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五四”運動后，中國一些教育家和教育團體紛紛開展鄉村教育實驗，并逐漸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鄉村教育運動。他們將教育的中心由城市轉移到鄉村，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鄉村教育運動興起的原因包括教育思想、政治、經濟的等多個方面。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興起了一場鄉村教育運動，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中華職業教育會、中華教育改進社、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等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學術團體，為挽救日趨沒落的中國農村，到農村建立鄉村教育實驗區，從事以興辦教育、改良農業、公共衛生、移風易俗等為主要內容的鄉村教育實驗。研究鄉村教育運動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它能為我們今天的農村改革，尤其是“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以下筆者就這一問題，從教育觀念、政治環境、經濟呼喚等方面加以探討。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中國現代教育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五四”新文化運動促使中國現代教育思想發生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教育實用化觀念的形成。清末近代學制建立以來，學校教育與社會實際相脫離、書本知識與社會相違背的弊端普遍存在，人們卻熟視無睹。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以及歐美的各種教育思潮，特別是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下，一些知識分子紛紛提出教育實用化的觀點。早在1913年，黃炎培在《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商榷》一文中就提出學校教育如何“實用”的問題，呼吁讓教育回歸其應有的功能和位置。陶行知說:“當我們在中國辦教育時，這種教育就應當是為了人民大眾的生活需要和幸福解放的教育，如果不是這樣，教育就沒有存在必要。中國是一個農業之國，農民是大眾的主體，所以為了人民大眾的生活需要的教育就理當以農村教育為根本出發點。陶行知認為中國以前的鄉村教育走錯了路，所以中國鄉村教育必須進行根本改造，以另求生路。生路是什么?陶行知主張:“建設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教育—活教育。”活的鄉村教育必須有活的法子，活的方法就是要教學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根據做的法子，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學，怎么樣學就怎么樣教。活的鄉村教育要用活的環境，不用死的書本—總之，鄉村學校是今日中國改造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晏陽初根據在農村從事教育的經驗，深切地感覺到中國人的生活有四種缺點:愚、窮、弱、私，所以他主張運用教育的方式來發揚農民潛力，從而教育農民改造這種生活。那么這種教育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呢?晏陽初提出“四大教育”理論:以文藝教育攻愚，生計教育救窮，衛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最終使中國人，尤其是最大多數的農民，人人都富于智識力、力、強健力和團結力，為創建新中國的新民。梁漱溟則認為:“中國社會是鄉村社會，80%以上的人生活在鄉村，只有鄉村有辦法，中國才算有辦法，無論經濟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梁漱溟還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在鄉村改造中的作用，他說:“整個鄉村建設事業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其社會中知識分子與鄉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構成之一力量。也就是說，要使知識分子與農民打成一片，最終“使鄉間人磨礪變化革命知識分子，使革命知識分子轉移變化鄉間人”。正是在認識到了中國農村的問題之后，遵循教育實用化的觀念，愛國的鄉村教育家們紛紛致力于農村教育，從而推動了鄉村教育的產生。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教育觀念的另外一大改變是教育平民化觀念的形成，教育關注點下移和重民是當時普遍可見的現象。當時不少人都提出必須堅持教育的“庶民”方向，打破以往社會有貴賤上下、勞心與勞力種種差別的階級教育，提倡“庶民”教育是為民眾之苦和蘊藏于民眾心中的無限智能。陶行知是中國教育界第一個認識到農民問題的人，他最早提出了到“鄉村去”的口號。1923年秋，陶行知在北京師范大學平民教育社演講時說:“平民教育運動是到民間去的運動。據統計，中國每一百人中有85個都在鄉下，所以平民教育要到鄉下去運動—利用寒暑假去推行鄉村教育，是平民教育運動中的最好方法。晏陽初認為平民即“苦力”，其“苦”在于體力勞動，缺少文化和沒有平等權利;其“力”則是改造社會的巨大潛力。而中國是農業之國，大多數平民是農民，因此以解救“苦力”為宗旨的平民教育其重點當然在農村。
伴隨著教育實用化和教育平民化等觀念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產生了鄉村教育思想。從中國教育思想發展情況來考察，最早重視中國農民問題、關心鄉村教育的是激進的知識分子。比如李大釗在“五四”運動前夕、1919年2月就認識到青年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大有可為，“耕田也好，當小學教師也好”，去開發農村，運用教育去解決農民的愚昧。因為“中國農村的黑暗，算是達到極點”，“農村的教育，不完不備”，而“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但是，最初專門論述鄉村教育的是余家菊，他曾說過，“民國八年秋冬之際，予曾撰寫《鄉村教育危機》一文，根據事實，指陳鄉村教育危機之所在。后又續撰多文，以為鄉村教育改良之鼓吹”。余家菊于“五四”時期發表的《中國鄉村教育的危機》一文及其續撰的文字，對當時教育界有很大影響。與此同時，袁觀瀾也在“五四”時期，從普及義務教育角度，極力提倡鄉村教育。正如占棵所說:“因為中國以前的教育走錯了路，忽略了百萬個鄉村，直到民國八年，才有些人覺得義務教育的重要，不僅在少數的都市城鎮，而尤重在這百萬個鄉村。由于這樣一個覺悟，才正式起來提倡鄉村教育運動。”稍后，黃炎培從職業教育的角度，也論述了鄉村教育的重要性。他說:“吾嘗思之，吾國方盛倡普及教育，茍誠欲普及也，學校十之八九當屬于鄉村。”
