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現代理論話語對歷史之文本性的過分強調造成了對歷史概念的誤解，這在文學批評領域表現為對文本一語境二項對立的質疑和批判，馬克思主義批評的合法性遭遇危機。以詹姆遜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此給予了有力的回應，重新確定和鞏固與文本相對應的歷史和語境概念的內涵及其有效性，這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建設提供了重要借鑒。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批評?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批評就是在文本與歷史語境的關系中考察文本的批評。用伊格爾頓(eagleton)的話講，“馬克思主義批評是依據產生文學的歷史條件來分析文學的?！贝_立文本一歷史／語境二項對立，在文本與歷史語境之間建立有效的區分和關聯是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方法論基礎。在“語言學轉向”的背景中發展起來的后現代理論話語通過對“歷史”之“文本性”的強調，模糊了文本與語境的傳統界限。在文學批評中就表現為對文本一語境二項對立的質疑和消解。這種話語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理論基礎造成震動，馬克思主義批評的合法性遭遇危機。以詹姆遜(jameson)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以此為契機，在與反對者的爭論中反思并重新確立了歷史、語境等概念在馬克思主義批評中的內涵及其有效性，并且產生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論成果。這為我們在新的歷史和理論環境中確認和鞏固馬克思主義批評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歷史是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最終視野。人們在談到恩格斯的“美學的觀點”與“歷史的觀點”的時候，往往會談到兩種視野的辯證統一。這種貌似圓通的觀點極易讓人誤解恩格斯的理論不過是黑格爾理論的照搬照抄，從而再次陷入唯心論之中。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說，并不存在抽象的、超歷史的“美學的觀點”，任何“美學的觀點”都必須在“歷史的觀點”中得到理解。因此，恩格斯說：“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司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边@就是說，只有在對社會歷史的研究中才能真正理解特定的美學觀點。因此，“歷史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最終依據。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一書中，雷蒙·威廉斯(williams)這樣定義馬克思主義批評：即“堅持不懈但又充滿坎坷地嘗試著把文學同‘它’在其中被出來的那些社會史及經濟史聯系起來。……跨領域地實現了歷史性社會實踐的有效重構。這種重構使得‘文學價值’的抽象過程顯得更加問題叢生，但從更具有肯定意義的角度上看，這種重構又使得人們有可能對‘作品本身’進行種種新的閱讀，提出種種新的問題。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批評”?？梢哉f，馬克思主義批評是通過參照非文本的社會歷史現實來闡釋文學文本的。這個作為語境的社會歷史現實有其特殊的內涵，那就是社會方式以及由它最終決定了的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文學文本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只能在與方式、上層建筑和其他意識形態的關聯中得到理解。
馬克思主義批評的基礎是對文本與文本之外的歷史語境所作的有效區分和關聯。這種區分和關聯可以簡要概述為：文本是符號性的，而歷史則是物質性的；文本是創作個體情感意志的產物，而歷史則是“無主體無目的的過程”(阿爾都塞語)；用符號學的術語來講，任何文學文本都是一個能指，對于馬克思主義批評來說，歷史“是文學終極的能指，如同是其終極的所指一樣?！卑凑铡吧鐣嬖跊Q定社會意識”的基本假定，社會歷史生活是個體的情感意志的最終來源，因此，在文本與歷史語境之間就具有了指意的空間和張力。文學文本的意義就來自于文本與歷史之間的這種既相互區別，又緊密關聯的張力之中。那么，如果有人突然喊道：你們所假定的那個物質性的、作為無主體無目的的過程的、作為最終的所指的歷史根本不存在；一切歷史本身都是符號性的、是主觀意志的產物，也就是說，它和文學文本一樣也是一個能指，這對馬克思主義批評來說，不啻于釜底抽薪。因為，它所依仗的文本一歷史／語境的張力結‘構將在這個聲音中轟然坍塌——而這正是當前甚囂塵上的后現代主義理論中炙手可熱的一個論調。
