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極腐敗是由于轉型期的社會道德規范失靈，官員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扭曲以及社會“潛規則”的盛行，法律體制不健全，行政決策失范，監管體制不利等方面因素所引發的。它損害黨的形象，影響黨的執政地位，制約經濟發展，并且也是其它執政風險產生的根源。應從加強社會道德規范建設，約束官員行為，加強官員修養教育，遏制社會“潛規則”，加強法律體制建設，完善監督機制，以消除消極腐現象。
當前我國正處在急劇的社會轉型期，同時也是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高發期，總書記在中國建黨90周年的“七一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黨目前面臨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和外部環境考驗”四大考驗，同時還面臨著“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和消極腐敗的危險”四大危險1。消極腐敗在建黨90周年的“七一講話”中被首次提出，值得深思，也值得反省。
腐敗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的話題，是侵蝕各國政體的腐蝕劑，對各國的執政集團具有強大的殺傷力。學術界對“腐敗”的研究是相當多的，也對“腐敗”的概念有所界定，然而對于什么是“消極腐敗”并沒有進行過專門的研究，也沒有一個清晰的界定。
什么是消極腐敗？只有我們弄清楚什么是腐敗，才能更好地回答什么是消極腐敗，也才能回答為什么它會成為我們所面臨的四大危險之一。對于什么是腐敗這一概念學術界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定義，不同的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領域和背景都作出了各自的界定。
英國哲學家洛克指出：“如果統治者的行為不以法律為準則，不是維護人民的財產和利益，而只是滿足自己的貪婪的私欲，不論其行為理由正當與否，都是腐敗行為。”2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尼爾認為：“腐敗是為私人、家庭成員或私人小圈子獲取金錢、身份而背離公共角色的規范職責的行為，或違反那些旨在防止濫用私人影響以謀取私利的規則的行為，包含賄賂、裙帶關系和盜用”[3]40。卡爾?弗里德里希從公共利益的視角認為，“當主管某些事務的權力掌握者、責任重大的官員或行政職位占有者，為非法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報酬所引誘，采取偏袒這些金錢、報酬的提供者的行動，因而確實損害公眾和公眾利益者，即為腐敗”[3]41。世界銀行認為，“腐敗是為謀取私利而對公共職權的濫用”。國際透明組織在對腐敗的含義解釋中指出，“公共部門中官員的行為，不論是從事政治事務的官員，還是行政管理的公務員，他們通過錯誤地使用公眾委托給他們的權力，使他們自己或親近于他們的人不正當地和非法地富裕起來”4。我國學者于風政在對腐敗的定義中指出，“腐敗是和國有企業的公職人員與他人合謀，違反法律和社會公認的行為規范，濫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為私人和私人小圈子謀取私利或為某一單位、某一行業謀取特殊利益而損害公共利益及其他公民個人利益的行為”[3]42。美國學者海登海默把腐敗分為“黑色腐敗”、“白色腐敗”和“灰色腐敗”。“黑色腐敗”是明顯違反法律的，社會公眾和官員都認為應該受到譴責和追究的；“白色腐敗”則是指某一種公共權力行為有可能在官員和人民看來都是腐敗的，但雙方都覺得它沒有嚴重到非得對它采取懲罰措施的地步；界定在“黑”和“白”之間的即為“灰色腐敗”5。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消極腐敗是腐敗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是指“白色腐敗”和“灰色腐敗”的疊加，即和國有企業工作人員，在自己的崗位上不作為，即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運用不符合公職要求和公共利益，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那些具有隱蔽性和蒙蔽性的行為。
