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騙（deception）或說謊（lying）是人際溝通中的常見現象，日常生活中，人們為了維持自身形象與身份、贏得他人支持或贊同而說謊；出于對他人情感的顧慮而說謊；為了自身的心理健康而自我欺騙。〔1〕研究發現日常生活中人們在14%的郵件、27%的面對面交流以及37%的電話交流中使用欺騙；每天平均撒謊2次。〔2〕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謊言，人們從未識破，甚至從不嘗試去識別。但在司法犯罪、公共安全執法、政治與商業活動等領域，及時識別欺騙卻至關重要。當前，心理學等領域對說謊與欺騙行為的研究已經從基礎理論研究逐漸過渡到實踐應用層面，如何在一些高風險領域成功識別欺騙、識破偽裝，哪些面部表情、身體語言等外顯行為上的指標可以被用來作為有效的欺騙“線索”成為應用研究者的關注焦點。
在說謊與欺騙行為研究中，欺騙與說謊往往通用。隨著對欺騙行為研究的深入，人們對欺騙的定義與內涵也有不同的理解。研究者或從結果導向來定義欺騙，如mitchell將其定義為“一種傾向有利于溝通者的虛假溝通”〔3〕；或從動機導向來定義欺騙，如krauss的定義強調欺騙是一種故意的有意識行為（intentional act）則更為合理，即欺騙是“一種企圖在另一個人身上建立欺騙者認為是錯誤的信任或理解的行為”〔4〕。的定義則較好地融合了欺騙行為的動機、手段及目的等成分，即欺騙是“在明知真相的情況下故意對事實進行隱瞞、歪曲或憑空編造虛假信息以誤導他人的行為”，〔5〕這一定義得到多數研究者的認同。
依據對欺騙內涵的不同理解，研究者也區分出不同的欺騙或謊言。如卡普曼早期曾從精神病學研究的角度將謊言按不同動機粗略劃分出以下類型：善意和有意謊言、歇斯底里的謊言、防衛性謊言、補償性謊言、惡意謊言、閑話、暗示性謊言、“愛情陶醉”式謊言、病態謊言等。福特將謊言分為無惡意謊言、幽默式謊言、利他謊言、防衛性謊言、攻擊性謊言、病態謊言、幻想性謊語癖等。〔6〕depaulo等將謊言分為直接的謊言(outright lies)、夸張 (exaggerations)和隱蔽的謊言(subtle lies)。〔7〕直接的謊言即偽造的、歪曲事實的，與撒謊者所知真相完全不同的謊言。如犯罪嫌疑人否認自己與有牽連等。夸張的謊言是指事實被扭曲的欺騙。隱蔽的謊言是指用字面上的事實來誤導他人，實際上是“避重就輕”。相對于前兩類欺騙，隱蔽的謊言更容易成功，因為它不需要無中生有地編造事實或夸張地添油加醋，因而很難偵測；即便事后被發現，也很容易以無心之失來搪塞，不容易因為偽造的事實而承受欺騙的嚴重后果。
vrij從欺騙動機與目的角度，提出可以從三個維度來評判欺騙和對其進行分類〔8〕：（1）欺騙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還是為了他人。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欺騙屬于自我導向（self-oriented）的欺騙，說謊者基于獲得某種利益、避免利益受損或受到懲罰的目的而欺騙；而“利他的”、 他人導向（other-oriented）的欺騙，則是為他人的利益獲得或使他人避免損失及懲罰，或為使他人免受心理傷害而撒謊。所謂“善意的謊言”（white lies）多屬于這類欺騙。（2）欺騙是為了獲得利益還是避免損失或懲罰。如在商業領域，欺騙對手或潛在客戶可能是為了獲取更多利益。而犯罪嫌疑人為了開脫罪責或逃避法律懲治，在審訊中隱瞞犯罪事實，或試圖欺騙機場安檢，將危險物品或武器攜帶上飛機制造劫炸機事件，這些是最常見的自我導向的避免損失或懲罰型的欺騙。（3）欺騙是基于物質原因還是心理原因。為了給他人留下好印象或保護自己免于尷尬或被拒絕屬于自我導向的欺騙，也是基于心理原因而非物質原因的欺騙。在社會交往中，為了他人的面子或為了營造更好的交往氛圍、維持社會關系，朋友、戀人、家庭成員或同事之間也時常會進行欺騙，vrij稱之為“社會謊言”，它既是利他的，也可能對欺騙者自己產生有利的結果。
