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產業的空間集聚分為藝術家主導的原創型集聚、設計家和企業家主導的型集聚和消費者主導的消費型集聚幾種不同類型。它們分別對應四種不同的作用機制：自我毀滅式、融合衍生式、輻射拓展式和終端引領式。這些作用機制通過城市再生、結構調整、網絡構建和需求創造等路徑有力地促進了城市的全面轉型。同時，集聚區作為政策的“落腳點”和重要的“傳導樞紐”，相關政策的演進也體現了城市發展的關注點從產業體系到經濟系統再到社會環境的變化，在層層遞進中促使城市的全方位轉型。
文化創意產業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擁有許多其他經濟產業所不具備的重要特征和優勢。它以創意為動力、內容為核心，依靠智力投入和精神成果，而不是物質形態的資源。同時，無論是文化創意產品的還是消費，都不會對生態環境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是典型的綠色經濟、低碳產業。在調整城市產業結構、豐富城市消費層級、提升城市文化品質、助力城市品牌傳播等方面，文化創意產業可以有效地促進城市轉型。它的集聚形態是其產業發展在空間上的映射，對城市的全面轉型和空間布局的重構，也有很大的影響作用。
文化創意產業有別于傳統產業，比如汽車業、鋼鐵業等，它們都是以出的東西來命名。創意只能算是一種投入，而不是產出。同時，盡管文化創意產業最接近于服務業，但它所創造和提供的價值卻不能同金融、會計等一類專業服務相提并論。究竟文化創意產業如何界定？從定義上看，它既不適用于涵蓋了圖書館、博物館等的文化產業廣義定義，也不適用于法蘭克福學派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應用的文化產業的狹義定義；既不適用于應用于傳播學研究的內容產業的定義，也不適用于北美地區十分流行的產業的定義。籠統的說，它是一類具有一系列共同特征的產業群，同時又不以固定的傳統行業和產業邊界為限，具有“無邊界”的特性。當該產業集合中的一些行業類型滿足集聚的產業特性時，另一些行業本身可能根本沒有集聚的動力要求。所以在探討文化創意產業的空間集聚這一議題時，首先需要分行業加以梳理，然后再深入探討其空間集聚的類型和特征。
在理論研究領域，約翰?霍金斯（john howkins）、凱夫斯(richard caves)、約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查理斯?蘭德利（charles landry）、厲無畏、金元浦等國內外學者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界定均有著不同的理解。各個和地區組織也從實際的發展需要出發，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內涵和外延給出了不同的界定。比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unctad）、歐盟、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英國、美國、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分類體系。
筆者認為，這其中英國分類法的界定相對狹窄，也更加清晰，因此，借鑒了英國的13類劃分體系，把文化創意產業界定為由文字（文學等）、聲音（廣播、音像等）、圖像（書畫、設計等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電視劇、電影、戲劇等）直接相關或者衍生派遣出來的一系列的產業總和。具體分為三類：即手工制作、創意服務和內容。
