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的召開，使“三農”問題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中國特定的環境下，十三億人口中九億人口的龐大比例使得我們不得不去重視農村和農民有關的問題，而農村基礎教育又是農村和農民有關的問題的重中之重，它對“三農”問題的解決，對我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有著重要意義。但是，就目前我國農村基礎教育的現狀而言，卻不容樂觀，仍然存在許多亟待解決和完善的問題。
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制度改為“以縣為主”，即將農村義務教育納入縣級財政預算，主要由縣級財政來投資農村基礎教育。這一改革，盡管遏制了原先的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并未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問題，因為縣鄉財政原本是一體的（在許多地區，縣鄉財政一直都沒有完全分開），將農村基礎教育的投資主體從鄉鎮改為“以縣為主”，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做法。“以縣為主”，從縣級人民角度講，最關鍵、最核心的是保證對全縣教育需求提供較為充裕的供給，對全縣教育資源進行高效合理配置。但對于我國經濟不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如果沒有中央和省級財政轉移支付，連干部和教師的基本工資都無力保障，更談不上為教育需求提供充裕供給；并且，縣級財政并不比鄉鎮財政好到哪里去，它們基本都是“吃飯財政”，甚至不少是“欠債財政”供養人員“吃飯”尚且闕如，何來資金投入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為此，在財政束縛下，縣級只好拼命地控制甚至壓縮教育編制，大范圍地撤并農村中小學校。
農村稅費改革涉及到教育方面主要是“兩個取消”，即取消農村教育集資，取消農村教育費附加。這兩項教育經費來源取消后，使目前本已嚴重不足的教育經費更加短缺，給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和農村學校的正常運轉帶來重重困難。縣財政只能保證教師工資，鄉財政困難，哪來資金投入教育，因此費稅改革后，教育投入不減只能是句大話、空話。而有些地方“教育附加費”被取消后，有些學校每年就減少了十幾萬元經費，而由于1997年“普九”驗收和“排危”等負債累累，原先計劃用農村教育附加費、集資逐年償還，現在取消了這些收費項目，學校失去了還債之源，學校的生存和發展收到了極大的考驗。
城市教育基本達到現代化，經費的不足導致農村中小學仍然是一個教師一本書、一支粉筆一堂課。全國政協委員文家庭指出，農村與城市相比，教師素質相差越來越懸殊，教師的工資、福利待遇相差越來越懸殊，教學的設備、條件相差越來越懸殊，致使城市與農村的教學質量相差越來越懸殊，農村的教學質量嚴重滑坡。
在中國的農村基礎教育體制中，教師根據報酬和素質分成兩類：公辦教師和代課教師。代課教師起源于50～70年代由農村集體設立的“民辦學校”（區別于“公立學校”），這些學校的教師也稱為“民辦教師”，他們是由集體付報酬，不是正式工作人員，他們的任職條件也不那么嚴格。從80年代初期開始，農村集體組織開始解體，農村學校和城鎮學校（公辦學校）之間的界限消失了。1986年，中央要求通過逐步取消民辦教師而把兩類教師合并。這主要通過停止聘用新的民辦教師、逐步把現有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或現有民辦教師退休來實現。到1990年，中央要求立即取消民辦教師類別，把所有民辦教師轉為工作人員。然而實施“以縣為主”后，有些縣級財力薄弱的縣，即使是現在，農村地方仍然發現無論從財力上和師資供應上，很難大量提高公辦教師數量以滿足農村學校的需要。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新的一類“代課教師”取代了民辦教師，兩者工資待遇差別很大，在某些縣，一個最低級別的公辦教師的月收入在400元以上，而一個代課教師根據其級別其工資只有56～160元，代課教師的大量存在，表明地方很難或不原意執行中央的教育政策。在財政地方化之后，中央制定標準的政策變成無經費式命令，結果是給下級造成經費困難。代課教師現象也許反映了地方對工資靈活性的偏愛。隨著越來越按沿海地區和城鎮地區的水平來制定全國統一的工資待遇，而這些全國統一工資待遇又大大高于當地的工資水平，地方不愿意或無力支付這些工資。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只好以犧牲教育質量為代價，依靠民辦教師或代課教師。
公用經費預算似乎只是走過場，在某些縣從來都沒有認真考慮過這方面。每當有資金需求，縣就向財政局打報告，教育公用經費的預算中，有些縣公用經費是由和學校分享。縣已經從財政局共收到的大量公用經費，很少下撥給學校，都是由自己花掉了。某些領導還抱怨說這些撥款甚至不夠滿足日常運轉的需要。鄉、村學校完全依靠預留的農村教育附加費來負擔公用經費支出。