要的欺騙到公共安全領域的欺騙，謊言被識破的后果有天壤之別，而一旦欺騙成功，其為撒謊者帶來的“收益”也迥然不同。據此，有學者將欺騙區分出低風險欺騙（low-stake lies）和高風險欺騙（high-stake lies）。〔9〕相對于低風險欺騙，高風險或高賭注欺騙中欺騙成功所帶來的正向收益和欺騙被識破帶來的負向損失或后果都非常大。高風險欺騙相對于日常社會交往中的低風險欺騙，會導致欺騙者體驗到更多的罪疚感；且因為對被識破后嚴重后果的擔心，欺騙者可能體驗到更多的恐懼；其編造謊言所付出的認知努力也更大，試圖對其言語或非言語行為進行控制以掩蓋不良動機也更加明顯。〔10〕
二、 欺騙識別的線年代中期，德國心理學家翁多伊齊就提出著名的翁多伊齊假設（undeutsch hypothesis），即“對真實經歷的描述具有與源自想象的陳述不同的特征”，成為從行為及生理層面區分真實陳述與欺騙性陳述的公認理論基礎。〔11〕欺騙行為所伴隨的不同于誠實行為的行為、生理或言語特征即欺騙線索（cues or clues of deception）或欺騙指標（signs），對這些線索的識別或偵測即欺騙識別（deception detection）。從內容來看，欺騙線索既包括生理反應指標，也包括行為指標（被分析對象的動作、面部表情、眼神、音高及話語速度、表達流暢度等特征）及書面或口頭言語內容指標。與言語內容線索相對立，也可將生理線索和包括副言語線索（paraverbal cues）在內的行為指標籠統稱為非言語線索。在具體欺騙線索上，depaulo等對欺騙識別研究進行了元分析，列舉了158種可能存在的語言及非語言線〕 理指標的欺騙識別通常是借助于在標準化詢問情境中使用多導生理儀（polygraph）來記錄受測者的皮膚電反應、呼吸和血壓脈搏變化甚至聲壓變化、腦電波變化等來甄別真話與謊言。而基于語言內容的欺騙識別也往往需要借助復雜的標準化內容分析技術，費時費力。〔13〕在公共安全實踐中，限于人力資源、技術條件和時間、環境的制約，很難實施上述兩種分析程序。因此，下文著重討論直接借助人工觀察得知的外顯行為線索。
欺騙的行為線索大體可分為認知線索與情緒線索兩大類。zuckerman等提出影響欺騙時行為表現的四因素理論，即欺騙時的心理過程會表現出四類行為特征：泛化的喚醒（generalized arousal）、欺騙相應的情感、認知負荷及對外顯行為試圖控制。〔14〕隨著認知神經科學和社會認知研究的興起，強調認知過程的行為線索是當前欺騙識別研究的新趨勢。zuckerman的理論中，后兩類特征都強調認知線索的重要性。如欺騙者總是試圖控制其行為以防止謊言暴露，但這種試圖控制反而會揭示欺騙的線索，如顯得過分有準備、精心預演和不自然；欺騙者的行為也可能顯得過分夸張。此外，因為要隱藏、偏離或扭曲真相或者編造看似合理的謊言，欺騙者需要付出額外的認知負荷，因此在言語上會有更長的潛伏期，言語錯亂增多，缺乏內容，使用的詞匯和音調更加單調，說話時間更短及出現更多停頓、重復等。在行為上也會表現出瞳孔擴張、更少的手勢說明等。
認知線索還與提取記憶有關，虛構的情境和確實體驗過的事實的記憶保存不同（翁多伊齊假設），對虛構情境的描述顯得更加矛盾、更少細節、邏輯結構混亂、缺乏合理性、具有更多負面陳述、與情境的聯系更少并較少涉及到自我和其他參照。〔15〕
情緒線索是欺騙識別研究的長期主題，成果也最為豐富。依據zuckerman的四因素論，說謊者在情緒方面還可能伴隨有罪疚及焦慮等負性情緒，因此會刻意與欺騙性溝通保持距離，或傾向于選擇逃避性或間接的方式進行溝通，從而更少進行眼神接觸。還可能會體驗到更強烈的未分化的喚醒，表現為瞳孔擴張、眨眼增加、更多的言語錯亂以及音調升高等。〔16〕