手工制作類具有相對清晰的邊界，包含藝術品、工藝品和古玩等。其特征是以個人的簡單創作為主，產業化過程不明顯。空間集聚的產生主要是源于創作者之間的交流與溝通，是一類原創交互型集聚。創意服務類滲透于各行各業，具有顯著的輻射效應，其共同特征在于都是由制造業的某一個環節剝離出來的，比如一些設計行業，服裝設計、建筑設計等，可以界定為創意密集型的性服務業范疇。相關企業間的競爭合作較多，屬于橫向關聯顯著的型集聚樣式。內容類文化創意產業所包含的行業較多，彼此間的差異也很大。由于互聯網革命以及新媒體的誕生，其內涵與外延更具動態性和開放意義。大體上，將這類文化創意產業的空間集聚分為型和消費型兩種。以影視、音像、動漫為代表的諸多行業集合，需要依賴于資本運作去集結資源，從而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具有制造業的某些特征，這一
不同的文化創意產業空間集聚類型，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典型意義。手工制作類文化創意產業代表了“藝術家主導”的集聚模式，從萌發出新觀念、新思想的創意靈感出發，到創作出滿足新的市場需求的文藝作品，這一過程交替往復，使文化內涵不斷增值、升級，形成“原始創意結構”。創意服務類文化創意產業是“設計家”主導的集聚模式。他們是一批既懂藝術又有技術的“創意階層”，能夠把文化、創意、技術等充分地融為一體。對于集聚企業而言，大部分都是中小規模，地理集中便于“抱團”成長，形成“孵化創意結構”。內容類中的型集聚主要強調產業鏈的縱向關聯，“企業家”是主導力量，要負責產業鏈上每個關鍵環節的控制。而消費型集聚主要針對演藝行業，“消費者”成為主導層，形成了面向市場的“消費創意結構”。
不同的文化創意產業空間集聚類型，在促進城市轉型的過程中形成不同的作用機制。根據原創型、型和消費型這幾種不同的文化創意產業集聚方式，把集聚進而促進城市轉型的機制分為四種類型。其中，藝術家原創型集聚方式對應的是“自我毀滅”機制，而以演藝行業為代表的消費型集聚則突出表現了“終端引領”的作用。型集聚方式中蘊含了立足于產業層面的“融合衍生”和立足于網絡層面的“輻射拓展”兩種機制。 我毀滅”機制：藝術家集聚促進城市再生與轉型
藝術家主導的原創型集聚在促進城市轉型發展方面的作用機理最為獨特，是一種“自我毀滅式”的演進路徑，伴隨著藝術家的進入和退出，實現了舊區改造與都市再生。不少世界知名的藝術家集聚區都曾經或者正在經歷著變遷，最具代表性和標志性意義的就是紐約的蘇荷。此外，巴黎郊區楓丹白露森林的巴比松村，曾誕生過著名的巴比松畫派，但最終還是演變成了富人區。倫敦東區，曾經是破敗的貧民窟，由于藝術家和設計師的扎堆，而成為與蘇荷齊名的世界藝術和時尚之地。類似的變遷在中國也有同樣的發展軌跡。比如，北京的798、索家村、宋莊、上苑畫家村，上海的m50、田子坊，等等。這樣的發展路徑引發了爭議與質疑。因為所謂的創意生態環境在“藝術和商業的博弈”中緩慢消失，藝術家也開始在上漲的租金和生活成本壓力下撤離，原來的集聚地演變成一個擁有藝術名聲而商業精神無處不在的區域。在上海的田子坊，甚至有呼“藝術將死，商業大行其道”。因此，理查德?凱夫斯（caves richard）把它稱為“自我毀滅式”［美］理查德?e凱夫斯：《創意產業經濟學——藝術的商業之道》，孫緋等譯，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的集聚道路。
事實上，在理論界，國外很多學者很早就開始針對這一現象展開案例調查與研究。zuki(1988，1995)最早開始對經典的紐約蘇荷(soho)區的形成以及發展進行跟蹤研究。beaverstock、crewe（1998）和short hose（2001，2004）的研究對象鎖定在諾丁漢（nottingham）時尚區的花邊市場(lace market)。hutton（2004）則通過對倫敦地區新經濟群落hoxton的觀察，深度剖析城市的文化重建（cultural regeneration）。brown、o’corner &cohen(2000)對曼徹斯特(manchester)北部區域(northern quarter)以及謝菲爾德（sheffield）的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cultural industries quarter)進行了個案分析。montgomery（1995，2003，2004）對dublin的廟街吧也展開了連續性的觀察和研究。從各個地區類似的發展軌跡和結果看，雖然商業化對藝術生態環境造成了破壞，也影響了藝術家的生存環境，但是，破壞過程本身卻極大地推動了城市發展和轉型的進程，成為不爭的事實。一方面，由于藝術家的帶動效應，原本默默無聞甚至低迷的地區，會逐步演化成藝術中心、商業中心，推動了文化復興、商業繁榮；另一方面，藝術家的集聚空間大多是工業老廠房改造而建，這種集聚方式有效地保護和利用了舊有的工業遺產，通過“騰籠換鳥”的方式促成了產業升級、城市更新，同時又保留了城市發展的工業印記和文化脈絡。