公用經費的缺乏使得農村中小學環境閉塞，教學設施落后，教師普遍缺乏學習，參加培訓和繼續教育的機會，以致教育觀念陳舊、思想保守；先進教育思想、教學手段不能應用，絕大部分教師不會操作微機，不會制作課件；難以適應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實施新課程的要求，教師隊伍整體素質普遍低下。
基礎教育作為一種由財政投資為主的“純公共物品”，合理的基礎教育投資規模需要由中央來定，并通過財政支付來實現。為此，我們建議：
(1)要因地制宜改變“以縣為主”的農村基礎教育投資體制形成中央、省、縣三級分級按比例投入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的新格局，不能“一刀切”。經濟發達地區，縣財政較富足，“以縣為主”進行投入完全可以。在蘇南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甚至鄉鎮財政就可以負擔，不必“以縣為主”。
在東、中部地區有些省的財政是較好的，但下面有些貧困縣是“吃飯財政”，甚至“飯”也吃不飽。“以縣為主”保證不了義務教育的需要，這就要加大省級財政的責任，有些嚴重貧困地區甚至要“以省為主”保證投入。
在西部各省和中部地區的農業大省，省財政捉襟見肘，這就要中央加大轉移支付。尤其是現在尚未“普九”的450個縣，其中391個在西部，他們大部分是級貧困縣，又處在老少邊窮地區，“普九”十分困難，中央應負主要責任。
(2)要建立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專項轉移支付制度由于分稅制后的轉移支付更多地是為保證地方不降低收入，因而對貧困地區的傾斜力度不夠。而且一般轉移支付中沒有規定農村義務教育應占的比例，地方撥款隨意性很大。因此，如果想通過轉移支付補足貧困縣義務教育開支的缺口，必須制訂專項轉移支付的制度和辦法。建立規范的以縱向轉移支付為主、縱橫交錯的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向落后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資金轉移支付力度，實現教育水平均等化。
根據轉移支付的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原則，從制度層面上，設計出一種計算各地應有的財政收入和合理的基礎教育支出水平的辦法并使其公式化，規定基礎教育資金由發達地區向貧困地區轉移的額度，通過橫向轉移來實現基礎教育水平的均等化。加大向落后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資金轉移支付力度，建立規范的義務教育財政專項轉移支付制度。設立目標專款。它應包括兩部分：一部分用于低于基礎教育最低的財政標準的級貧困縣和省級貧困縣。對超出貧困縣財政能力的基礎教育事業費，貧困縣則由中央設立的目標專款保證；省級貧困縣由省級設立的目標專款保證。另一部分用于對農村貧困學生的直接資助基金。此專項基金是為保證貧困學生獲得充足的經費資助，使適齡兒童能接受基礎教育而不因貧困失學或輟學，以促進我國農村基礎教育水平的提高。
(3)基礎教育是“純公共物品”，對于十三億人口中九億人口的龐大比例使得農村基礎教育更加值得重視農村人口素質的提高對于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舉足輕重；為此在建立完善的監督體系下可適當允許一些地方發行專用的“農村基礎教育公債”，在不增加當前農民負擔的基礎上解決農村基礎教育投入不足的難題；或者批準省級有權決定發行教育，專門用作籌集農村基礎教育資金。
(4)將基礎教育經費全部實行預算統編，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農村基礎教育財政支出使用效益和加強農村基礎教育財政資金管理，地方要加強對教育資金使用的管理和監督，控制支出的方向，優化支出結構，加強運行監管。完善上級財政部門對下級的財政監督機制，建立一整套農村基礎教育資金支出效益的考核指標，逐步實現財政從供給型向效益型轉變；在一定時期和條件下，控制支出總量，避免因財力拮據而使財政管理和監督流于形式；將財政監督置于法制化建設中，使財政監督變為一種以法制為基礎的有效的監督。進一步深化農村學校內部財務管理改革，壓縮人員經費支出，提高公用經費的比重，以優化農村基礎教育事業費的支出結構。整編教師隊伍，精簡非教學人員，確保人員經費支出的效益。建立嚴格合理的教師分配、調動和流動制度，解決當前鄉鎮教師普遍超編，而邊遠地區農村教師嚴重不足且不能有效調節而造成的教師資源配置不當的問題。合理調整農村中小學的布局。逐步改變辦學規模小、布點分散的現狀，實現學校設置的規范化，以便最大限度地實現投資效益。
(5)要廣泛動員和鼓勵、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公民捐資助學進一步落實對捐資助學單位和個人的稅收優惠政策，對納稅人通過非營利的社會團體和向農村義務教育的捐贈，在應納稅所得額中在全額扣除的基礎上可適當再給予一定的加扣。充分發揮社會團體在捐資助學中的作用。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對捐資助學貢獻突出的單位和個人，給予表彰和獎勵。部門還可考慮開征教育稅，取代各種收費，將中外企業都納入征稅范圍，從而拓寬稅基，穩定稅源，使財政的教育支出具有更加可靠的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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