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 要：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表明，認識社會、直面經驗事實需要認識人們的日常生活，而認識人們的日常生活又需要認識語言。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語文教育若能處理好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推動語文教育的生活化，有助于學生認識社會和人生。
社會學是以直接面對經驗事實的面貌出現的，而經驗事實是人們通過日常交往行動展開的，借助語言溝通的交往行動是經驗事實的基本內容。從這個角度說，社會學產生之初就內在注定無法回避語言學問題。然而，由于長期以來受主觀與客觀二元對立思維的影響，早期的社會學雖然極力強調直面經驗現實，但這里的現實是非經驗的、抽象的，現實中的主觀因素被凈化了，相應的作為主觀因素重要體現的日常語言也被忽視了。
社會學線年代以后，語言學問題進入社會學的主流視野。當代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認為，語言是人類最基本的存在。在生活中，語言不僅展開了自我，而且也把自我帶入了社會。語言同現實世界不是主觀同客觀的對立關系，而是統一的過程，因此研究現實世界應當關注語言。活生生的語言在行動之中，同時現實的行動一定是言談著的行動，解釋學的語言學研究同社會學的社會行動研究直接統一。因此，研究語言應當面向社會行動，而研究社會行動又必須面對語言。
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有其全面展開的現實基礎，即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人類社會經歷了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的發展歷程。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人與自然的直接關系，后工業社會來臨使問題發生了實質的變化，人類社會的主要任務不是從自然中獲取生活資料，而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社會的基本矛盾也由人與自然的直接關系轉變為人際關系。基于此，從人際關系出發，在人與人、人與社團、社團與社團關系中認識人類社會，成為越來越多社會學家的共識。人際關系最基本的形式是語言溝通，最核心的內容是通過語言溝通而達到理解、形成共識，當代一些重要的社會學流派紛紛把語言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主題。
語言學轉向把社會學引入了一個交往世界或對話溝通世界，一個區別于科學世界和世界的日常生活世界。進入生活世界，從本真的日常生活中人的交往行動來理解社會，是轉向語言學后各個流派社會學的共同趨向。語言是主觀和客觀統一的過程，交往中我們不能把對方語言單純看作客觀現象去把握，而是要進入交流、溝通，設身處地去體驗和領悟。由此獲致的不是客觀事物的本質與規律，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共識，捕獲到的是創造著的意義。
由上可見，認識社會、直面經驗事實需要認識人們的日常生活，而認識人們的日常生活又需要認識語言。所以說，這里存在一個認識鏈：語言—日常生活—社會。這也表明，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語文教育若能處理好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推動語文教育的生活化，有助于學生認識社會和人生。
語文與生活的關系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美國教育家華特指出：“語文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語文從生命開始，與生活同行，“聯系生活”已成為語文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在語文教育與生活的關系上，葉圣陶先生有著獨到而深刻的見解。
1.語文教育是應生活的需要產生的。葉圣陶先生說：“咱們為了生活上的需要，從小就學習語言。”“盡量運用語言文字，并不是一種奢侈的要求，實在是現代公民必須具有的一種生活能力。”每一個社會成員都需要進行廣泛的人際交往，語言文字的應用是最基本的工具，否則就缺乏必要的生活能力。學語文是為了更好地生活。從根本上說，人一生下來，就存在著學習語言的環境。在長期的耳濡目染和長期的語用實踐中，逐步學會用語言與人交往，滿足不同范圍的交往需要。然而，葉圣陶先生告訴我們：“平常說的語言往往是任意的，不免有粗疏的弊病；有這弊病，便算不得能夠盡量運用語言；必須去掉粗疏的弊病，走到精粹的境界，才能算得盡量運用語言。”