歷史是且僅是文本的論調是在語言學主導范式下，由歷史編纂學、解構主義、后現代理論等多種跨學科的理論話語交匯而成，并在文學批評領域發揮出最大的話語衍生效果。海登·懷特(white)的歷史
編纂學把語言學模式與維柯人文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對歷史敘事的詩性和意識形態性進行了卓越的分析，顛覆了傳統的“歷史即事實”的觀念。海登·懷特把歷史文本看作是文學敘事的仿制品，認為，歷史著作的客觀性、科學性不過是一系列敘事技巧和修辭策略造成的“幻覺”。因此，企圖通過歷史著作還原歷史“真相”的努力是徒勞無益的，更不用說把它作為參照來談論文學作品了。他說：“通常文學家在談論某一文學作品的‘語境’時，他們假設這個語境——歷史背景——某有文學作品本身無法達到的具體性和易近性，似乎觀察從成千上萬的歷史文件中組合恰來的昔日世界的真實性比探究某個文學作品的深層更要容易一些。但是所謂歷史背景的具體性和易近性——那些文學批評者所研究的本文語境——本身就是歷史學家研究這些語境時所制造的虛構產品。歷史文件不比文學批評者所研究的本文更加透明。”在這里，海登．懷特錯誤地把文學批評中的“歷史”和“語境”概念替換為了“歷史文件”，文本與語境的關系被替換為文本與另一些文本之間的關系。似乎每一個文學批評家都必須是一個歷史學家，他在通達文學文本的途中首先要穿過無窮無盡的歷史文本，這就造成了對文學的歷史批評方法的誤解。
與后現代歷史編纂學相對應，文學批評中的后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思潮也通過極力強調語言的非透明性和文本的自足獨立性而對傳統的“語境論”批評范式加以質疑。羅蘭·巴特(barthes)的名言“文之外，無物存在”可以作為這一聲音的集中表達。那就是認為，所謂的客觀的歷史現實是無法通達的，既然文本于其中被的那個歷史現實已經不存在了，我們能夠參照的僅僅是被書寫的歷史文本。既然它也是一個文本，就不可能是純粹客觀的，那么，說歷史語境對文學文本起著決定性影響，就等于是說在所有文本中有一個占主導地位的文本，它決定著所有其他的文本，這是沒有道理的。喬納森·卡勒(culler)直接就“語境”概念進行質疑。他說，“語境的概念往往使討論過分簡化而不是豐富它，由于在一個活動和它的語境的對峙中，語境似乎總是被假定為現成的并且決定著活動的意義。當然，我們知道，事情并不是這么簡單：語境不是現成的，而是被創造的；語境都包括哪些內容是由闡釋策略決定的；語境如同事件一樣需要得到闡明；而且語境的意義也是由事件所決定了的。盡管如此，一旦我們運用‘語境’這個術語，我們總是不知不覺地回到它所暗示的簡化模式中?！笨ɡ盏恼f法事實上就在暗示，文本與語境的關系僅可能是一個文本與另一個文本之間的關系，它們之間并不存在主導／從屬之分，一切都是由闡釋策略決定了的，是闡釋構建了所謂的語境。這一結論與海登·懷特可謂殊途同歸。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歷史主義批評再次把對傳統的文本一語境二項對立的消解推向理論前臺，不過這一次情況要更為復雜一些。這個自身就包含有馬克思主義因子的批評流派明確地把修正傳統馬克思主義批評作為自己的任務。吉恩·霍華德(howrd)在《文藝復興研究中的新歷史主義》一文中指出，“新歷史批評的一大特征，就是它對文學與歷史這個本來不成問題的二項對立式提出了懷疑”，他們接受了后現代歷史編纂學和解構主義理論的觀點，即認為，歷史語境本身也是文本，因此，文學文本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像傳統認為的是符號與現實、詞與物的關系，而是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系。因此，“文學并不是被動地反映外在現實，它本身就是一個建構文化的現實感的動因。它是一個更大的象征系統的一部分，通過這個象征系統，某一特定歷史時刻的世界才會上升到觀念的層次，文化才能想象出它與自身存在的實際條件之間的關系?？傊覀兯吹降牟⒉恢皇且粋€等級關系，文學寄生其中，被動地反映歷史事實，而是一個錯綜復雜的文本化的世界……”在這個“錯綜復雜的文本化的世界”中，批評應該怎樣進行呢?新歷史主義批評的回答是含混不清的，像喬·多利莫爾(dollimore)所謂的“我們冠以文學的那些文字表述，其意識形態意義和歷史情境，也只有在與其他同時產生的文字表述和話語慣例相互觀照的情況下才能得到理解。”那么，我們一定會接著問，怎樣“相互觀照”?既然文學文本與歷史語境都是有待解釋的，那么，相互觀照就能使它們得到解釋了嗎?這就像把兩個非發光體放在一起，而期盼它們相互照亮一樣，當然是徒勞的。
詹姆遜在一篇重要論文中這樣說道：“我們今天需要對一個普遍的認識作出回應，這個普遍的認識就是，曾經被稱為語境的東西，本身和文本一樣，如果它不存在于未經檢驗的大眾歷史中或者團體、階級、民族試圖用來組織他們的未來前景以及他們對個別事件的解讀所憑借的集體無意識的表現中的話，那么它就存在于歷史手冊或者第二手的資料中。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本身就是文本，而是說除了以文本形式外，我們無法接近它，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只能通過它先前的文本化接近它?！睔v史只能通過文本才可接近，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歷史本身就是文本，這一論斷對于馬克思主義批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它的內涵：