達爾文最早提出情緒會通過面部“表情”及音調表達出來，因而可用來辨別情緒狀態。izard、ekman等繼承了達爾文的觀點，他們均認為一些所謂的“基本情緒”（如喜、怒、哀、懼、輕蔑、吃驚等）在面部表情、音調上的表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17〕；與諸如懷疑、尷尬等復雜表情主要通過社會學習習得并具有文化特異性不同，基本情緒及其表情更像是被“固化”在遺傳基因中并與特定的生理反應密切聯系，情緒的原型特性越明顯，其與生理反應之間的聯
系就更密切。其神經生理基礎是人類的面部表情受兩條神經通路的控制：椎體運動系統控制隨意面部動作，對應皮質運動神經帶；而錐體外運動系統則更多控制非隨意情緒性面部動作，對應著皮質下區域。因此，即便欺騙者有意隱藏恐懼、哀傷、憤怒等情緒，非隨意的真實情緒線索仍然會經由表情泄露出來，盡管這些表情線索的持續時間非常短暫。ekman等將其稱為“微表情”（microexpression），并認為它僅持續1/25秒至1/5秒；同時還區分出另一類強度非常低的“隱表情”（subtle expression）〔18〕，并先后開發了面部動作編碼系統（facs）以及基于facs開發的微表情（mett）和隱表情（sett）訓練工具，為表情和欺騙識別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提供了標準化工具。
不過，在面部表情識別上，理論界對ekman等人的研究成果和發現還存在一些爭議，而面部表情線索尤其是微表情識別技術已經在公共安全、司法犯罪甚至傳播、政治、商業、公共關系等領域得到一些應用，基于安全和倫理的考慮又局限了研究成果的深入交流。盡管存在一些問題，但面部表情作為情緒的主要載體，可用來作為欺騙識別的主要依據則是研究者的普遍共識。已有研究對快樂的面部表情研究較多，如ekman等發現快樂的笑（真實的笑）涉及到大顴肌控制的嘴角上翹和眼輪匝肌控制的眼部收縮，刻意模仿也無法隨意調動真實情緒所對應的肌肉運動，這一思想被ekman概括為抑制假設（inhibition hypothesis）。進一步研究提出了真笑的對稱性、連續性、持續時間和同時性等特征指標。porter等首次研究四種偽造基本情緒（喜、哀、懼、惡）的面部表情，發現情緒的非隨意泄露無處不在，這種泄露很少在整個面部表現出來，而只出現于上半臉或下半臉（如試圖偽裝悲傷時的傻笑）且通常不超過1秒；且偽裝負性情緒更不容易成功。〔19〕
除面部表情外，聲音也可以指示情緒狀態，研究發現至少恐懼和憤怒這兩種情緒在聲音表達和識別上具有跨文化一致性，其他基本表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此外，語音壓力（voice stress）是能夠加以可靠測量的區分欺騙者和誠實者的靈敏指標；在高壓力情境下，語音表達與面部表情一樣會有非隨意的泄露，表現為出現言語停頓、口吃、言語錯誤增多、音調上升、言語速度變化、潛伏期更長等特點。
在體勢語方面，vrij總結了一些欺騙識別的線索：視線（注視受欺騙者的面部）、異常的微笑（尷尬）、適應性反應（撓頭、摸手等）、說明性手勢（手或手臂運動）、手或手指運動（手臂不動）、腿和腳的運動、軀干運動、頭部運動、變換坐姿、眨眼等。〔20〕depaulo的綜述發現欺騙者更少使用說明性手勢（illustrator），懷有強烈動機的說謊者可能更容易意識到控制其身體語言以顯得可信的重要性，反而造成對隨意運動的過度控制。因此說謊者可能顯得比平常更加僵硬、手部與胳膊的運動減少；此外與高風險欺騙相聯系的認知復雜度可能導致自然溝通方式在身體語言方面的表現被忽略，從而減少了手勢的使用。與應用領域經常使用的法則有所不同的是，研究發現坐立不安、眼動方向與欺騙并沒有必要聯系。〔21〕
