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做出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諾。為了實現這一承諾，促進和企業的合作，本文通過加入了公平互惠的委托代理拓展模型，設計出一套激勵機制。這套激勵機制試圖探討帕累托最優的實現條件，解決公平與效率的問題，并從無限博弈中論證激勵機制的長期有效性。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結束后，中國對外做出了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諾。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過高的化石能源主要為煤、石油和天然氣，其中，熱值：煤<石油<天然氣，碳元素含量：煤>石油>天然氣，所以在獲取同等能量所釋放的二氧化碳的化石能源中，煤是最高的。2010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511%，最主要的原因是煤炭消耗過高，占全球的4819%①，因此中國減少碳排放要從煤著手。同時，煤中還含有硫元素，其燃燒會伴隨著二氧化硫的排放，形成酸雨，嚴重污染環境。
目前，國外降低碳排放所推行的舉措并不完全適合中國實際。2011年4月，歐盟委員會宣布計劃未來對機動車和取暖用燃料征收針對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效的稅款。但我國能源消耗結構特殊，其中清潔能源占比非常低，煤炭消耗總量居高不下。用電熱當量計算，從2001年到2010年，我國的煤炭消耗占比一直維持在715%以上；而用發電煤耗計算，從2001年到2010年，我國的煤炭消耗占比一直維持在68%以上②。如果對煤炭這種化石燃料收取能源稅，勢必會引起煤價的上漲。根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1》計算，2006—2010年，中國的煤炭消耗中分別有4656%、4786%、4815%、4867%、4950%用于發電，因而電廠對煤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很明顯，煤炭的價格上漲會拉動電價的上漲，而電價的上漲會構成絕大多數產品成本的增加，引起全面的物價上漲。實際上，強依賴型能源與普通能源的不同之處就在于此，能源稅只能提高強依賴型能源的絕對價格，而相對價格幾乎不變。即，在短期，會導致成本推動的螺旋式通貨膨脹；而在長期，包括強依賴型能源在內的所有物品的價格幾乎沒有發生結構上的相對變化，進而不會改變碳排放的局面。
由此，本文綜合多方面因素，設計了一套基于委托代理理論的激勵機制，試圖通過的稅收平臺（建議直接通過）\[1\](p53-64)，采取比較平和的正向引導方式促進和企業的低碳合作。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為特征的多目標經濟發展方式。本文認為低碳經濟還應涵蓋能源安全值控制這一目標，即低碳經濟主要包括三大目標：（1）安全性，體現為對生態環境的友好、安全。對不同的能源可賦予不同的能源安全值，目前核能的能源安全值要低于水電、風能等。（2）低碳性，凸顯重視碳排放及其引起的溫室效應，可通過碳足跡來計算標準二氧化碳排放量。（3）經濟性，狹義上指提高能源利用率；而廣義上體現為能夠實現經濟、生態環境及社會效益等多贏的新型發展方式。多目標的常規理論解釋模型往往是多任務委托代理，但是多任務委托代理目前主要還停留在理論階段（尤其是三個任務以上的委托代理），其實際運用價值大打折扣。所以本文在激勵機制中加入指標設計這一環節，用指標設計將多目標轉化為單目標，通過“指標設計+單任務委托代理”的方式，增強激勵機制的實際可操作性。
據此，可以以減稅為切入點，將激勵機制嫁接到稅收平臺上，而調控目標的實現則通過指標設計完成。企業每年上交申請，申請中包含企業在低碳經濟方面的信息以及企業的財務報表、評級證書等。對企業的申請進行審查并得到有用信息，而對于企業難以提交的信息（比如企業的絕對風險規避度等），可以根據貝葉斯方法③獲得。最后，運用層次分析法決定是否與企業合作\[2\](p136-139)。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王貴東：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研究——基于委托代理拓展模型二、文獻綜述