“消極腐敗”是與社會生活中的、盜竊、行賄、、買賣官職等這些嚴重的積極腐敗相區別的，是公職人員的公共權力偏離了公共利益的軌道，但是不是很明顯的腐敗行為。產生消極腐敗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迪爾凱姆在使用社會失范這個概念時用它來描述當社會規范不力、規范之間相互沖突或規范缺失時，在個人與社會中出現的混亂狀態，他指出在一個高度失范的社會中，由于社會成員沒有共同的生活目標與價值標準，缺少行為的指南與約束，因而這個社會就有解體的危險。他在對社會失范的研究中認為，個人的行為必須由社會中的道德規范來控制，而社會中的道德規范應該是一個完整的沒有沖突的體系。當社會規范不明確或相互抵觸時就會出現社會失范6。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這樣的特殊歷史時期，現有的社會道德規范對什么是消極腐敗沒有從根本上加以規范，致使某些官員們認為自己不，不，就不是腐敗，對什么是腐敗還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官員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認知出現了偏差。現有的道德規范只對那些明顯的腐敗有所規范，卻沒把消極腐敗納入其中。官員的道德意識是受社會道德規范影響的，如果現有的道德規范出現了空白，必然會給官員以可乘之機。
產生消極腐敗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員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扭曲，三觀的扭曲是滋生消極腐敗最活躍的土壤。思想觀念是行動的先導，有什么樣的思想觀念相應地就會有什么樣的行為，人的態度決定一切。為官之道在于德，為官者必須要具有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要以德為先。當前，在我國有很大一部分官員不思進取，工作不扎實，生活腐化墮落，為了自身和小團體的利益拉幫結派，營私舞弊，有的官員利用公款為自己謀取舒適的工作環境，這些消極現象嚴重背離了員的價值信仰和道德追求，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為消極腐敗的發生提供了最活躍的土壤。社會“潛規則”是消極腐敗產生的助推器。現階段我國正處在急劇的社會轉型期，各項法律、規章、制度和社會秩序都難以及時跟進，這就為“潛規則”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領域中的盛行提供了最廣闊的空間。個別領導干部常常懷著僥幸心理，認為“潛規則”是不上臺面的流行做法，人人都知曉，人人都不說，人人也都沒法說，是丑行安全可靠的路徑，覺得不利用“潛規則”是傻瓜，不搞點“潛規則”是睜著眼睛吃虧7。正是在這種社會“潛規則”的作用下，項目工程的重復性建設，三公消費（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國旅游)以及人情關系等消極腐敗現象才屢禁不止。社會“潛規則”的盛行為消極腐敗披上了一層“合理”的外衣，助推了消極腐敗的滋生。
我國現有的法律體制還不完善，還處在一個探索建設的時期。在法律中對腐敗的定義沒有進行過科學明晰的界定，只對那些等顯而易見的行為歸屬為腐敗，對隱蔽的，渾水摸魚的那些行為沒有進行腐敗的歸屬。比如拿三公消費（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國旅游)這些行為來說，法律并沒有明確把這些歸于腐敗。法律規定的不明確，不完善，給消極腐敗行為的發生帶來了便利。我國現有的行政決策常常存在著信息失真或重復決策等問題，比如說對工程項目的重復性建設，亂花公款以及不切實際地跑項目等，浪費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些都是消極腐敗現象。體制外的決策更是如此，由于在體制外決策存在著監管漏洞，這就為消極腐敗的產生留下了空間。比如三公消費，一部分官員用公車辦私事，到處開發票套現，等等。這些現象都是消極腐敗的一種表現。這些都是體制外的行為，沒有納入到監管的范圍之內。針對“三公消費”日益突出的問題，黨中央不斷推出新規，對這一現象進行遏制，在公車使用和配備，公款接待的檔次和人數，出國考察等方面都進行了明確的規定。然而，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大背景下，這些規定形同虛設。行政決策失范，監督不力是消極腐敗產生的一大制度層面的原因。
在我國，由于部分官員對消極腐敗行為的性質認識不足，體制監管又缺失，消極腐敗相對于顯性腐敗具有隱蔽性和蒙蔽性的特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危害性更大。
消極腐敗自身所具有的隱蔽性和迷惑性，對黨的形象具有巨大的腐蝕性，進而會影響到黨的執政地位。一方面，消極腐敗背離了黨的整體意志和根本宗旨，敗壞黨的形象，影響到黨的生存，阻礙了黨的進步，損害黨同人民
