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這個概念最早為英國人使用，其作為動詞(modernize)出現于1748年，作為名詞(modernization)出現于1770年。盡管現代化這一概念從出現到現在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但對現代化的界定卻始終處于爭議之中。研究者們從各自關心的角度對現代化進行了界定。馬克斯·韋伯強調理性化在現代化中的作用，他認為，現代化主要是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和思想的改變過程，是理性化，即工具理性、形式理性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取代價值理性、實質理性而居支配地位的過程。詹姆斯·奧康內爾從思想變化的視角界定現代化的內涵，“我們對現代化的分析可以歸納為一句話，即現代化是探索性和創造性思想態度的發展，它既是個人的思想態度，也是社會的思想態度，這種態度隱藏在技術和機器使用的背后，引起個人之間社會關系產生新形式。”羅茲曼(gilbert rozman)等人從技術的角度對現代化進行定義，“我們用非生命動力資源與生命動力資源之比率來界定現代化的程度。當上述比率達到這樣的狀態，即在不發生深遠社會變革的情況下，生命力(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它指的乃是人力)資源的增長已經無法補償非動力資源的哪怕是相當少量的減弱，此種社會或便可以被認為是現代化了，而且這種比率越高，現代化程度也越高。‘高度現代化’的特征就是擁有極為豐富的消費品的大眾市場。”美國現代化研究知名學者布萊克指出，“‘現代化’在這里指一種動態形式，對于歷史悠久的改革過程來說，它是近世以來知識爆炸性增長所帶來的結果。其特殊意義，來自于它的動力特征和對人類事務影響的普遍性。現代化首先起始于渴望變遷的態度，以及社會能夠并且應該轉變的信念。如果有必要定義，那么‘現代化’或許可以被界定為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歷史上形成的制度發生著急速的功能變遷——它伴隨著科學革命而到來，反映了人類知識的空前增長，從而使人類控制環境成為可能。”這種觀點強調現代化的適應功能。亨廷頓則指出，“現代化是一個多方面的進程，它涉及人類思想和活動的所有領域中的變化。”這種理解強調了現代化的多層次、多方面和多階段。
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提出過現代化這一概念，而是把自資本主義方式產生以來的經濟社會形態稱為現代社會。他們深入分析了力在現代社會產生中的決定作用，馬克思強調指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恩格斯以英國的工業革命為例分析了力在英國現代化中的關鍵作用，他指出，“一經形成的工業推動所帶來的結果是無窮無盡的……使用機械輔助手段而獲益一旦成為先例，一切工業部門也就漸漸仿效起來；文明程度的提高，這是工業中一切改進的無可爭議的結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產生新的需要、新的部門，而這樣一來又引起新的改進。隨著棉紡織業的革命化，必然會發生整個工業的革命。”而工業革命又帶來了社會各個領域的深刻變革，“英國工業的這一次革命化是現代英國各種關系的基礎，是整個社會的運動的動力”，最終促成了英國的現代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現代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步入現代化只有早晚之分，而沒有可能與不可能之分。這是由現代化的客觀規律性決定的。對此，馬克思指出，“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向工業較不發達的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因此，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現代化思想，可以將他們理解的現代化描述為由力所決定的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變遷過程。
羅榮渠將現代化的定義概括為四種類型：一是從經濟和技術的視角將現代化定義為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后的特定國際關系割據下，經濟上落后通過大搞技術革命，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
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過程；二是從工業化的視角將現代化界定為經濟落后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三是從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綜合的視角將現代化界定為科學革命以來人類急劇變動的過程；四是從心理、理性等精神領域的視角將現代化界定為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過程。在此基礎上羅榮渠將現代化的定義分成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方式。“廣義而言，是指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急劇的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的全球性的大轉變過程，它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引起深刻的相應變化”；“狹義而言，現代化又不是一個自然社會演變過程，它是落后的采取高效率的途徑（其中包括可利用的傳統因素)，通過有計劃的經濟技術改造和學習世界先進，帶動廣泛的社會改革，以迅速趕上先進工業國和適應現代世界環境的發展過程。”從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羅榮渠將現代化看成一個多層次、長時段的歷史過程。
