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寫作”是指出生于1980年代的人作為作者發表的文學作品，他們在進入文壇的時屬于未成年人，他們的寫作既不同于傳統的兒童文學，又特異于成人創作的文學，由于自己的年齡特征和特異的時代風貌在作品中呈現出另類的美學追求。他們擁有強大的讀者群。代表作有韓寒的《三重門》、郭敬明的《愛與痛的邊緣》、甘世佳的《十七歲開始蒼老》、蔣方舟的《正在發育》等。“他們在文字里，保留了原初的頑皮與機智，一邊追逐，一邊顛覆。”顛覆一切既有的人生價值與人生秩序，特別是對傳統兒童文學與教育的顛覆。“把主要火力集中于對它的撻伐與轟炸。即傳統兒童文學的教書育人的教師職能成了‘80后寫作’主要顛覆目標。”
20世紀50年代的兒童文學中的教師大多是教書育人的楷模，如任大星的《呂小剛和他的妹妹》、張天翼的《羅文英的故事》等作品中的老師，都沒有給讀者留下什么印象，他們是教師集體職業形象的代表，在學生心目中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隨著“”的到來，老師就成了反動學術權威的代名詞，迂腐反動的代言人；新時期以降，80年代王安憶《誰是未來的中隊長》開始對教師形象重新思考，挑戰教師的權威性，劉健屏《我要我的雕刻刀》借老教師之口表達作者對教育的思考；90年代，劉東的《下課》、林彥的《誠實》寫了教師作為普通人的職業困惑；張之路的《題王旭威武》將教師生活中普通人與教師職業很好地結合起來，有一種理想化的傾向。進入新的世紀，楊紅纓的《漂亮老師和壞小子》中的米蘭老師成為學生的好老師好朋友，是一種有血有肉的知性的形象，但米蘭老師承載了太多的作家教育觀念，與生活實際有很大的差距，真實性和典型性大打折扣，也是一種理想和圖像化的符號。常星兒的《岑老師遠行》寫了一個有職業操守和理想追求，但在現實生活中又不被理解和接納的教師形象，這是一個孤獨寂寞的精神漂泊者。中國兒童文學中教師形象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走了一條從神壇到地獄到人間的路徑。在成人的敘述視角下，教師形象主要承載了高尚的人格和理想的堅守，即使對這些形象稍有微詞也是作為一個普通人應該有的缺點。
韓寒的《三重門》諷刺鞭撻學校的一切，包括有形的校園、班級、老師和同學，以及無形的教育思想、教學內容甚至教育體制。韓寒自認為“是完完全全徹徹底底反對現在教育制度的小混混。”自己七門功課掛紅燈和退學，就是公然的反對學校教育的“行為藝術”。郭敬明也表達了自己對學校生活的反感：“而我留在理科班垂死堅持。學會忍耐學會麻木學會磨掉棱角內斂光芒。學著十八歲成人儀式前所要學會的一切東西。”蔣方舟不加掩飾地慨嘆：“作文課太難上了，現代書生寫不出作文。”甘世佳不動聲色地調侃：“高三，在語文老師的訓練下，漸漸喪失寫字的能力。”學生成了迷途的羔羊，逃避反抗甚至無原則地消解一切可以消解的東西，教育中合理和不合理的一切都變成了“80后寫作”顛覆的對象，尤其在“80后寫作”中，教師形象成為一種丑陋的漫畫似的集體展覽。
“80后寫作”對以成人為兒童文學創作主體的傳統是一次集體沖擊，對成人如歌的童年記憶也是一次強有力的反駁。兒童文學創作是歌頌童年贊美童年，還是還童年的原生態？提出了兒童文學創作應該面對的新課題。“80后寫作”在作品中有強烈的顛覆情緒，一方面說明了處于青春期作者本能的心理反叛意識，另一方面也反映低齡化在現實生活中處在地位邊緣化進行無奈的掙扎，教育也對他們帶來了一定的精神壓抑，“80后寫作”呈現出與成人“想象”截然不同的青少年復雜的內心世界與生存環境的“惡劣”，也夾雜著“少年不知愁滋味，愛上層樓強說愁”的情緒與偏頗，但集體的叛逆和反抗還是應引起成人社會深刻思索。對代表成人社會的老師和家長的叛逆，是“80后寫作”發出的強音。
教師是成人文化和教育的實踐者，他們在兒童成長的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教師形象的集體素描，“80后寫作”與兒童文學作家出現了截然相反的描寫，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好像很難判斷。俄國作家契科夫說：“有大狗，有小狗。但小狗無須因大狗的存在而惶惑。所有的狗都叫，但都按照上帝給予它的聲音去叫。”對比成人創作的兒童文學與“80后寫作”，在對生活和世界的鏡像反映上存在著巨大反差，如果本著大狗叫小狗也叫的心態來審視這一現實，稍微放下成人高高在上的架子和話語霸權，也許會發現，“80后寫作”犀利反叛的文字背后掩藏著深刻的中國教育的危機以及人類童年生態的被破壞。
