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簢H傳播是文化信息、價值觀念在不同間的傳播，每個和民族的人們都面臨著對這些文化信息的解釋問題。國際傳播的解釋學意義不僅在于對某種信息的理解和把握，而在于通過對這些信息的解讀實現不同國度人們之間的溝通。而要實現這種溝通就需要克服國際傳播的解釋困境，這需要傳播主體和解釋主體的雙向努力，也需要人們對人類生活世界中的“共識”有著深切的把握。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1573（２０12）01－００05-04
國際傳播活動古已有之。古代出使他國的說客、使者、跨國經營的商人，甚至一國的首腦，都是最早的國際傳播者。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以及大眾傳媒的出現，國際傳播不僅關系到廣大的普通民眾，而且涉及到之間政治、經濟、軍事交流的各個方面。國際傳播的途徑也不斷增多，除了傳統的媒介傳播方式外，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媒介傳播方式，比如網絡與手機等。在信息傳播全球化的今天，由于每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習慣等差異的影響，使得國際傳播不僅表現為全球化的特征，而且也明顯地具有地方性色彩。在國際傳播問題上引入解釋學的視角就是在國際傳播的全球化與地方性的矛盾中來分析國際傳播的解釋學意義。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的事實，在現代世界的經濟交往中任何一個離開其他都將難以生存和發展。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經濟的全球化必然帶來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摩擦和沖突的全球化，于是各種各樣的國際傳播途徑自然地產生了。國際傳播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化信息在不同間的傳播，在每一種國際傳播途徑中，都有一個將本民族的各種信息及文化傳統公示給對方的傾向，因為只有讓對方充分地了解自己，才能夠有效地實現國際社會的溝通。但每種文化都有自己固有的特征，當人們在國際傳播中公示自己的文化的時候，在對方就會有一個理解和解釋的問題，而這正是解釋學的核心問題。
但是，在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中，人們又是如何來理解并解釋一種完全陌生的文化的呢？按照海德格爾的看法，“把某物作為某物加以解釋，這在本質上是通過前有、前見和前把握來進行的?！盵1](p150)也就是說，一切理解都不是對對象的無前提的理解，理解都是基于解釋者的前結構的先行的前理解。而這個前結構可以理解為解釋者所具有的背景知識。①在民族之間的交往中，這種背景知識也會發生作用。在這樣的背景知識中既包含了國際傳播的文化地方性，也包含了共識。這與文化的共性與個性相似。盡管每個民族在很多方面存在著重大的差異，但差異并不否定共性，基督教文化與儒教文化都具有“善”的共性。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都追求“中道”的精神境界，并且都將其看作是實踐智慧。從解釋學的意義上看，在國際文化傳播中人們不僅能夠解釋個性的差異，而且也能夠解釋出共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際社會一直認同“求同存異”的精神理念。
國際社會之間一直在努力增進溝通與理解，而各種國際傳播方式促進了這種溝通和理解的深化。在傳播信息和文化的過程中，傳播的理解不是要尋求一種完全的客觀性，②這種客觀性也是不可能達到的。一個民族的傳播主體，不能指望其所傳播的信息文化得到對方的客觀性理解。雖然在國際傳播中達不到客觀性，但也決不是絕對的差異性，而是差異中的共識，共識中的差異。解釋學不是一種方法體系，而是一種實踐哲學。作為實踐哲學的解釋學尋求的是人類最大的善，是人類的溝通與理解?！霸忈寣W是哲學，而且作為哲學，它就是實踐哲學。作為實踐哲學的詮釋學所研討的問題就是那些決定所有人類認識和活動的問題，是那些決定人之為人以及對善的選擇最為至關緊要的最偉大的問題?！盵2](p331)目前人類面臨很多共同的善的問題，比如環境保護，對災難與疾病的防治，和平與發展，等等。作為實踐哲學的解釋學要求國際傳播中必須關注這些最基本的人類共同的問題，并在這些問題上進行理解和溝通，形成共識。