委托代理模型是建立在信息經濟學基礎上的一套激勵機制，通常用來解釋股東和經理人之間的關系\[3\](p477-513)。從1932年berle和means首先提出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開始，委托代理理論不斷得到補充和更新。其中，hurwicz最先確立了機制設計理論的規范框架\
[4\](p1-30)。隨后myerson設計了最優合同理論機制，并廣泛應用于交易機制、規制方案、表決程序等方面\[5\](p225-229)。fama構建了聲譽模型，得出經理人過去的經營業績決定其市場價值的結論\[6\](p1 027-1 054)。weitzman用棘輪效應研究了蘇聯式計劃經濟，提出代理人過去的經營業績將會決定委托人標準的制定\[7\](p302-308)。radner則用重復博弈證明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可以保持長期的關系\[8\](p1127-1148)。而holmstrom和milgrom構建了參數化模型，主要研究了代理人多項工作、資產所有權、雇傭制度優勢、官員約束性、專業化分工等方面\[9\](p303-328 )\[10\](p24-52)。日本經濟學家itoh證明，如果代理人幫助同伴努力和自己努力的成本函數是獨立的，但在工作上是互補的，那么用激勵機制可以達到最優的“團隊工作”\[11\] (p611-636)。當然，在標準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外生的，而張維迎將委托權內生化，研究了委托權應該如何在不同成員之間分配的問題\[12\](p307-316)。stiglitz則從信息的角度，研究了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及去向問題\[13\](p74-93)。在人事管理經濟學方面，lazear研究了計件工資與計時工資、錦標賽以及高管的激勵問題\[14\](p611-639)。在軟件代理方面，raia和kim提出了委托人可以運用“認知地圖”去約束精明的軟件代理人\[15\](p174-192)。而在社會進化論方面，通過委托代理模型，arifovic和karaivanov還論證了社會學習要優于自我學習\[16\](p1 967-1 992)。本文在前人對委托代理研究的基礎上，將其應用于低碳經濟研究中。其中，充當委托人角色，企業充當代理人角色，并根據計算出的最終定量指標(fqi)④，最后將委托代理激勵機制運用于稅收平臺。整套激勵機制的結構如圖1所示。激勵機制結構圖三、模型
由于激勵機制的設計要早于企業行為，所以企業比擁有更多的事后信息，尤其是在低碳經濟方面的努力，可視為代理人的私人信息。因為無法觀察到企業的努力大小，只能通過某些可獲得性向量指標（如空氣污染指數、碳足跡、能源利用率等）來猜測企業低碳經濟方面的努力。如果把所有的可獲得性指標代入設定好的程序，將計算出fqi，而便可以通過fqi達到間接激勵企業的效果。當然，指標設計既可以突出調控的方向性，又可以巧妙地把多任務委托代理轉換為單任務委托代理。由于本文只探討委托代理拓展模型在低碳經濟中的運用，所以對可獲得性指標的設計不做展開。本文的模型是在holmstrom和milgrom的基礎上\[9\](p303-328 )，加入了公平互惠的拓展模型。
的效用為v，絕對風險規避度為常量ρp，滿足ρp=-v″/v′；企業的效用為u，絕對風險規避為常量ρa，滿足ρa=-u″/u′。m(m)表示的成本函數，其中m為的努力投入，滿足m≥0，m(0)=0,m′＞0,m″＞0；b(a,m)表示的期望收入，滿足ba>0,a≥0，其中a表示企業的低碳經濟努力⑤;雖然無法觀測企業的低碳經濟努力a，但是a的近似值可以從最終定量指標π中獲得，假設滿足π=ka+ε，其中k為努力的邊際指標或努力的邊際改善（mie），ε服從正態分布，eε=0，dε=σ2。c(a)表示企業低碳經濟努力的成本，滿足c′>0,c″>0；企業得到的減稅總額為s(π)， 滿足s(π)=β0+βπ，其中激勵為β，滿足β∈\[0,1\]；企業的保留報酬為w；企業的實際收入為：w=s(π)-c(a)；企業的效用函數為：u=-e-ρaw（由ρa=-u″/u′得二次微分方程u″+ρau′=0，由此解得u=-e-ρaw+c1+c2，其中c1，c2為常數，根據效用函數的序數性質，c1和c2可以同時取零），但效用函數不利于技術上的處理，因此用確定性等價收入代替，轉化如下：