中國的者把參加平民教育活動作為通向工農勞動群眾的道路之一。如鄧中夏所組織的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就是一個由知識分子所組織的，以在工農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啟發工農階級覺悟為揮汗目的的平民教育團體。中國成立后，十分重視農村工作與農村教育，并把教育農民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
1923年1月在彭湃領導下成立了廣東海豐農民總會，總農會下設教育部，開辦農民學校，對農民施行教育，1924年在湖南韶山也辦起了農民夜校，對農民進行了革命宣傳和識字教育。當陶行知提出“到鄉村去”的口號時，中國共青團的團刊《中國青年》對平民教育運動的這一積極方向發展的行動是支持的，并號召青年利用平民教育來教育群眾，尤其是j渾代英十分注意利用陶行知把平民教育送到農村去辦。揮代英曾向建議:“我們也可以學習陶行知到鄉村里去搞一搞。1927年11月，《江西省蘇維埃臨時政綱》提出“注意工農成年補習教育及職業教育”、“發展農村教育，提高鄉村文化”等口號。
為了抵制中國的農村教育，也為了挽救破產的農村，采用了兩種方法:一是發展領導下的農村教育。1926年12月中央及各省聯席會議規定了“厲行平民識字運動”、“改良鄉村教育”等關于農村教育的條文。1927年7月，國民行政院限教育部于當年9月制定出厲行國民義務教育及成年補習教育的實施計劃，這些規定為平民教育的實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二是利用“鄉村教育”理論來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晏陽初的鄉村教育運動及其觀點很受國民當局的賞識，1931年蔣介石曾電召晏陽初去南京會面，后來晏陽初被委任為河北縣政建設研究院院長。1930年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武裝圍剿，配合這一圍剿，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向中國展開進攻。當時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地方自治”“民眾教育”“社會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梁漱溟所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就是這些社會運動中的一個主流。當時梁漱溟在山東鄒平創辦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就是在國民山東省韓復集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
國民希望通過教育的辦法與手段來推行其所要施行的各項政策，并用這種方式來抵制中國的土地革命與農村運動，從而達到政教合一的目的。雖然最后國民的企圖落空了，但是其行動對中國鄉村教育運動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由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各地方軍閥的連年混戰、及地方官僚征收沉重的田賦與田賦預征、各處田賦附加、地租，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經濟凋敝，農民困苦不堪。1925年湖南發生大饑荒。“湘省現有六十縣發生饑荒，千萬人民勢必成餓俘，—而統計本年農民死于饑荒者，已達20萬人，死于疫病者，已達30萬人”。農民生活急劇惡化，農村日益破產。這種狀況給愛國的知識分子提出了一個時代課題: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應當找出一條怎樣的出路?
晏陽初認為:由于外來勢力的人侵與封建傳統的壓迫，中國整個日益陷人不寧和混亂的狀態，而受禍最大的莫若農村。鄉村的破產與廣大農民的衰老、鈍滯、麻木種種退化現象，就使社會面臨一個人及其生活基礎的改造問題，而中國的人的基礎是農民，其生活的基礎在農村，因此，鄉村建設成為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同樣，為解決中國的問題，梁漱溟、陶行知等教育救國論者也認為中國的教育應當到鄉村去辦，并身體力行地從城市來到鄉村，實現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偉大結合。經濟決定教育，教育要為經濟服務，20年代的中國農村經濟的客觀面貌決定了中國教育的方向—鄉村教育，瀕臨破產的農村也呼吁愛國教育家到鄉村大顯身手。
鄉村教育運動的興起，除了上述國內的原因之外，同時也與西方重視鄉村教育對我國的影響密切相關。譬如，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就很明顯，很多中國留美學人回國后積極倡導鄉村教育。如中國鄉村教育的名家陶行知、晏陽初就都曾經留學美國;定縣試驗的重要人物趙叔愚、傅葆深二人在美留學期間是專攻鄉村教育專業并獲得了博士學位—當然，美國的鄉村教育對中國的影響，不僅是留美學生起的作用，而且與中國派赴美國的教育考察團回國后的大力宣揚密不可分。除了美國的影響外，不可忽視的還有西歐諸國(如法國、丹麥等)鄉村教育的影響。
鄉村教育運動的產生，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頁，留下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它將現代化科學思想和方法帶人落后的農村，對農業技術的改良，農村風俗習慣的改善具有促進作用。它還可以使被傳統學校拒之門外的勞苦大眾能夠受到最起碼的教育，農民也能夠受到一定的實惠，也有助于農村教育的提高。中國教育家的這種探索和創新，使中國教育進人到一個新的階段，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極其重要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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