第一，歷史本身不是文本。我們必須嚴格區分歷史本身與歷史的文本化，不能把兩者混同為一。我們可以用雷蒙·阿隆(aron，r.)的“事件”與“作品”來分別指稱歷史本身和歷史的文本化。所謂事件就是“某時某地發生的事情”，作品則是脫離了創作過程而自在的文獻資料?！白髌罚谄湔Q生的時候，也是一個事件”，這個事件的存在并不能從作品內部得到說明，卻可以被直接把握。如果認為歷史僅僅是作品所揭示出來的東西，那么，連作品自身誕生的事實也可能遭到質疑，這不是就陷入悖謬了嗎?因此，文本化了的歷史作品是我們接近過往歷史的途徑，但并不是歷史本身。馬克思主義批評所參照的那個語境是由“事件”構成的歷史本身，而不是由“作品”構成的歷史文本。
第二，歷史本身不是文本，而只有通過文本我們才能接近歷史。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文本與它的歷史語境的關系。歷史語境之于文本具有兩個層面的關聯：1.文學文本產生于歷史語境之中，并作為那個歷史現實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文學文本是歷史的組成部分，在文本與語境之間存在著部分與整體的關系。離開了對整體的考察，文學文本的意義便難以解釋；2.我們只有通過文本才能接近歷史，歷史本身只有在文本之中才能夠被我們所把握，這就意味著，我們以之為參照的那個歷史語境也是內在于文本的，只有在對文本的細讀之中我們才能夠把握與之關聯著的那個具體的歷史境遇。文本內在于歷史，而歷史又內在于文本，這是一個悖論嗎?實際上，文本與歷史的這兩個層面的聯系具有本質的區別：當我們說，文本內在于歷史，這是就其存在本質來說的，即與文本不同，歷史本身是非文本性的；當我們說，歷史內在于文本，這是就現象經驗來說的，即我們只有通過文本才能夠把握這個非文本的歷史本身。因此，這兩個命題并不構成真正的悖論。
第三，詹姆遜反復強調：“那個歷史——阿爾都塞的‘缺場的原因’，拉康的‘真實’——并不是文本，因為從本質上說它是非敘事的、非再現性的；然而，還必須附加一個條件，即歷史除非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換言之，我們只能通過預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歷史?！蔽谋九c歷史語境的這種雙重關系要求我們必須以辯證的思維進行文學批評。就是說，一方面，我們必須堅持歷史本身與文學文本之間的空間和張力，以保證歷史對于文本的解釋力；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強調文本自身的特殊性，即必須結合文本自身來重新建構那個歷史語境。與此相對應，馬克思主義批評必須同時反對兩種錯誤的觀念：一種認為，歷史語境也是文本，對于文本來說，語境就是它自身的產物，在文本之外不存在歷史；另一種認為，歷史是外在于文本的東西，等待著文本的惰性反映。這兩種觀念都是“純粹的意識形態”，前者被詹姆遜稱作“結構主義意識形態”，后者則被稱為“庸俗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詹姆遜自己的辯證批評方法就是在與這兩種錯誤觀念的爭論中發展起來的，并在批評領域引起極大反響，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批評中最為有力的聲音。
1.歷史本身的直接的不可通達性并不代表它的不存在或無效。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不可通達的歷史本身與康德意義上的“物自體”區分開來。前者是存在
論的范疇，后者則是認識論的范疇。不僅歷史作品是人的活動的產物，連歷史本身也是由具體的人的生存事件構成的，而康德的“物自體”顯然不具有這一特性。因此，歷史本身的不可通達性不僅在于它的不可重復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當下性和連續性，由于我們就在歷史之中，我們就在不斷地創造歷史，正因為此，歷史對于我們才是不可通達的，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本身并不是外在于我們的某種不可知的東西，相反，歷史本身就是由人的存在事件構成的連續而未完成的過程。因此，馬克思主義批評所參照的那個歷史本身并不是某種僵死的、等待著被認識的、完滿自足的對象，而是被包括批評活動在內的當下行為不斷重構的生動過程。歷史本身所具有的這種實踐的連續性是唯物史觀的內核之一，也是馬克思主義批評的理論基礎之一。