為了便于得出以下4個結論，給予抽象函數m(m)， b(a,m)， c(a)一定的表達式，不妨令m(m)=12dm2,b(a,m)=eπ=ka,c(a)=12ba2。其中，d為監督的努力阻力系數，d>0；k仍然為努力的邊際指標或努力的邊際改善（mie）；b為企業在從事低碳經濟方面的努力阻力系數（eer），b>0。很明顯，m′=dm>0,m″=d>0；b′=k>0；c′=ab>0,c″=b>0，因而滿足理論模型的假定。再記es為減稅總額s(π)的期望，所以
結論1當企業為風險中性時，完全沒有必要監督；企業在低碳方面的eer越大，越傾向于不監督；企業努力的邊際改善k越大，越需要的監督；監督的eer越大，其監督的積極性越低。
證明如果企業的低碳經濟努力a可觀測，ε就會由一個隨機變量退變為一個確定的值，即σ2=0（根據π=ka+ε），代入（5）式得β=1。令a為可觀測量時的確定性等價收入為pce，企業的確定性等價收入為ace。
意味著低碳經濟努力a為可觀測量時是有效率的，帕累托最優。但a為可觀測量是非常不切實際的（面對現實中的經濟現象，我們知道外在的隨機過程會產生不規則運動；而在非線性混沌決定論中，非線性的低維決定論系統也會產生振幅貌似無規律,但周期結構復雜的動力學行為\[17\](p261-266)\[18\](p237-483)；這兩方面都為a的難以觀測性提供了解釋），所以的目標為降低pce-pce的值，而其中的一個有效的途徑就是減少dε（即改變σ2值）。σ2和m之間存在某種聯系,其中m可以理解為監督動力（或的控制欲望），現實中，若不確定性σ2增大，表示更加難以控制，必然導致監督動力m的一定程度喪失;而σ2的減小意味著，更容易觀察控制企業，監督動力m的控制欲大大增強，因而兩者是負向關系。確定了σ2和m的負向關系，本文考慮了m(σ)=eσ+f， m(σ)=gσ， m(σ)=hσ三種形式的減函數（其中， e<0, f>0, g>0, 0
由（11）式可得：當企業為風險中性時（即ρa=0），完全沒有必要監督；企業在低碳方面的eer越大，越不需要監督；企業努力的邊際指標k越大，越需要監督；而監督的eer越大，其積極性也就越低。
結論2如果企業為風險中性，則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而企業的相對風險規避度越大，效率的損失越大。
證明在得出結論2前，需要做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個人或企業的財富越多，越不害怕風險，即ρ越小。其實這個假設很容易理解，在對風險的態度方面，掌握財富較多的人或企業，往往更傾向于風險投資，而風險又會反過來增加其財富的積累；而在風險處理方面，掌握財富較多的人或企業更善于運用風險組合\[19\](p77-91)\[20\](p91-124)來消除一定的風險。令企業為風險中性時（即ρa=0，β=1），的確定性等價收入為pce，企業的確定性等價收入為ace。
根據（12）式得，企業的財富越多，意味著越趨向于風險中性，從而更接近于帕累托最優。所以，更傾向于和大型企業進行低碳經濟的合作。
結論3企業的期望減稅總額es構成包括努力成本12ba2，風險成本12ρaβ2σ2和機會成本w，并且es是激勵β的增函數。
在（8）式右邊第一項為企業的努力成本，第二項為企業的風險成本，第三項為企業的機會成本。這說明企業的期望減稅總額，不僅僅要按勞（量）分配，還要追加風險補貼和機會成本補貼。同時由（13）式可知期望減稅總額es是激勵β的增函數。
結論4在“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的策略下，可以在低碳經濟中實現公平和效率的雙贏 ，同時無限重復博弈中的不斷合作保證了激勵機制的長期有效性。
1首先假設“額外”支付給企業一個固定的減稅額βex（比如，低碳專項免息或低息貸款可以等價換算為額外固定減稅額）， 企業對固定的減稅額βex選擇一個反應βex-wex(βex)作為回報（0≤(βex-wex(βex))βex≤1， 其中wex(βex)為企業額外獲得的確定性等價收入， (βex-wex(βex))βex為企業的慷慨率），因而得到