群眾的血肉聯系8。比如拆遷中所引發的群眾事件、群體性事件以及災后重建過程中的豆腐渣工程所折射出來的腐敗等等。在這些事件中，也許工作人員并沒有直接收賂，貪臟枉法，但他們往往為了自己的位子，大搞面子工程，快干蠻干，疏于監管，以致于給和人民帶來巨大損失。這樣的事件屢次發生，嚴重的會損害黨在人們群眾中的形象。上海市書記有一句話說的很好：“干部不盡責就是消極腐敗。”9上述事件所反映出來的就是干部的不作為，就是消極腐敗。另一方面，消極腐敗如果漫延，就會影響黨的執政地位。同志曾經就告誡過全黨，認為腐敗現象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亂源，輕則引起群眾的反對和不滿，重則導致黨和改變顏色10。墨西哥執政70多年的革命制度黨就是因為被指責為“黨”而下臺的10。
消極腐敗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巨大的殺傷力。一方面表現在財產被大量地鋪張浪費掉，不該花費的硬花。突出表現的就是當今社會所熱議的三公消費，據統計這些錢是財政支出的一大開銷。在國外，對財政是有嚴格控制的，花錢必須經過國會同意。然而，在我國權力過分集中的大背景下，常常就是部門領導說了算，財政局歸屬于當地，因此，這就為亂開發票，亂報銷，不管公事私事隨便用公車打開了方便之門；另一方面，地方的重復性建設，盲目建設，不是從當地的實際出發進行合理的規劃，而是從自身的小團體利益出發為自己賺取業績，這些現象都是消極腐敗的在社會中的表現，不僅浪費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且從根本上嚴重制約了經濟社會的發展。
消極腐敗可以說是其它三大危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和脫離群眾的危險）產生的總根源。消極腐敗的任意橫行必然會導致其它三大危險的產生。例如，現實政治生活中，在選用人才上所存在的“任人唯親”和宗派主義的現象，選人、任用和升遷的標準不是從能力、德性方面來衡量，而是走關系，靠勢力，這種現象必然會導致任用官員能力不足的問題。而那些有能力有才華的人得不到重用，久而久之，必然會出現精神懈怠。消極腐敗的肆虐必然會使一部分官員高高在上，漠視人民群眾，再加上官員的鋪張浪費，消極腐化，必然會與人民群眾相脫離，從而引發其它三大危險的產生。
近些年來，消極腐敗的現象變得日益嚴峻，其危害之大，影響之深，受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懲治和預防腐敗是一項系統復雜的過程，既要抓自律又要抓他律，使其在二者的夾擊下得到遏制，甚至走向消亡。基于此，針對轉型期的消極腐敗現象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治理。
當前我國正處在急劇的社會轉型期，在轉型期道德規范出現了真空，現有的社會道德規范已經對部分官員失去了約束力，官員的思想觀念和意識出現了偏差。道德是其它一切措施展開的基礎，因為法律只是要求社會成員遵循的最低限度，所控制的范圍是受到法條限制的，在其控制的范圍之外，真正有效的控制方式就是道德。如果某一個官員內心的德性也泯滅了的話，那他就會把自己的權力和良心推向市場11,唯利是圖。因此，需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建設，增強官員的自律意識。一方面，要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和培訓等方式對廣大干部進行思想意識的灌輸，提高廣大干部的思想政治覺悟意識，使他們能夠分辨是非，進行合理的行為選擇，做到自尊自愛；另一方面要加強廉政文化建設和社會道德建設。廉政文化和社會道德建設就是培養公民知法、懂法、遵法和遵守社會道德的意識，使其能夠對官員的行為進行約束，在我國普遍存在的一個怪現象就是在制度出臺后，不少人不是想著如何去遵循和執行制度，而是如何去鉆制度的空子12。從根本上說明了部分官員道德意識和自律意識不強，社會出現了規范不力的現象。因此，必須加強廉政文化和社會道德建設，使人們從思想意識上就筑起反腐的防線。高官員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修養，遏制社會“潛規則”的盛行
在急劇的社會轉型期，有些官員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出現扭曲，“義利觀”變質，為官之道和為官之德完全拋在腦后，個人利益凌駕于道德和公益之上。三觀的扭曲為