2.語文教育的內容源于生活。貼近生活的語文教育“教什么”，以寫作為例，葉圣陶先生對此有生動的闡述：“咱們每天認識些事物，研究些問題，習慣地完成一串串的思想過程。寫作不過是把它寫到紙上去罷了，并不是什么特別稀罕的事兒。”生活是寫作的基礎，并不神秘，它只是作者在生活中形成的經驗思想情感的文字表述。“寫作就是說話，為了生活的種種需要，把自己要說的話寫出來。”總之，文章內容源于生活，文章才有生命力，生活的質量決定著文章的質量。當然，生活是廣闊的，并非生活中的一切都可拿到語文課堂上或者干脆將課堂搬到生活中去。
3.生活是教育的本源性的決定力量。人的生活是人類社會一切活動的根基，教育以人為對象，就意味著要以人的生活為根基，滿足個體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教育不可能在真空中建構人的可能生活，生活的空間即教育的空間。教育只有注重向學生生活實際的回歸，才有可能建構起理想的人生生活。
在最普遍的意義上，生活先在性地規定了語文教育。我們關注語文教育，努力實施語文教育，如果無視生活的要求和變化，其效果將令人懷疑。但令人遺憾的是，現實中語文教育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脫離生活的弊端，在內容和表達方式上給人以空洞、突兀、生硬之感。在談到訓練兒童說話能力時，葉圣陶認為最好的途徑是“與兒童一起生活”，“這里所謂一起生活，并不只是住在一處地方的意思，正是要接觸他們的內心，而且完全了解，而且他自己差不多融和在里頭。”也就是前文所說的，交往中我們不能把對方語言單純看作客觀現象去把握，而是要進入交流、溝通，設身處地去體驗和領悟，最終實現主觀和客觀的統一。
在這方面，民國時期的語文教材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民國時期的三種教材《商務國語教科書》《開明國語課本》《世界書局國語課本》，幾年前由上海出版界重新影印出版，在教育界以至更大的社會層面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刮起了一陣“懷舊風”。民國時期教育家、文學家重視對基本教材尤其是對初級學生課本的編寫，語文教育家王森然曾說：“國文教得不好，學得不好，學校教育，怎樣還說得改進·”這些民國大家愿意在“紅花開，白花開，紅花白花朵朵開”“太陽，太陽，你起來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覺”這樣淺白的課文編寫中傾注才華，下水磨功夫。如此白話詩般的語言，讓長期生活在單調的教科書語言和新爆的網絡語言環境中的人們感到陌生、新奇、優美。
對老課本的懷舊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對現行語文教材的不滿。現行語文教材承載了過多的道德責任，其結果往往道彰而文傷。民國老課本并非不講以文載道，但其傳導的是一種普世的價值觀，以“立人”為宗旨，“做人”為準則，在傳導方法上，注重循循善誘，“攙著學生向前走”。《老師很喜歡我》的原文是：“弟弟放學回來，母親問他說，老師喜歡你嗎·弟弟說，老師喜歡我，他攙了我的手，叫我小朋友。”對應著“攙”字，現行的教材可用一個“牽”字來概括。“你看，你看，滿樹盛開的小花，那是我們的笑臉，感謝你時時把我們牽掛。夜深了，星星困得眨眼，老師，快放下手中的教案吧，讓花香飄進你的夢里。”這種將老師形象定型化的文字，以及其他極富意識形態色彩的“金水橋”“大典”“檢閱”“神州”“騰飛”等詞匯與學生心理脫節太遠。
“語言—日常生活—社會”這一認識鏈是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帶給我們的啟示，通過認識語言去認識日常生活，進而認識社會，但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是否一致不是絕對的。泰州學派的基本理念是“百姓日用即道”。課文中涉及的內容應該都是學生身邊事、家中事、學堂事和經常接觸的自然現象，用淺顯的方法說明人倫之理、孝親之道、自然之象，以及人際往來所必須具備的品德、素質和知識。這樣的生活化語文教育才算是處理好了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也才有助于學生認識社會和人生。這是語文教育改革中應當重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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