國際傳播也是通過語言進行理解的過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交往行為。一切解釋都具有語言，理解只有在解釋的語言性中才能實現。哈貝馬斯認為語言問題在解釋學中占據中心位置，他指出，“交往行為與其他人類行為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惟有交往行為把語
言作為直接理解的媒體。他說，目的行為只是把語言作為許多媒體中的一種，通過這種媒體，各為取得自己成就的發言者相互發生影響，使對方構成或發表符合自己利益的愿望的意見或意圖；規范調節行為首先把語言作為一種可以提供文化價值、取得一致意見的媒體，這種媒體只是再現一切其他進一步的理解活動；……”[2](p283)在哈貝馬斯看來，解釋學的研究對象是具有建立人際關系功能的語言行為的意義，即“最基本的交往行為”的意義。對其進行語言分析的目的，是達致“理解”，以作為使“行為同步化的一種機制”。[3](p134)國際傳播中的多種形式都是以語言為載體的，語言交往行為也理應是有一種實踐理性的價值趨向，追求共識，這就是國際傳播的主旨。
在國際傳播中，人們很容易在一些關鍵點上產生理解的分歧，這樣就不可能達到彼此之間的認同，造成解釋的困境。國內一本文摘型雜志刊登了這樣一則幽默：一位廣告設計者，為一種飲料設計了一份很有創意的廣告，它由三幅圖畫自左向右依次排列，第一幅顯示一個人在沙漠里行走，已經是氣喘吁吁，汗流浹背；第二幅圖則是要推廣的產品；而第三幅畫面顯示這個人喝完飲料后又變得精神飽滿，容光煥發。但不幸的是設計者卻被廣告解雇了，原來該廣告要投放的地區是阿拉伯人居住區，而阿拉伯人的閱讀習慣是從右向左的！這樣這種飲料廣告豈不是起了反作用？這個故事揭示了文化的相對性及其經解釋所帶來的困境。只要有國際傳播就無法完全避免這種解釋的困境。
首先，在國際傳播中存在著解釋的客觀性要求與解釋者的主觀性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使得國際傳播中的解釋困境無法從根本上消除。認識事物的本來面目，這是人們亙古追求的目標。根據海德格爾提出的前理解概念，解釋者在理解過程中要不斷地考察他的在前結構內的預期意義，從而發現這些前結構是否基于事物本身。但在無窮的倒退過程中，也就是在解釋的循環中，解釋者又是如何發現哪種解釋是基于事物本身呢？例如，我們將自己的文字所表現的文化和傳統用媒介傳送給國外，外國人總是希望了解我們中國文化的本來面目，但是在文字轉述過程中有些東西就已經發生了變化，再加上外國人來理解一種陌生的事物，就很難獲得文化的真相了。因此，許多外國人來到中國生活，希望在生活中切身感受中國的文化傳統。雖然如此，他們仍然不可能徹底了解中國文化的真實面目。原因是什么？就是因為外國的理解者本來是有他們的文化立場的，他們在原來的國度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就不受到其主體結構的影響而完全地理解中國呢？文化都有相對性，一個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決定了他理解的視角，而這種視角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就是任何一位國際傳播中的解釋者都可能會存在的主觀性立場。也就是說，我們在理解一個新事物時不可能完全摒棄前見?；蛘甙凑召み_默爾的視域觀點，理解者與他的理解對象都有各自的視域，即人的前判斷，是對意義和真理的預期。文本總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視域，而對這文本進行理解的人，具有他自己的視域，二者的視域界是有各種差距的，這種由于時間間距和歷史情景變化引起的差距是無法消除的。同時，伽達默爾還指出，理解就是相互了解直到取得相互一致，但要達到“意見一致”，則意味著對意義的理解具有“同一性”或“主觀際性”。而哈貝馬斯指出，個人間總是“以主觀性為基礎，來確認相互間的一致”。[4](p169)這些因素都阻礙了解釋過程中對客觀性的獲取。 ，國際傳播要達到解釋的真實性與正確性并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它有時受到權威與傳統的干擾。伽達默爾就對啟蒙運動中所謂理性與權威的對立提出質疑，認為權威的本質不是拋棄理性，而是相反，承認理性。他說，“‘前見’其實并不意味著一種錯誤的判斷?！盵5](p275)當權威具有積極意義時，它其實可以推動我們的理解進程。比如在國際傳播過程中，我們間接獲得的對于異族文化的理解，就是基于權威與傳統，它使得我們不必每件事都試圖去追本溯源。?？聦⒃捳Z的真實性和正確性看作權力作用的結果，他聲稱，“理性的”話語正是由于在話語斗爭中取得優勢，掌握了權力，才能成其為“知識”和“科學”，自封為“真實”和“正確”的。于是，在他那里，真實性和正確性不再依賴于行動者和判斷者的能力或資質，