自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現代化這樣一個概念連同相關的理論開始受到來自理論界和實踐界的批判，理論界的批評者指出了現代化概念和理論的傳統現代二元對立和西方中心論傾向；實踐界的批評者則對之前廣受推崇的現代化模式在不同的實踐可行性提出質疑。盡管現代化這一概念和相關理論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不能否認的是，現代化的概念及相關理論在解釋和分析人類社會發展問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實際上，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現代化概念及相關理論經過修正，很快取得了新的發展。
綜合上述對現代化的界定可以發現，盡管研究者們對現代化的內涵眾說紛紜，但都認為現代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只是對這一過程的具體內容和核心特征持有不同意見。對此，本文綜合上述意見，將現代化界定為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但強調這一過程的經濟社會內容和馬克思主義的力決定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化強調的是一種變遷，但這種變遷是在特定經濟社會情境下的變遷，也是一種在連續歷史之中的變遷，“任何一個有歷史的社會，其現代化發展都不能脫離其自身的歷史。對于許多后發的現代化來說，雖然其現實的發展已完全不在其傳統的歷史邏輯上，但是其發展之根依然連接著其歷史的血脈。歷史雖然不能完全決定這些的現在與未來，但其深層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這種影響往往直接作用于一個社會發展的基礎結構：精神 結構、生活結構和治理結構。”因此，現代化應該基于特定的歷史情境，并適應這種歷史情境。正如布萊克所指出的，“決不能把現代化視作從傳統到現代的簡單轉變，而應當將其看作從早先時代走向無限未來這一無窮連續鏈中的一部分。”這種變遷是連結傳統與現代的一個環節，但也是一個建基于特定歷史和規律之上的過程。
建設主要描述現代的形成及其過程，總的說來，關于建設的研究主要有兩大理論來源，其一為安東尼·吉登斯，其二則為查爾斯·蒂利。在吉登斯看來，現代社會具有與社會高度融合的重要趨勢。他將社會轉型劃分為三個階段：傳統、絕對主義和民族時代。傳統遠非人們想象的那樣集權，而是力量有限、社會控制程度不平衡，對城市之外的社會群體的控制和滲透基本上是比較松懈的。而現代民族的重要特點就在于權力對日常生活的全面滲透，民族權力從以往暴力的明顯使用轉變為行政權力的普遍運用，行政權力遍布全社會，打破了原有地方性社區的界限，形成了對人的全面監控。在的普遍性規范、行政監控、工業管理和意識形態的影響與制約下，社會演變為公民社會，而地方性社區也從以往較為獨立的實體走向公民社會的行政細胞化。查爾斯·蒂利是研究建設理論的著名學者，他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委托主持了“西歐民族形成”的研究課題并于1975年出版了由他主編的《西歐民族的形成》一書。在該書中蒂利等人對西歐民族的形成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著重分析了當時西歐社會的軍事制度、財政體制、糧食供應等方面在現代民族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后來，蒂利又于1990年出版了《強制、資本與歐洲忪元990-1992年)》一書，進一步對西歐民族形成的機制進行了解釋，在該書中，蒂利著重強調了戰爭的形式和城市
力量在形成歐洲民族中的作用。㈣實際上，除了蒂利，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還有一部分西方研究者強調戰爭和軍事力量在西歐現代形成中的作用，如布萊恩·唐寧、薩繆爾·e，馮納、㈣托馬斯·艾特曼、布魯斯·d，波特和巴林頓·摩爾等人。其中摩爾深入分析了暴力革命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現代化道路中的重要性，指出：“清教革命、法國革命和美國內戰，是漫長的政治演變進程中異常激烈的暴力行為，從中產生出我們所謂的西方現代民主”。不過相對而言，蒂利的論點解釋范圍更廣泛。蒂利在關于歐洲民族形成的研究中，認為這一過程分為兩個不同步的階段。“政權建設”在當時主要表現為政權的分化、官僚化、滲透性以及對下層控制的鞏固并同時不斷擴大財源。“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則主要體現在公民對民族(nation—state)的認可、參與承擔義務及忠誠。
對于特定而言，要成為一個現代，不僅需要建設，而且需要實現現代化，兩者是密不可分的。1966年巴林頓·摩爾出版了《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一書，概括了不同向現代化演進的主要道路。摩爾認為，世界的現代化主要有三條道路：第一條是資本主義和議會民主式的，經過清教革命、法國革命和美國內戰等一系列革命而實現現代化；第二條盡管也是資本主義的，但由于缺乏革命沖擊波的震撼，經由某種反動的政治形式發展為法西斯主義；第三條道路是式的，革命發動以農民為主，實現了向的轉變。在他看來，不同背景和時代，不同時間和空間中的階級關系的不同組合，是導致三條道路差異和替代的根本原因。從摩爾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建設與現代化在一個成為現代的過程中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林尚立認為，現代建設與現代化發展緊密相關，兩者相互作用，甚至互為因果。因而，任何試圖邁向現代化的社會，都面臨著建設和發展現代、使現代在現代化過程中得以有效成長的歷史任務。在另一篇文章中，林尚立更是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國為例明確指出，建設主要圍繞主權和人權兩大軸心展開，“人類歷史發展表明，這一切都必須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進行，并以現代化的發展為基礎。”徐勇也強調，“現代化作為一種進程，是一種全方位的歷史變遷，其中，建構一個現代，既是現代化的邏輯結果，也是現代化的推進動力。”現代化不僅是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而且是由一個分散、互不聯系的地方性社會走向現代整體的過程，這就是化，或者說的一體化，也即現代民族一的建構。這些觀點都強調了現代化與建設之間的密切關系。
