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恢（1896-1972），福建龍巖人，是閩西革命根據地和蘇區的主要創建者和卓越的領導人之一，解放后曾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等職，鄧子恢在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期間（1953年1月至1962年11月），主張農業合作化必須穩步前進、力薦“責任田”、支持以“包產到戶”、主張以隊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大力提倡農業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他的一系列主張對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有重大的理論意義。
1953年4月13日，鄧子恢在全國第一次農村工作會議上闡述農村工作的基本任務時說：“我們農村的基本任務是什么？毫無疑問，一切為了發展農業。今天的互助合作，也是為了發展農業。將來的集體化，在工業化幫助之下，實現機械化，也是為了發展農業。”由此可見，鄧子恢把我國農村工作的基本目標和工作重心都放在了“發展農業”上。
人的因素是力中的關鍵因素，解放后，黨中央決定發動農民“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改變小農經濟方式，力圖通過關系的變革來促進力的發展。這種農業發展思路和實踐沒有能夠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相反，由于合作化工作過急過粗，沒有照顧到農民的小私有性，過分地強調資料公有化，最終造成了我國農業長期徘徊的局面，嚴重破壞了農業力，尤以1958年“”最具代表性。農業長期效率低下，其中農民農業積極性降低是最主要原因，針對這種狀況，在1961－1963兩年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全國各地區普遍探索松動過緊的資料所有制，以“包產到戶”為典型特征的“責任田”在一些地區出現，這種關系的自我調節在當時對于發展農業是有益而無害的，其閃光點就在于將勞動者的所得與其勞動聯系起來，將、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落腳到產出與分配這種單純的經濟關系，減少行政對農業的過多干預。這種探索是符合農業規律的，經過實踐檢驗也是符合我國國情的。
“責任田”最早出現在安徽生，從這個新生事物誕生開始，鄧子恢就賦予極大的關注和支持，1962年6月16日，鄧子恢看到王觀瀾的調查報告《安徽省當涂縣責任田情況調查》后認為“既然大多數隊責任田不涉及所有制性質，只是集體經濟經營管理的一種形式，就不應全盤否定，而應總結經驗，加以提高的問題”。在6月下旬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子恢又說：“責任田”就是社員勞動和產量直接結合起來，加強了社員責任心，是找到了搞好集體的一條出路。他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華東組發言中提出：責任制聯系產量就不一定是單干。因為資料主要部分是集體所有的，勞動力是統一調配的，是統一規劃的，產品是統一分配的。因此，要具體分析，不要籠統都說是單干。單干沒有那“四條”，有“四條”就不是單干。在當時過分強調資料公有制的大氛圍下，能夠實事求是地贊揚并支持“責任田”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責任心，鄧子恢敢于堅持真理，想問題、做事情從發展農業的角度出發，而不是主觀地做決策，足見其務實、求是精神。針對農業以隊為基本單位和產品分配以大隊為基本單位之間的矛盾突出所引起的“一平二調”極大地傷害農民感情的問題，鄧子恢通過大量調查研究，認為，必須將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隊。這對于處理好這一矛盾、解決人民公社體制“一平二調”問題有重要意義。
鄧子恢主張包產到戶、責任田和基本核算單位以隊為基礎，其最終目的是要調動勞動者積極性，農業無論何時都不可脫離農民積極性，建國以后，我國農業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改造小農經濟、發展農業，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是我國的既定國策，也是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持久保持農民的積極性是農業方式轉變所必須面對的問題，無論關系如何變革，都必須照顧這一點，任何忽視和破壞這一點的決策都必將受到農業規律的懲罰。
我國的農業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農業長期處于低水平。改變落后的農業國面貌，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是新中國承擔歷史性任務。那么，如果將我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毫無疑問，必須走農業與工業相結合、以農促工、以工帶農，農工協調發展的道路。
1953年2月，在我國農村工作部剛成立時，鄧子恢發表即席講話：我們干部中有一種思想，看到搞工業化，就認為農村工作沒有前途，想跳出“農門”入“工門”，這種想法不對。要知道，工業化是建立在農業基礎上的，農業要為工為提供糧食、原料，開辟市場。我們的任務很艱巨，也得光榮。1953年4月13日，在全國第一次農村工作會議上，鄧子恢提到：農業必須配合的工業化，逐步加以改變。現代化的工作，必須有現代化的農業，同時并進，要逐步改造農業。就是說，把現在小、小私有的農業改變成大規模的機械化的農業。