文化創意產業從傳統的產業類別中分離出來，是基于社會力的提高,而分離過程就是城市經濟結構轉換的自由選擇過程。文化創意產業價值鏈延伸的廣度以及其強大的輻射力為同其他產業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文化創意產業同傳統制造業的融合。文化創意產業中的工業設計、品牌策劃、營銷推廣等增加了制造業的文化附加值,也使制造業結構更趨于柔性化，不斷推動制造業的轉型與升級。除了延伸效應外，關聯作用也帶動了文化制造業的興起，即由文化產品的而帶動的相關文化載體、文化器材、文化用品、文化產業設備、道具等文化制造業的發展與升級。可以說，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速度與質量決定了文化產品制造業的升級能力。另一類廣泛的融合發生在文化創意產業與信息業。當今的信息產業已不再是單純的信息技術產業，而是信息技術與文化內容的交融、匯合，數字內容產業打破了原有文化藝術固有的邊界，橫跨通訊、網絡、媒體、娛樂等各行各業，實現了“跨界域”的融合重鑄［美］喬爾?科特金：《新地理——數字經濟如何重塑美國地貌》，王玉平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當這些價值鏈上的融合在一定空間內產生映射，就會逐步形成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主導的產業集聚樣式。通過融合、滲透，不斷提高其創新度和文化附加值，從而提升產業能級、優化產業結構。
此外，由于文化創意產業的空間集聚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多層面都具有全網絡能力以及產業關聯效應，因此能夠帶動一大批衍業的發展。厲無畏、王慧敏提出要在創意、技術、產品、市場有機結合的基礎上“構建完善的價值系統，形成包括核心產業、支持產業、配套產業和衍業在內的產業群，帶動一批產業的興起”厲無畏、王慧敏：《創意產業新論》，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劉金友等從創意價值鏈的角度展開分析，認為其價值鏈系統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創意源到產業化開發的全過程視為多元化創意主體以利益為紐帶組織而成的組織節點鏈條的集合體”劉金友、趙瑞霞、胡黎明：《創意產業組織模式研究——基于創意價值鏈的視角》，《中國工業經濟》2009年第12期。。韓順法、黃宇認為，模塊化集聚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方向，而它的形成“往往首先從某個價值模塊的集聚開始，然后，在固定的空間上吸引其它價值模塊聚集并與其配套”韓順法、黃宇：《基于價值模塊化的創意產業組織模式創新》，《華東經濟管理》2010年第9期。。無論是價值系統的環狀結構、鏈式結構還是模塊化結構，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體系具有強大的關聯性和輻射力，能夠吸附和衍生出大量的設計商、制造商以及系統集成商圍繞著核心創意在一定地理空間內集聚，通過要素的多樣化組合，改造和提升關聯產業和配套產業，通過產業結構的逐步調整和新型產業體系的逐級構建，推動城市轉型。