wex｜wex≤ρ2abσ4k2\[1-(wexβex)2\]2\[k2+(ρp+ρa)bσ2\]2,wex<βex的情況，在無限重復博弈中，如果企業的選擇一直是合作（額外努力）作為回報，則企業額外獲得的確定性等價收入為wex1-δ; 如果企業在第t次中選擇了非合作（沒有額外努力）， 則企業額外獲得的確定性等價收入為wex1-δ′1-δ+δ′βex(wex)。 由以上兩式推得： 當δ≥1-wexβex(wex)時， 企業的最優選擇為一直合作； 當δ<1-wexβex(wex)時， 企業的最優選擇為非合作,且一開始就選擇非合作。 這為選擇是否額外支付給企業一個固定的減稅額βex， 提供了理論依據。樣，企業也可以額外付出努力aex（aex足夠大，以至于不會把π=ka+ε中多出δπ認為是屬于ε的隨機性導致，結合“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出現”的置信度，一般為5%）,因而給企業一個βex(aex)（滿足dβex(aex)daex≥0， 當然完全理性下βex(aex)=0）作為回報。進而得到:
仔細觀察會發現其實βex， wex， aex三者互為正向函數關系，當然這里結果與上節差別不大，所以不做討論。
1設計激勵機制時，直接跳過地方，將中央和企業兩方用委托代理捆綁起來。因為 “貨幣”從源頭（中央）到終點（企
2當與越來越多的企業建立委托代理合同時，將把fqi中的非系統風險成分逐漸分散掉，只留下系統風險\[21\](p77-91)\[22\](p91-124)。如果把所有參與委托代理中的企業看作為一個總企業，可以近似地認為是一個其努力水平可觀測性較高的總企業，從而存在一定的帕累托改進。另外，政策又是決定系統風險的一個重要變量，因而可以降低的風險成本，并大體確定未來用于低碳經濟的減稅總額。
3選擇稅收平臺是基于以下兩方面考慮：第一，激勵機制的實現需要一個穩定的平臺，這個銜接和企業的平臺應滿足交易頻率和交易量足夠大的條件，才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原有平臺的網絡外部性，同時還能相對抵消一部分原有平臺的一些邊際成本。第二，我國每年的稅收總額占gdp是逐年遞增的，這從資金上也給予稅收平臺支持。
4在低碳經濟的委托代理拓展模型中，一般是長期存在的，即委托人是固定的，因而在長期中有利于委托代理關系的維持，有利于保持企業的高貼現因子的預期。這也意味著一個重要前提：必須是守信用的。由結論4得出，一旦無信，企業的貼現因子馬上會降為零，委托代理關系立即瓦解。
5在設計中以委托人身份出現，不參與實際的運行。這是因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企業更有效率，而的委托人身份正是兩權分離的體現。
6最終得到的是定量指標，而非定性指標或等級指標，剔除了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非性競爭。極端地講，如果只存在兩級，雖然操作起來比較方便，但必然會導致高級的形成局內人效應，通過非性尋租活動排擠局外人（低級）；而局外人又往往會通過賄賂等各種非性活動尋求局內人地位；而由于只根據不同分級總體簇的表現進行減稅，所以無論是高級還是低級的內部都會出現“搭便車”效應。
7由結論2可以推知傾向于和大型企業合作，而大型企業的碳排放量占總碳排放的比重很大，能夠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8激勵機制的目標明確。審查企業的申請，并通過專家小組從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如企業的絕對風險規避度、mie、eer等。可以通過設計不同的指標系統來強調不同的目標。但是，指標系統不宜經常變更，否則將會造成無信用。建議指標系統五年一小調，與五年計劃同步。
9根據herzberg的激勵保健理論（motivatorhygiene theory）⑥，在結論4中，的額外固定減稅額在長期必須具有不確定性，否則將會退化為保健因素，不利于互惠的形成。參考文獻：
［１］ 范子英,張軍.財政分權、轉移支付與國內市場整合\[j\].經濟研究,2010,(3).
\[2\] 彭國甫,李樹丞,盛明科.應用層次分析法確定績效評估指標權重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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