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研究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同行之間的相互聯系，指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體育社會學界之間的互動。國際體育社會學界給予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創建與發展許多啟迪和借鑒，為中國體育社會學培養了專業人才，為國內更好更快地了解學科動態提供了方便，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入國際先進行列莫定基礎;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理論成果，為issa的刊物出版發揮了作用，為各國學者的交流提供了平臺和便利，為發展中學者贏得了權利，為跨國合作研究發揮了力量。
在世界各國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和密切的時代背景下，探索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同行之間的聯系，研究我國體育社會學與國際體育社會學之間的互動，既可以為今后我國體育社會學史研究提供素材，又可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對外交流提供理論參考和決策依據。
國際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對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和進步都是至關重要的。對于我國體育社會學來說更是如此，這是因為:第一，我國體育社會學起步較晚，國際上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水平和成熟程度都高于我國;第二，國外同行的研究和經驗可以直接給予我們啟迪和借鑒。
我國體育社會學創建之初，引進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是一項重要工作。1981年，北京大學林啟武開始翻譯體育社會學方面的資料，成為第一個向國內介紹體育社會學知識的學者。之后，蔡俊伍、劉德佩、牛興華、王蘋、李樹怡等人也發表了介紹了體育社會學的文章。上世紀90年代初，劉德佩引進了奧地利格拉茲大學體育系g·bernhard教授的問卷調查法，并向國內介紹了日本學者金崎良三設計的研究課題樣本，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產生了較大影響。21世紀初，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杰·科克利(jay·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一議題與爭議》(sportinsociety:issuesandcontroversies)，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對美國體育社會學有了較為完整和清晰的認識。
從引進成果的來源看，有日本、美國、前蘇聯、加拿大、波蘭、奧地利、保加利亞等，其中以日本、北美和前蘇聯為主。這是因為:第一，這些一直處于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前列;第二，早先我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多集中在日本、北美和前蘇聯等國，熟悉這些的研究進展，具有引進這些成果的便利條件。
自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學者開始將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外同行。1988年《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ass)發表了我國王真、陳安愧和錢躍庭的論文《中國紡織女工的體育態度和參與狀況》，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開始進人國際學術界;1989年，加拿大出版的《社會與閑暇》(l&s)又刊登了劉德佩的研究《體育與中國城市居民的閑暇生活》。翌年，孔祥安和牛興華等人在《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irss)上向國際同行介紹了我國體育社會學十年間的學科進展和主要研究。截止2008年底，我國學者在國際學術會議和刊物上發表體育社會學論文60余篇。這些成果引起了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極大興趣。
體育社會學在我國起步較晚，在創建初期，為了更好地向國際同行學習，我國曾多次邀請國外學者來華講授體育社會學。日本的影山健、近藤義忠，英國的j·a·mangan，韓國的林繁藏和金佰昌等學者都曾來我國傳授過體育社會學知識。
自1984年起，我國向日本、美國和前蘇聯等國派出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僅“1985-1990年期間，我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在國外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的有7人之多”。1990年以后，我國又陸續派出顧淵彥、蘇連勇、金育強、張文健、董進霞、寶勇武等人到國外進修體育社會學。他們回國后，大大增強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力量。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國際影響逐漸擴大，進人上世紀90年代后，國際體育社會學術會議中開始出現我國學者的身影，一些前來邀請我國學者講學。目前我國已有蘇連勇、熊斗寅、劉德佩和盧元鎮4位體育社會學者應邀到國外講學和在國際會議上作報告。
1964年6月，在日內瓦正式成立了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css)(1994年，更名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目前，issa擁有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260多個，分布在世界48個中。在issa成立的40多年間，對規劃和推動體育社會學的進步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國學者劉德佩在前蘇聯學者h..и.巴諾馬廖夫的推薦下，成為issa組織的會員，也成為我國最早加人issa的學者。隨后，我國呂樹庭、李小英、金育強等人也陸續成為issa組織的會員。截止到2008年，我國已有10余位學者加人了issa組織。鑒于我國學者的學術成就和對國際體育社會學的杰出貢獻，1994年icss破例增補我國劉德佩為icss執委會委員，2005年又批準沈陽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為該組織的團體會員，成為我國在issa中的第一個團體會員。