是反過來，取決于是否掌握了權力。[6](p96-97)但是假如有一個片面的判斷，我們僅因為它的權威性而去承認它，就會導致錯誤的理解和解釋。朱熹付平生精力于《大學》一書，但之后注釋《大學》者有數百家，關于“格物致知”的解釋人言人殊。最后劉宗周無奈地說：“讀書至晚年，不能釋然于《大學》?！边@簡直是一場解釋的災難，這種解釋的困境不是伽達默爾的“視域的融合”方法可以解決的，其最后的出路，不再是解釋的問題，而是要打倒經典文本的權威。
再次，國際傳播力圖獲得溝通與共識，但每一個和民族的國際傳播都有其自身的地方性特征。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揭示的共性與個性的問題。當代世界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但整體的世界要想得到持續性的共存，就必須尋求共識，多元與共識之間是一個矛盾，欲從多元之中揭示出共識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這是解釋出現困境的又一個原因。但在全球化日益增強的今天，我們必須努力地解決這一問題，這就要求國際傳播的解釋主體能夠“同情”對方的文化，從對方所傳遞的信息中解讀人類共同的利益需求，從而為建構一個和諧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礎。每一種文化都有自身的優勢，都有對世界的共存所可能做出的貢獻?？萍嫉陌l展和經濟的全球化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廣泛接觸和了解其他文化的機會，要從其他文化中汲取對人類的共存有意義的因素，共同塑造一個全球和諧的局面。比如我們中國文化中就有許多有利于世界和諧發展的合理因素，中國文化注重天人合一、追求和諧，而這些于當代世界所要解決的環境問題、和平問題是相當有益的。了解中國文化的人都知道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因而會自然認可中國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這種解釋思路對一個和諧的全球局面的維系是相當重要的。國際傳播包括很多種方式，每一種方式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恰當的理解他者的途徑，世界上的各國人民，都應該通過這些途徑積極主動地去進行溝通和理解，這可能就是國際傳播進行解釋學思考的最大價值。
解釋的困境在根本上植根于解釋主體的內在結構之中，為了形成一個彼此溝通且擁有共識的氛圍，這就要求解釋者相互尊重，使自己的內在結構逐步地合理化，這是每一個國際傳播的參與者和解釋者都要做出的解釋學努力。
國際傳播不是一個單純的了解對方信息、知識和文化的過程，而是為了通過傳播來實現溝通和理解，這是解釋學的目的論價值。然而溝通和理解不僅需要深刻地把握對方的知識和文化，而且自己還要有一種良好的態度，這種態度必須是真誠的，能夠切實地了解對方并與對方在友好的氛圍中實現溝通的價值。一個全球化的共存世界之所以能夠形成，原因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現實的條件，這里是指人類當今社會如果不去謀求和諧的發展之路，就不可能實現共存，這就決定了人類被迫要去尋求共識。另一個是主觀的條件，即人類必須積極主動地去構建共識的社會，而在這個構建的過程中，必須真誠地對待每一個參加主體，以其真誠性作為謀求和諧世界的主觀進路。為此需要參與國際傳播的主體都能夠積極主動地尋求共識、避免沖突，在傳播活動中貫徹真誠的態度。
首先，解釋的客觀性要求與主觀性之間的矛盾并非不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只是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生活的久了，對中國文化解讀的多了，自然就會對中國有更多更全面的理解，這種理解也就自然地更加接近事物的本來面目。國際傳播是個多元交融、尋求共識的領域，它并不要求完全客觀地認識到對方文化的本來面目，但它要求尊重對方的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尋求基本的共識。③這才是國際傳播中的解釋學的使命，它不局限于對國際傳播的信息的文字化理解和知識性解讀，而是一種有意義的構建活動。它通過對所傳遞的信息的創造性解讀，努力追尋一種和諧的秩序。就象伽達默爾指出的，有時解釋者可能比原作者有更好的理解，或者更準確地說，不同的理解。
其次，國際傳播的傳播主體與解釋主體要盡量避免傳播與解釋過程中所可能造成的理解的難題。為此，傳播主體就需要盡量去理解其所傳播文化的歷史，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中理解傳播對象。一方面，在傳播自身文化的時候，要盡可能地補充一些背景知識，以真誠的態度清晰地表達自我，在需要論證的地方進行清晰的論證，以便使對方能夠真切地理解我們的文化；另一方面，在將對方的文化介紹進來時