除了集聚區自身的升級發展可以帶動城市轉型外，其集聚功能效應的社會化和網絡化擴張過程也能有效地促進轉型。但是，相關的研究主要都是針對高新技術集群等技術導向明確的創新集群。上個世紀70年代，grilichers（1979）提出了知識函數的表達，之后scherer(1983)、acs 和audretsch(1990)又分別論證了在企業、機構等微觀層次上，知識函數反映的弱關系，即創新投入和產出之間沒有直接的、確定的關系。因此得以明確了知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共品特性。jaff(1989)把空間因素引入知識函數，又表明了企業在地理上接近大學和其他研究機構的重要性。1996年，美國等西方工業化提出要實踐“三螺旋”的運行模型，形成3種力量交叉影響、螺旋上升的創新集群關系，更進一步在企業、高校所代表的產業界、學術界圈子內融入了職能。“三螺旋”不去刻意地區分究竟誰是創新主體，、大學、企業都可以成為創新動態體系中的領導者、組織者和參與者，它強調的是在知識的創造、擴散和利用過程中的多主體交互作用。然而，這里的知識多指代科學和技術層面。對于以文化和創意為表征的知識創造、分享和商業化過程中的集聚和輻射現象，卻鮮有研究。 創意產業涉及的領域不僅僅是型的，還包括生活型的，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更有精神層面的，不僅僅代表技術導向意義，更具有文化意義。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空間擴張和網絡拓展路徑
更加深入和廣泛。在空間擴張層面，涵蓋了創意產業集聚區、高校科研院所等教育機構、城市街區、居民區以及城市公共設施之間的多元互動關系，主要沿著創意園區——創意社區——創意城區的主線層層遞進。通過營造城市的創新創意環境，形成提升城市人居生活品質的增長極。在網絡拓展層面，主要是指強化集聚區之間、集聚區與城市之間的聯系通道，通過構建多層次的社會網絡體系，形成有效的外循環，促進創意要素的跨界融合，促進園區服務功能的社會化，為城市創造新的產業業態。英國謝菲爾德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正是體現了企業、高校、社區在多空間上的互動，以及無形的社會網絡拓展，其“族群效果”主要來源于多主體的相互聚合與滲透，包括了多幢文化類和創意類的建筑，比如bbc電臺、謝菲爾德大學科學區、圖書館、油畫陳列館、創業投資機構、中介、藝術家村、電影院和娛樂中心等等。他們組合在一起，跳出了價值在產業鏈條上的線性結構，激活了價值立體擴散的網絡結構。
的消費階層逆向帶動城市轉型 在當今時代，消費的目的已經不局限于滿足“實際需求”，更是在于不斷追求被激發和被刺激出來的欲望。因此，通過創造需求和培育市場，激發、驅動潛在的、隱性的文化需求，顯得尤為重要。需要針對不同人群的異質需求，加以研究、開發，定制相應的文化產品和創新的文化服務。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正是遵循了這種“消費者為王”的邏輯，其意義在于通過產品的創意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潛力，引導消費時尚，形成新的消費市場，同時提升社會品質，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城市的全面轉型。
這里的終端引領強調的是文化創意產業特有的“逆向倒逼機制”。空間上的集聚尤其是消費型的集聚，最能夠直接地“放大”和“顯化”這一逆向促進機制。以演藝行業的消費型集聚為例，眾多演藝產品選擇商務核心區扎堆面市，形成了類似“熱島效應”的多元聚合，從而吸引更多的人流和注意力，滿足了現代人對便捷和多選的要求，并逐漸培育出新的市場，形成都市的生活方式。劇院和劇場成為公眾社交的“客廳”，充分滿足了人際交往的需要，創造出舞臺藝術和現實生活互動的良性循環，提高了人們的生活品質和文化品味。倫敦西區是世界知名的演藝市場，也是現代戲劇史上無可挑剔的樣本。兩三平方公里的地域范圍內聚集了57家劇院，雖然受到金融危機以及大量削減文化資助的不利影響，2010年倫敦西區仍舊上演了18615場演出，吸引了1400多萬觀眾，純票房收入達到51億英鎊，繳稅076億英鎊。倫敦西區之所以能夠成為最佳演藝集聚地之一，主要是依靠其劇團的產品系列化和市場的品牌多元化兩方面的相互呼應，由此刺激消費并創造出豐富多元的演藝市場，培育了固定的觀眾群體。正是由于這一大批優秀觀眾的存在，才壯大了演藝市場，成就了英國這一世界聞名的戲劇王國，也讓倫敦這座城市能夠抵御住經濟風暴帶來的衰退。上海也曾經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創造過演藝娛樂業世界性的輝煌，而今卻和倫敦西區這樣的知名演藝市場相差甚遠。針對目前上海演藝市場“有點無面、時斷時續”的現狀，出臺的《上海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明確了發展目標和思路，要“整合改造人民廣場西藏路地區，規劃建設文藝表演集聚區”，同時“積極推進西部虹橋地區文化設施改造提升，打造舞蹈演藝集聚區”，旨在借助于文化創意產業的勃興，促進上海的創新驅動與轉型發展。