1956年9月22日，在中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子恢提出了“必須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保持工農業發展相適應”的呼吁，他指出：如果沒有重工業的發展，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造我們的農業技術，就不可達到農業現代化，就不可能大大提高農業的力，也就不可能使農民富裕起來，……但是，工業的發展需要農業發展與之相適應，如果農業趕不上工業發展的要求，不能滿足工業發展對于糧食、原料、資金積累和市場的需要，結果就只有使工業化的速度被迫降低，……因此，必須正確地擬定計劃，付出相應的投資，并且作出巨大的努力，使比較落后的農業能夠和工業保持相適應的發展。鄧子恢的一系列講話包涵了他的農工協調發展的現代化思想，這對于改變我國工業農業落后狀況有重大指導意義。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工業是是現代化基礎，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一窮地白的，要想實現現代化，農業、工業必須相輔前進，任何偏廢和“單打一”都不利于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無農不立、無工不富，當前，我國的農業現代化在綜合協調方面雖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然面臨著農業工業協調發展的艱巨任務，不處理好這一問題，我國的農業現代化就不能健康地發展。只有農工協調發展才能促進農民增收多元化，才能實現農民富裕和農村繁榮穩定。
互助合作是保障農民個體增收富裕的首選道路，不論是建國之初，還是改革開放以來，要想農民富裕，單靠土地不行，土地的產出是有限的，土地的潛力也是有限的，要想實現農民富裕，必須增加農民收入渠道，村辦企業和鄉鎮企業是經過長期探索出來的實現農民增收的發展方式，但是單個農民是無法舉辦的，必須聯合起來的道路。
鄧子恢的農村合作化思想突出地表現在他對農業合作社、農村信用合作社和農村供銷合作社的大力倡導和支持上。他認為，供銷合作，使農民與資產階級割斷聯系，不受私商的剝削；信用合作，使農民不受高利貸的盤剝，逐步消滅高利貸，再加上農業合作社，使農民個體能夠抵御自然災害，實現農業規模化、機械化。鄧子恢對農村合作化有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供銷合作能夠促進農村市場信息的交流，以農村供銷合作社為紐帶，收集農產品，供給消費品，減少流通環節的私商剝削；信用合作能夠吸收農民存款，發放貸款，以信用支持農民擴大再，從根源上消滅非性資金剝削；農業合作則是將農民個體聯合起來，把農民資料以合作入股的形式統一到合作社，促進農業規模化、機械化。鄧子恢所倡導的農村合作化將農業、流通、信用三個環節結合起來，從而構成了鄧子恢完整的農村合作化思想體系。
合作化不等于現代化，但合作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前提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普遍地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土地所有制，這種體制的變革使廣大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農業力也較公社時期有了較大的提高，但三十年過去了，我國農業力水平沒有顯著增長，其根源在于土地潛力的有限性，要想農民富裕，必須拓寬增收渠道。十七大以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漸趨合法化，這種政策上松動昭示了中央促進農民收入多元化和土地經營規模化的決心。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民富裕，必須走合作化的道路，這并不是指所有制形式的回歸，而是集中一部分人從事農業，使大多數農民從土地中走出來，無工不富，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工業上來，實踐證明，發展鄉鎮企業和村辦企業是一條不錯的農民增收渠道，而這項事業的發展是單個農民無法完成，必須倡導農民聯合起來。鄧子恢的合作化思想為我們探索這樣一條道路提供了一條重要的啟示，即農村合作化發展本身需要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輔以政策的幫助，在新形式下將農村的、流通和信用三個環節結合，建立農工協調、農民自立、共同發展的合作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做到農民增收和農民富裕。
總而言之，鄧子恢的農業合作化思想集中體現在其合作化思想上，究其根本，是要通過體制的變革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同樣需要勞動者的積極性，同樣需要農業、工業并舉，同樣需要農村的合作化，鄧子恢雖然是曾經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的一位農業領導人，但其閃光的農業現代化思想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史上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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