學術會議是學者們近距離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的舞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社會學也積極地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1984和1986年，我國學者出席了日本體育社會學學會的年會，結識了著名學者營原禮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同行。1987年，我國學者分別與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和格拉茲大學的同行舉行了座談會，為后來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礎。2001年起，issa舉辦的4屆世界體育社會學大學，都有我國學者積極參加的身影。第1屆世界體育社會學大會，我國就有8人參加(其中1人來自臺灣師范大學)。借助國際會議這個平臺，各國同行相互交流切磋，增加了解，增進了友誼。
由于文化制度、習俗、環境等方面的差異，研究者往往能更深刻更敏銳地發現自己不熟悉的國度和環境中的問題。國際體育社會學界認識到跨國合作研究是一種研究問題的捷徑。早在1987年，我國學者便與奧地利格拉茲大學體育科學院達成了合作研究協議。據不完全統計，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分別同奧地利、日本、前蘇聯、美國、芬蘭等的同行完成跨國合作研究課題有12項之多。
80年代初，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已有相當的發展，但對于國人來說卻是比較陌生的，除少數學者在國外接觸過體育社會學外，國內大部分學者對體育社會學不了解。因此，學習和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對于創建自己的體育社會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國林啟武、劉德佩、呂樹庭、黃漢升、金育強等許多學者為國外資料的引進發揮了作用。國外研究成果和資料不僅在學科創建初期帶來很多啟示，在我國體育社會學30年的發展進程中也同樣給予了諸多的啟迪和借鑒。引進的前蘇聯、日本、美國、加拿大等的體育社會學成果，對于我們了解國外的學科進展和經驗教訓，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科學研究方面都發揮了較大作用。
跨越國界的交流可以更好地促進學術的發展，專業人才隊伍的培養也是如此。在我國體育社會學發展初期，黨和為提高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研究力量，從1984起陸續向日本、美國、前蘇聯、加拿大、英國、波蘭等派出學者進修體育社會學。到2008年底，我國已向國外派出10多位專門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體育社會學家，像h．и．巴諾馬廖夫、影山健、近藤義忠、金崎良山、johnloy、klau、hiausheinemann等學者都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人才培養和學者成長做出過貢獻。
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是體育社會學領域權威學術組織。到目前為止，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已吸收我國10余位學者為個人會員，沈陽師范大學為團體會員。這些學者架起了國內外體育社會學界更為廣泛的聯系和溝通渠道，使國內同仁更好更快地了解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的最新發展動態和學科進展。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壯大，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和其他學術組織多次交由我國體育社會學界承辦學術會議，體現出國際同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信任和支持。會議以嚴密的組織、周到的服務和良好的環境為國際同行提供了展示成果、交流切磋的舞臺，體現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整體實力，大大引起了國際同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關注和興趣。除承辦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外，我國學者還在多個體育社會學的國際會議中擔任領導職務，組織、籌備和主持會議。通過舉辦和主持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大大提升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擴大了在國際同行中的影響，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人國際先進行列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30年的對外聯系過程中，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向國際同行展示了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的理論和觀點不僅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且很具針對性，對世界上一些與我國具有相同社會體制和背景的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很具借鑒作用。其中關于體育社會流動和分層的論述、關于發展中體育經驗的論述、關于小城鎮體育的社會學研究、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觀點、體育社會問題的研究、關于體育人口的觀點、關于體育價值觀念的表述、關于體育游戲對兒童社會化作用的探討、關于體育社會的理論、關于體育工作者的觀點等，已成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大家庭中的共享資源。這些理論成果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學術觀點和理論體系，為國際體育社會學的成果積淀和學術創新發揮了作用。