最早提出要發展創意產業的，無論是英國還是澳大利亞，都是旨在推出促進一系列新興產業發展的政策集合。從這一角度而言，文化創意產業從概念提出開始就被賦予了更多的政策導向意義。而文化創意產業的集聚空間則是重要的政策“落腳點”，成為行為的載體和有力推手，很多和地方層面的政策措施都是通過集聚區的傳導而發生實際效用的。它是一種介于企業、市場與之間的新型社會經濟組織以及企業發展平臺，通過為企業發展提供所需要的管理支撐和資源網絡，促進企業的運作與成長。
文化創意產業空間集聚的相關政策沿著產業扶持政策、經濟系統政策和社會環境政策而層層演進。政策實施的對象也是從集聚區向整個城市步步展開。正是通過各個層級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政策的推進，在不斷強化集聚效應的同時
文化創意產業的高風險特性決定了在產業發展初期需要介入，進行資金扶植。一方面，文化創意產業在初期的一次性資金投入量是很大的，其經濟效益的實現主要來自規模報酬遞增的后期產權反復交易。對于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甚至是微型企業而言，初期都會遭遇資金的瓶頸。另一方面，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實現過程又伴隨著市場的高風險與主觀認知的不確定性，因此，企業和個人在初期往往會缺乏動力進行大量投資。此時，就需要行為的介入。
在初創型文化創意企業的集聚空間里，“政策偏好”十分明顯，直接的資金援助通常最具吸引力，主要表現為財政收入領域的稅收讓利和財政支出領域的專項基金資助。在有些城市還推出了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政策，替代了產業政策。不再“一刀切”地扶持區域內所有企業，而是重點放在集聚區，培育和引導集聚區建設。此時的集聚區就形成了有別于區外的特定“高地”優勢，企業也競相往“資金高地”遷移。初創期的動漫企業具有典型的資金偏好特征，它們要維持生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各地的補貼政策，因此出現了不少到處尋找優惠政策的“候鳥”型動漫企業。比如，北京和上海的很多動漫企業都在上演“雙城記”，它們把總部設在北京或上海，同時在外地再注冊一個，這并不是要進行擴張，而僅僅是因為外地的政策好，所謂的“好政策”包括：獲獎作品的創作獎勵、在央視或其他一定級別頻道播放的資金補貼和播放獎勵、房租和稅收的免除等等。由于很多企業的類似選擇，造成了尷尬局面：雖然目前北京的動漫產量達到8000分鐘的企業至少有10家，但因為都到外地注冊和備案動畫片，2010年北京的動漫產量只排名全國第六，總共只有8000分鐘，不及排第一位的江蘇省的1/6。類似的，上海每年線多分鐘都被統計到了其他地區，所以才會出現上海每年電視動畫類產量1300分鐘的慘淡局面。可見，即便是單純的資金援助，對不少中小型尤其是初創期的企業而言，還是具有很大的誘惑力。 依賴于資金援助的產業扶持政策只是短期性和臨時性的舉措，層級較低。專門依賴補貼的動漫企業是沒有市場競爭力的，那些“跟著政策跑的企業”如果不借助于的援助而盡快建立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將很難長久生存。
經濟系統政策是在產業扶持資金援助基礎上更高一級的政策舉措，包括眾多的專項扶植計劃，主要有鼓勵性扶植和保護性扶植兩類。