上個世紀70年代，小學生在學校基本把作業寫完，回家后作業很少，放學后的大部分時間是十幾個孩子在外面玩耍。進入80年代之后，應試教育成為學校的指揮棒，上大學成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情況，教師和學生的升學壓力越來越大，所謂的“分分分是學生的命根，考考考是老師的法寶”。1982年給中小學生“減負”被寫入了工作報告，1987年相似的內容被列入十三大報告，從1983年到1994年的10年間，教育主管部門頒發過6份“減負”的文件。從學生的書包的重量就能看出“減負”的“成效”，由單肩背能裝幾本書的書包，到雙肩背的十幾本書的書包，到新世紀發展到用滑輪帶拉桿的書包。一方面說明學生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用減輕身體壓力比較好的學習用具，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減負的文件越多學生的壓力反而越大。“沉重的書包，異化的教育”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問題，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教育要“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實施素質教育，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素質教育”成為教育發展的基本國策，全面落實卻是任重而道遠。
功利主義的教育確乎成為發瘋的怪獸正嚙噬著兒童的心靈，“在充滿繆斯天性的兒童文化和毫無繆斯情趣的學校文化之間，存在著強烈的沖突。學校是一種從事系統地壓抑兒童天性活動的機構。”“當生命的力量遇到學校的理性時，連續性就被打斷了。孩子們對繆斯充滿了渴望，這種渴望在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之前就被深深地培植在他們生命的胚芽里，又在與父母、兄弟姐妹的相處中，與其他小朋友的游戲中得到加強；但是現在，這種渴望突然與強大的約束力量相遇，而且這種力量似乎處處與它作對。許多孩子在他們童年的早期像小鳥一樣可以快樂地在天空中自由地飛來飛去，他們把自己想象成不同的角色，從滿臉污垢的小搗蛋鬼，到展翅高飛的雄鷹。可是，幾年學校生活之后，他們大多數再也不能像鷹一樣自由飛翔了，他們已經變成繆斯天性意義上的殘廢人。”兒童的創造性、想象力和好奇心就是在這樣系統的“教學”中被教育得蕩然無存。沒有自由的學校、強制的教學已經成為了壓抑兒童天性的“地獄”。中國當代教育也是有過之無不及，可怕的背書、死板的課程、繁重的作業、沉重的書包、東奔西跑的課外班，學校與家庭“勾結”起來，形成了一個密不透風的鐵屋子，把孩子壓得喘不過氣來，苦讀書本已經成為許多人童年的噩夢。一個生命降臨到這個世界上，應該像一條潺潺流動的溪水，每一段都要有快樂的浪花，幼年、童年、青年、壯年、老年，人的一生每一個時期有每一個時期的狀貌，每一時期有每一時期生活的幸福和快樂，不能為了成人后的“成功”而犧牲童年階段的人生。
隨著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一書介紹到中國，“童年消逝”問題開始受到兒童文學界的注意。按照童年歷史學的觀點，“兒童”、“童年”都是歷史的概念，是成人對于兒童的普遍假設。兒童文學的產生是以“兒童”、“童年”概念的產生為前提的，沒有“兒童”、“童年”的發現，就沒有兒童文學的“發現”。按照這一邏輯，“兒童”、“童年”的消逝，將直接導致兒童文學的消逝。英國學者大衛•帕金翰用極其敏銳的目光發現,在電子媒體時代成長的兒童，“童年的公共空間──不管是玩耍的現實空間還是傳播的虛擬空間──不是逐漸衰落，便是被商業市場所征服。這樣一個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兒童的社會與媒體的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平等。”童年在泛商業的成人世界的侵蝕下逐漸走向死亡。因此，兒童文學要確保自身的發展，就必須承擔起保護“童年”生態的歷史使命和現實責任。
“80后寫作”對中國教育的集體顛覆的過程中，不能完全排除教師成了教育問題“替罪羔羊”的可能，尤以巨大的市場銷售量和影響力，對教師的文學想象流布深廣，雖客觀但有失之公允，也存在偏頗。但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國兒童文化生態和教育潛伏著危機，引起了“受害”的廣大中小學生讀者強烈的共鳴，“80后寫作”成為了他們的精神和情感的代言。另一方面，“80后寫作”存在著許多問題，單純為解構而解構，顛覆一切現有的價值，反教育性反理性的創作傾向也令人擔憂。解構之后如何結構？這是他們成長中面對的艱難選擇，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艱難選擇。
①本文屬于吉林省教育廳“十一五”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論兒童文學的教育性”（吉教科文合字【2007】第550號）的階段性成果；東北師范大學“十一五”哲學社會科學行動計劃優秀創新團隊建設項目“中國文化精神的形成與文學的發展”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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