消極腐敗提供了最活躍的土壤，因此，遏制消極腐敗的發生就必須提高官員三觀修養，引導官員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一切腐敗皆從小事開始，消極腐敗是積極腐敗量的積累，如果不加以遏制，必然會走向積極腐敗。對一些官員認為自己不不就不是腐敗的錯誤觀念必須要加以糾正，貪圖小便宜是自身墮落的開始，因此，官員干部必須加強自身三觀修養，注重內練，要耐得住寂寞，經得起各種誘惑的考驗，始終堅持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在官員選擇上要加強對德的考察，要改變過去傳統選拔官員的思維定勢，要把德作為衡量官員選拔和升遷的最重要的標準。目前官場上盛行的“潛規則”必須加以遏制。消極腐敗可以說已經成為官場上的一種“潛規則”，三公消費（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國旅游)已經成為官場上的通病，已經使官員失去了自我辨別腐敗的意識，認為這些習以為常的“潛規則”不是腐敗，從而助推了消極腐敗的肆意橫行。因此，官場上的這種“潛規則”必須加以遏制，為官者必須堅持的黨性和為官的德性，不能讓“潛規則”成為腐敗的護身符，要自覺抵制這種官場通病的影響，帶頭鏟除官場上這種盛行的“潛規則”7，凈化官場環境，遏制消極腐敗的滋生。
轉型期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對我國的法律體制帶來了具大挑戰。消極腐敗在近些年逐漸擴大化，關鍵的一點就是它沒有被納入法律的軌道，還沒有一個完備的法律和完善的懲戒機制對其進行專門的規定和約束。在一個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中，法律就沒有了尊嚴，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威懾作用13。西塞羅曾說：由于法律治理著官吏，因此官吏治理著人民，而且可以確切地說，官吏是會說話的法律，而法律是沉默的官吏[14]。因此，遏制消極腐敗必須要靠法律。一方面要加強法律建設，要建立一部反腐敗法，既要把積極腐敗囊括其中，更要包含消極腐敗，要把各種消極腐敗的現象和規章制度上升到法律層面，使之法律化。比如針對“三公消費”的各項政策制度，官員的財產申報制度，重復性建設和鋪張浪費的懲治等各個方面的規則制度必須法制化。另一方面要完善監督機制， 法律制度都是人定的，無論看起來多么完美的法律制度，都會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因此，必須完善監督機制，抓牢反腐敗的最后一道防線。首先，需要完善、檢察院和紀委等相關監督檢查部門的職權。近些年來這些部門的監督檢查職能沒有充分發揮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這些部門的人士任免權和財政控制權掌握在當地手中，沒有真正獨立于他們所監督的對象，致使其在絕大多數問題面前采取縱容的態度。因此，有必要必須把這些監督檢查部門的人事任免權和財政支配權收歸到上級和上級部門手中，使其真正能獨立于其所監督的對象而存在；其次，要完善人民群眾的監督。人民群眾是我國反腐敗斗爭的最大的主力軍，因此，必須發揮人民群眾在政治生活領域中的監督作用，在各項政策措施和各項工程的出臺和決策的執行過程中以及事后都必須要有人民群眾的參與，人民群眾的意見必須要能夠得到重視。部門的各種政策措施以及信息要公開透明。財政信息透明是強化財政監督，約束公權力行為的前提[15]，因此，財政的各項信息要為人民群眾公開，便于其監督；最后，要完善網絡監督機制，網絡監督可以說是近些年來最火熱的監督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因此，作為一個新生的監督手段，必須合理引導，加以利用。
消極腐敗不僅影響到黨的形象、群眾基礎和黨的執政地位，而且還影響到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在面對消極腐敗日益擴大化的今天，我們必須要對消極腐敗有足夠的認識，要從社會道德規范建設，約束官員行為、加強官員三觀修養，遏制社會“潛規則”的盛行和加強法律體制建設，完善監督機制等相關方面加以規制，以便可以有效地遏制消極腐敗的滋生，推進廉潔和服務型建設。
[5]阿諾德 海登海默.對腐敗性質的分析[m]∥王滬寧.腐敗與反腐敗——當代國外腐敗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041.
[8]王永明.對克服消極腐敗問題的辯證思考[j].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7(7):12.
[9].上海書記：干部不盡責就是消極腐敗[j].先鋒隊，2010（2）：57.
[11]杜林致,蘇鴻雁.綜合治理視角下的反腐敗對策研究[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9):113115.
[13]程海亮.制度創新、權力制衡、人民監督——遏制腐敗的三大利器[j].理論導刊,2007,(6):105110.
[15]郭劍鳴.預防財政腐敗：從源頭反腐的新思維[j].領導科學,2010(10):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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