欺騙識別技術在公共安全領域的應用由來已久，但這種應用更多依賴于實踐經驗的積累，缺乏可靠的理論支持和實證研究，同時，這種實踐經驗往往帶有濃重的個人化色彩和缺乏系統化，因此往往不具有操作上的推廣性和可傳授性。自ekman等在欺騙識別領域的開創性工作之后，至少在上世紀80年代，西方一些開始在海關查毒緝私、邊境保衛、機場安保、犯罪司法以及反恐等公共安全或安全領域對欺騙識別的科學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性的應用開發和推廣。如包括以色列航空在內的以色列公共安全機構在1980年代就引入以ekman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的“行為偵測”（behavior detection）技術。以色列的行為偵測技術融合了欺騙識別的研究成果及犯罪調查中的訊問技術，著眼于偵測具有敵意動機（malevolent intent）、對公共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嫌疑旅客。美國在“9?11”事件后，新成立的統一司職交通領域安全保衛的聯邦交通安全局（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tsa）借鑒以色列的成功經驗和ekman的研究成果，在對執法中已有的類似行為評估技術進行改造的基礎上，開發出了“行為觀察旅客篩查技術”（screening passengers by observation technique, spot）。spo
t技術于2003年在個別美國樞紐機場進行測試，2006年在tsa直接監管的機場開始逐步推廣，目前已經正式應用于160余個大型機場。〔22〕此外，類似的行為偵測技術如今也在美國的海關緝私、邊境保衛、犯罪調查以及加拿大的航空安保、英國的捷運系統等領域得到推廣使用。 者已開始關注微表情識別理論及其應用〔23〕；此外，在國內航空安保業界，也有部分機場或航空企業開始引入以色列或美國的行為偵測技術用于安保人員培訓，但尚缺乏較為系統科學的理論研究基礎；同時，基于國內法律法規政策環境、社會文化特征和人群特征而開展的行為偵測技術開發及其訓練也仍是空白。當前，欺騙識別的心理學研究與情感計算（affective computing）等人工智能研究相結合逐漸成為熱點，研究者致力于實現人類情緒情感的機器識別，一些利用部分非言語指標偵測欺騙行為或動機的產品也已投入運營。但整合多通道/模式欺騙線索的非接觸、非侵入式自動化欺騙識別（automatic deception detection）系統，如美國的“未來特征篩查技術”（future attribute screening technology, fast），其技術尚不成熟，理論基礎也還有待進一步驗證。盡管可以預期，欺騙的機器識別將逐步成為現實，但正如ekman所指出的，“最精準的儀器，是受過良好訓練的觀察者”，自動化識別相對于人工識別，雖有其不可替代的效率優勢，但就欺騙識別本身依賴于復雜情境因素與互動過程而言，人工識別具有機器不可比擬的準確性和靈活性。因此，將人工識別與機器識別相結合，將是未來欺騙識別技術應用于公共安全領域的主流趨勢。
最后，不論是人工識別，還是機器識別，欺騙識別技術能夠“識別”且僅能識別人的內在心理活動的外部行為表現，所謂“人心難測”，穿透人心的情節畢竟只出現于科幻作品中。因此不能指望欺騙識別或類似的技術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誰是”的問題。從目前使用這一技術的普遍將行為偵測技術作為其公共安全保衛系統中的有效“一環”即可看出業界對這一技術的清晰定位。同時，與其他公共安全保衛措施一樣，欺騙識別技術的應用同樣要審慎處理安保效能與公民權益尤其是隱私權保障的矛盾、專業訓練與職業操守等問題，欺騙識別技術在公共安全領域的應用尤其要注意“識謊”測試世俗化甚至娛樂化所可能帶來的技術泄密和誤導公眾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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