，需要真誠地了解對方，只有這樣，才能在主體間個性的范式指導下讓自己的傳播行為更具有溝通的價值。前面筆者講的那個廣告設計者的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如果那位廣告傳播者能夠真誠地了解阿拉伯地區的閱讀習慣，就能讓那種飲料更好地走向市場，而他自己也可以獲得相應的效益。無論是傳播出去，還是傳播進來，都需要傳播者的真誠，一個信息的發布，一種文化的宣傳，都不能有任何虛偽的成分，否則不僅起不到傳播的效果，反而會導致誤解，讓對方難以理解自己的文化信息所表達的內容和意義。④
對于國際傳播中的解釋主體（或者傳播對象）而言，他必須尊重對方的文化，理應從對方文化中看到其優勢，從而尋求對自己和國際社會的和諧運作有幫助的因素。按照解釋學理論，一種文化傳統和在其中積淀下來的生活形式，通常是以它的成員創造性地接受和改造傳統的方式而得以延續的。[6](p173)所以我們不能固守自己的文化，而是要以開放的眼光看待周圍的世界，在創新中求發展。比如我們前面所談到的，我國古代社會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它體現在我們文化形態的多個方面，建筑、音樂乃至民間的剪紙藝術等當中，都有這種理念的滲透。當我們的這種文化形態傳播到國外的時候，外國人必須以體悟的方式真誠地把握這種文化的精髓，否則可能會說“那不過是破房子”而已，這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溝通了，更難以從文化的形態當中體會到真實的理念，進而建構和諧的國際社會了。解釋是為了一種善，當今社會最大的善就是尋求共識。所以無論傳播主體還是解釋主體，都必須有一種理解異文化的真誠愿望，必須放棄誤解和偏見，放棄同類另類文化的企圖。
最后，我們說，國際傳播實際上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價值世界，這個價值世界可以成為傳播參與者的內在結構的一部分，共同構成溝通和理解的前提。自從啟蒙思想產生以來，自由、平等、民主和正義的精神價值已經在各個方面得到了普遍的認同。⑤比如聯合國的各項權利公約就體現了對這些價值的詮釋。生活在今天的人們，無論你的國度和文化是什么，都必須為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而解釋和構造。不同國度的人們要從各個民族的文化中解釋出與這些價值相協調的因素，用這些為人們所普遍認同的價值去營造和諧的世界局面。正如哈貝馬斯所主張的，真正的意見一致只能“以共同信任為基礎”，雖然它也有陷于共同的主觀性中的嫌疑，但畢竟已不同于迫于外部影響或暴力所形成的虛假的“意見一致”。解釋是有前見的，當人們站在這些被普遍認同的價值的角度去進行合理性的解釋的時候就會易于實現共識與溝通。
?、倨鋵?，在解釋學里所講的前見和背景信念，在哲學認識論中就叫作認知圖式。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待問題，康德所講的先驗圖式解決認識為什么可能的問題，這是哲學史上的一次重大進步。而從解釋學的角度看待問題，“前見”實際上是解決了解釋何以可能的問題。一個人如果沒有任何背景知識，根本就無從解釋，解釋學是由認識論發展而來的哲學。
?、谠诠愸R斯看來，“詮釋學意識摧毀了客觀主義者關于傳統人文科學的自我理解，指出理解的客觀性有賴于解釋者的詮釋學境遇，只有通過效果歷史意識才能獲得?！保ê闈h鼎著《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頁）而實際上當從詮釋學境遇進行理解的時候，恰恰難以達到客觀性。
?、劢忉寣W由于背景的存在不主張解釋的客觀性，甚至在有些解釋學家看來，解釋中的誤讀恰是構成文化發展的一個動因。我們對于春秋戰國時代文化的解讀和西方對于古希臘的解讀，其實都不是要解釋出一種客觀性。如果真是那樣，恐怕是對文化發展的阻礙，而不是促進。
④任何宣傳性的東西，都要避免過分的虛偽。無論在任何領域中，有兩種宣傳方式最具說服力，一是事實，這就是俗話所說的“事實勝于雄辯”，這種方式以澄明事物本質的形式滿足了人們內心對于真相的期待；二是論證，當傳播中需要表達自己的某種建議和觀點的時候必須進行充分的論證，這樣才能起到說服的功效。
⑤馬克思主義也認同這些價值，在馬克思所設定的未來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自由構成了社會的前提，人的自由而平等的發展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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