從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來看，西歐資本主義最早啟動現代化的進程，而英國是歐洲第一個走向現代化的，是世界現代化的發源地。同樣，西歐資本主義也最早經由建設的過程而邁向現代民族一。根據現代化與建設啟動時間、動力、順序等方面的差異可以將現代化與建設的展開邏輯區分為以西方發達為代表的早發模式和以發展中為代表的后發模式兩種不同的類型。對此，我們也將按照早發和后發兩種模式來闡述現代化與建設的邏輯。
對于早發與后發現代化與建設的不同點，學術界已經達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識，即在現代化以及建設的啟動時間上，西方資本主義要先于發展中；在現代化以及建設的最初動力上，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和建設是由社會內部的力量自發驅動的，而發展中的現代化和建設則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一種外來挑戰壓力驅動的特征。對于現代化與建設的啟動順序，研究者們存在一些分歧，主要分為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早發的現代化先于建設，而后發的現代化后于建設。例如，有研究者指出，“發展中社會建設的首要任務便是建立現代民族，在獨立建國后，再運用政權的力量推動社會與經濟的發展，這和西方社會經歷過的經濟發展與建設之間的關系正好相反。”另一種觀點認為早發的現代化先于建設，后發的現代化則與建設同步。阿爾蒙德指出，當今世界的同時處在相互沖突的要求所造成的壓力之下，“集權的需要與分權的要求相沖突；提取資源與經濟增長及進行投資的需要又與增加福利的要求相沖突。在當代世界
中，一個有效的建設戰略，必須設法調解政治集權與分權、經濟增長與分配之間的這些沖突。”這實際上是同意后發同時面臨現代化與建設的需要。葉國文認為，從近代西方尤其是歐洲發展邏輯看，它是現代化驅動建設。與西方不同，中國存在著建設和現代化建設兩個并存的邏輯。無論是近代中國還是新中國建立后，都是現代化與建設同時并舉。晚清時期因受西方入侵刺激而提出的現代化是與強化權力的要求同時進行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主要是通過鞏固政權推動現代化建設，之后 則以社會主義建設推動現代化建設，以現代化建設的成果鞏固和證明社會主義建設的合理性。中國建設是社會主義政權和現代化并舉，互相借助同時推進的。仔細分析，其實上述兩種觀點分歧表面上是現代化與建設啟動順序的差異，實質則是分析側重點的差異。第一種觀點側重的是后發政治權力對現代化和建設的推動作用，而第二種觀點更為強調后發同時解決多個問題的現實需要。兩種觀點都認為早發的現代化先于建設，而從后發的現實需要來講，要成為一個現代，不僅需要現代化提供的經濟社會基礎，也需要建設提供的政治基礎，因此，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后發的現代化則與建設是同步的，二者雖有邏輯上的承繼關系，但并無明確的時空分界。根據這樣一種分析思路，我們也能夠理解，現代化與建設在中國是同時并舉的，但建設又分為民族一、民主一和民生一三個維度。這三個維度是先后展開的。
值得注意的是，對作為發展中的中國而言，現代化與建設經歷了近代中國與新中國兩個歷史階段。盡管現代化與建設在近代就已經萌發了，但是由于內外交困，近代中國沒有也不可能完成現代化與建設同時并舉的任務，實際上，這兩項任務在近代中國一項也沒有完成。對此，有研究者指出，“辛亥革命改變了中國成長的歷史邏輯，但是辛亥革命后的成長，并沒有在新的歷史邏輯上真正建立起現代。主權獨立和統一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的事實，足以說明中華民國時期現代建設的失敗。”實際上，不僅是主權，現代所要求具備的公民權也面臨著重重困難。基于此，本文所稱的現代化、建設與中國農民公民權問題主要是從新中國建立這一時間開始闡述的。由于近代中國沒有完成現代化與建設的歷史任務，當新中國建立后，仍然面臨著以主導現代化與建設的雙重任務。實際上，在新中國建立前夕，中國就已經制定了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在中國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使我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從中可以看出決策層對于現代化與建設同時并舉的認知。當然，不能忽視的是，近代中國現代化與建設的初步努力也為后來的現代化與建設在方向和內容等方面提供了有價值的啟迪。說過：“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使人們公認，任何違反這個觀念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非法的。”這是由現代化與建設的歷史連續性所決定的。
現代化強調的是現代成長的經濟社會層面，而建設則著重強調現代成長的政治層面，從這個方面而言，現代化與建設的展開邏輯在很大程度上便納入與社會的分析范疇之內。從與社會的關系來講，在西方，這一關系遵循的邏輯是，先有市民社會，后有現代，市民社會構成現代的基礎，也推動著現代的形成和發展，而發展中包括中國，與社會的關系邏輯遵循的是：由于沒有市民社會的傳統和基礎，需要通過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以的力量推動現代化的進程，促進市民社會的發育和成長，然后通過市民社會來推動現代的成長。
①此處對現代化與建設展開邏輯模式的劃分借鑒了學者們對現代化模式的劃分。研究者一般認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模式劃分為早發內生型和后發外生型兩種模式。而現代化與建設的展開邏輯本身寓于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其模式與現代化的模式密切相關。參見王邦佐等：《新政治學概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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