2.歷史本身的連續性與歷史敘事的連續性不同，它不是某種主觀意志的產物，而是歷史本身具有的東西。因此，在特定的文學文本與社會歷史語境之間存在著客觀的聯系。哈貝馬斯(habermas，j.)在批評鮑姆加特納(baumganner，h.m.)把歷史的連續性僅僅理解為敘述結構的形式特性的時候說，“鮑姆加特納沒有考慮到，敘述的東西不僅組成了歷史學家所講述的歷史，而且也組成了歷史學家講述歷史所依賴的那些歷史——歷史學家們所涉及的是一個早已形成的對象領域，具體地講，是一個在敘述上事先已經形成的對象領域，并且早已過去的敘述的對象領域。因此，歷史是一種客觀的生活聯系，并不是由歷史學家從‘理論上’設想的一種生活聯系?！眹栏竦卣f，馬克思主義批評并不是要在文本與社會歷史現實之間建立某種的聯系，因為，這個聯系是客觀存在著的。馬克思主義批評是依據這種客觀存在的聯系，通過重寫文本來重新建立那個歷史語境。這就是詹姆遜用“潛文本”(subtext)概念所要表達的意思。
那么，文學文本與歷史語境之間客觀存在著的聯系是什么?或者說，文本與歷史的那個“客觀的生活聯系”是怎樣產生的?詹姆遜修正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批評的“反映論”而提出了“反應論”。他認為，文學藝術創作是一種面向現實的姿態和表達，是對特定社會歷史境域的“反應”。傳統的“反映論”是認識論的范疇，而詹姆遜的“反應論”則是實踐論的范疇。文學文本與歷史就是在這種實踐論層面的“反應”活動中產生了“客觀的生活聯系”。文學創作是對特定社會歷史境域的“反應”，那么在文學文本中就必然有它對之作出反應的那種社會歷史境域的影子，無論這個影子被扭曲到何種程度。這個內在于文本中的歷史的影子被詹姆遜成為“潛文本”。
詹姆遜說，“文學或審美行為總是擁有與現實的能動關系；然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它不能簡單地允許‘現實’惰性地保存自身的存在，在文本之外或與文本保持一定的距離。相反，它必須把現實拉入自身的結構中……”文學“為了對現實作出反應……它必須把現實納入文本之中……作為它們自己的‘內在固有的’潛文本”。這個潛文本之于文本的關系，猶如弗洛伊德所說的人的潛意識之于夢的關系一樣，是一種既外在又內在的關系。說外在是因為，文學文本與夢一樣，是被某種“缺場的原因”決定了的——對于文學文本來說是社會歷史；對于夢來說，則是個人幼年的創傷(生活史)；說內在是因為，不論是社會歷史還是個體的生活史，都只能通過對文本(夢之于精神分析者來說也是文本)的解讀才能得到把握。因此，詹姆遜這樣說道，“我們在這里所稱潛文本的整個悖論或許可作如下概括：文學作品或文化客體盡管第一次出那種環境，但它同時又是對那種環境的反動。它表達自身的處境，將其文本化，因而促成了這種幻覺并使其永久化：即，這種環境本身并非先于文本而存在，存在的不過是文本，在文本本身已海市蜃樓的形式生成現實之前從來就沒有外在于或共存于文本的現實。”這種幻覺在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者那里被主題化，于是產生了一切皆是文本，“文之外，無物存在”的錯誤觀念。
歷史語境作為文本的潛文本如何被把握呢?詹姆遜提出了“強力重寫”(strong rewriting)的批評理念。他認為，歷史語境作為潛文本必須依賴批評本身的能動作用，即通過批評實踐，這個潛文本才能得到敞開。他說，“對這里提倡的這種闡釋的比較令人滿意的解釋是，它是對文學文本的重寫，從而使文本本身看似先在的歷史或意識形態的潛文本的重寫
或重構。總之不言而喻的是，那個‘潛文本’并不是直接作為潛文本而呈現的，并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外部現實，甚至不是歷史手稿的傳統敘事，它本身必須總是根據事實而得到(重新)建構。”馬克思主義批評任務就是通過重寫文本來重構那個不可直接通達、卻潛存于文學文本中的那個社會歷史現實，而后再根據這個現實重新理解文本的意義。詹姆遜說：“我們或許確實需要把一個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分析的原則表述如下：潛文本必須被如此解釋或重建，以致構成的不僅僅是一個場景或背景，不僅僅是一個惰性的文本，而且是一個被賦予結構的、確定的狀態，只有這樣，文本才能被理解為對這一狀態(無論什么樣的類型)的積極響應。那么，文本的意義……將會成為一個姿態的意義，這種意義是我們從文本予以回應的語境中重新獲得的。” 詹姆遜的“潛文本”的概念是在當代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最為重要的成果之一。它有效地解決了歷史本身的不可還原性與它的最終的決定性之間的矛盾，維護了“歷史”這一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核心概念的有效性。毫無疑問，面對那些質疑并試圖消解文本一歷史／語境二項對立的理論聲音，詹姆遜以其卓越的思辨和精審的論證作出了有力的回應，在眾聲喧嘩的后現代理論環境中維護了馬克思主義批評的合法性。難能可貴的是，他以此為契機對馬克思主義批評本身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反思和修正，他所確立的一系列概念：反應、潛文本、強力重寫等等對我們在新的歷史和理論環境中反思和建構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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