鼓勵性扶植是指為企業提供的促進成長的各類服務或者是渠道。對于大部分中小企業而言，雖然它們創新活力強，但卻普遍缺乏資金、技術設施、信息、業務渠道和管理經驗，獨立生存能力較弱。對于很多一次性投入過大、使用效率卻比較低、單個企業難以承擔的項目，可行而有效的做法是搭建共用、共享的公共服務平臺，這就需要通過貸款貼息、項目補貼等方式予以投入支持。不同于直接面向企業或者集聚區的資金援助，這種扶植是間接性的，通過財政支出培育和搭建公共服務平臺，為企業聚合各類產業發展所必須的支撐要素。再以動漫行業為例，中小型動漫企業通常對人才、資本、技術平臺和信息的需求最為敏感。在企業集聚地，需要搭建投融資服務平臺，人才服務平臺、公共技術開發與共享平臺、貿易促進平臺等。這些平臺有的是全額出資，有的是參與投資并給予優惠政策。比如重慶，2009年搭建了動漫行業的公共技術和設備服務平臺，包括擁有24個捕捉頭的三維動作捕捉儀、世界一流的全息掃描儀、有200個cpu的集群渲染服務器在內的各種cg 制作設備等一次性投入較大的項目。這一平臺由重慶廣電集團貸款出資、重慶市貼息籌建完成，而日常的運作則交由一家企業——重慶視美動畫負責運營。保護性扶植是指通過一定程度內反向的限制與規制，保護幼稚產業的發展。文化創意企業所屬的行業大多是新興產業，具有發展潛力和戰略意義，但多數中小企業卻競爭力不足，尤其在面對大型的跨國企業時。為此，往往會通過規制政策和手段對本國相關行業企業的經濟系統環境予以保護。
的環境，如同自然界一樣，是一個復雜的立體生態系統。斯科特（scott，2006)把集聚體內促進學習和創新效應的結構或者是引導創造性表達的相互關系稱為“創意場”(creative field)。他認為，“創意場域一般由基礎設施和地方大學、研究機構、設計中心等社會間接資本組成，是任何和工作的集聚結構中的文化、慣例和制度的一種表達”。在理論上，它包括“創新情境（innovative milieu）、學習型區域（the learning region）、區域創新系統（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allen scott：on hollywood:the place the indust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等諸多層面。蘭德利(landry)在論述創意城市時也專門提到了創意情境（creative milieu），認為“創意情境就是在軟設施、硬設施方面提供必要的先期條件，有利于激發思想流”charles landry,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2000。從政策角度看，促進文化創意產業集聚的最高級形態，正是在于營造出創意生態環境的無形“場域”或者“情境”的構建。正如斯圖亞特?坎寧安（stuart cunningham）描述的，產業政策必須能夠設計出可以抓住無形物本質的干預戰略，也被稱為“在稀薄空氣中生存”的失重的經濟。
場域中最基本的要素單元是文化公共品和創意基礎設施。其次還需要兼備經濟要素，即營造對于創意階層而言相對“便宜”的環境，較高的風險資本可達性、較低的生活成本等。此外，法律環境和文化氛圍也至關重要，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日益受到重視，而層出不窮的創意領域、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則能夠吸引不同背景的人。總體而言，所有的政策都圍繞社會“場域”而展開，而根本目的在于吸引創意階層的到來。因此，各地還會制定專門的人才政策。據悉，創意大國英國有著完備的人才政策，吸引了大批高素質專業人才。從影視業和多媒體行業的從業人員素質看，分別有66%和24%的人員達到了研究生水平，有效地提高了這些行業的創新潛能蔡榮生、王勇：《國內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研究》，《中國軟科學》2009年第8期。。在中國，也有很多城市針對創意人才制定了各種吸引政策。例如，北京規定文化創意人才可優先落戶。杭州則對急需引進的動漫游戲方面的人才準予購買經濟適用房并在其子女教育方面給予了優先照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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