《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irss)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出版的學術季刊，是國際體育社會學學科領域最高權威性學術刊物。該刊物在用英文發表論文全文的同時，另外以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韓文、西班牙文和中文7種語言刊登論文的摘要。
1995年以前，irss是沒有用漢語發表的論文摘要。經過我國學者劉德佩長達4年的不懈努力，終于使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在1994年末將漢語增設為該組織的副工作語言。從1995年第1期開始irss開始出現用漢語發表的論文摘要。漢語成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css)的副工作語言，不僅有利于我國學者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國際體育社會學的學術動態和最新進展，而且也為世界上華語地區使用漢語的體育社會學工作者帶來了便利。自issa增設漢語為副工作語言起，我國體育社會學學者一直義務承擔著《irss))中文摘要的翻譯和任務。這項工作最初是由沈陽體育學院體育社會學教研室承擔，i9%年后移至解放軍體育學院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完成。截至到2008年，累計義務翻譯審校中譯文論文摘要25萬多字，10多萬字，為issa的刊物出版做出大量工作。
《國際體育社會學年刊》(issabulletin)是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的通訊刊物。該刊物對各國學者了解issa的工作進展、學科新聞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來，我國沈陽體育學院體育社會學教研室和解放軍體育學院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學者們還一直義務承擔著issabulletin的專欄撰稿工作，為issa的通訊工作也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跨國合作研究是國際體育社會學界進行課題研究與相互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曾與日本、奧地利、前蘇聯、美國等共同完成多項體育社會學研究課題。
作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在享受成果和便利的同時，也積極承擔國際義務。1997年，中國社會學學會體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主辦了“國際大眾體育學術研討會”。共有來自9個和地區的100多名學者參加，與會學者圍繞大眾體育的法制建設、大眾體育中存在的社會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對推動國際大眾體育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同年11月，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社會科學分會在我國北京舉辦了“亞洲體育社會學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共有來自日本、韓國、美國、澳大利亞和國內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80名學者參加。與會學者以“21世紀亞洲的社會發展與體育的關系”為主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就體育社會學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會上展示了一批體育社會學領域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近年來亞洲體育社會學發展的水平。2006年5月，在我國沈陽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召開了“2006國際體育社會學研討會”，來自國內外100余名專家、學者出席了研討會。學者們圍繞發展中的奧林匹克運動、體育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體育與民族文化等問題，展開了深人的交流與探討。
除承辦國際學術會議外，我國學者還多次在國際體育社會學學術會議中擔任技術領導工作，履行相應的國際義務與責任。
聯合國憲章中規定，聯合國成員國需根據各自的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承擔不同的義務。發達和發展中學者的經濟承受能力不一樣，在issa中須交納的會費也不應相同。可是，在1998年之前，無論是發展中學者，還是發達學者，加人issa組織的會員每年都須交納100美元會費(個人會員)。
1998年，在issa執委會擴大會議上，我國劉德佩提出會員的“義務與權利”提案。通過艱苦交涉，該提案終于被issa組織采納，并調整了會費標準。從此，個人會員會費的標準被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100美元、40美元和20美元(發展中學者為20美元)。1998年issa會章的修改，結束了發展中學者受不公正待遇的境況，使先前一些因經濟條件不能人會的學者，從此不再因經濟原因而與issa無緣。我國學者的正義行為，減輕了發展中學者的經濟負擔，為他(她)們爭取了更多人會的機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經過30年的艱苦創業，從不知體育社會學為何物，到出版自己的體育社會學專著;從引進借鑒國外的體育社會學資料，到向國外輸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從派人到國外學習體育社會學知識，到培養自己的博士研究生。這些都表明我國體育社會學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也為國際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取得成績的同時，體育社會學界同仁也應冷靜思考，看到同國外同行的差距。雖然建立起了自己的體育社會學，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中國特色還不明顯;雖然積累了許多研究成果，但精品還不夠多;雖然我國學者已進人issa組織的領導層和決策層，并在其中發揮了較大作用，但能夠在國際社會中發揮關鍵作用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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