的英籍教師以及重視英語教學和體育的辦學特色無不體現了英國教育對中國教育的影響,“英華書院”開設的課程往往被視為教會大學的預備課程,其畢業(yè)生則成為教會高等學校的主要生源。特別是在教會學校普遍向中國立案注冊之后,以麥倫中學為代表的“英華書院”進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教育改革,較為自覺地融入中國國民教育體系之中,從而對推動中國近代中等教育的發(fā)展產生了較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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