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王毅（1983-），女，山東濟南人，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濟南，250100。
摘要：《易·坤》六二爻辭“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的句讀和意義歷來有不同的解釋。從語言的形式結構和押韻的角度分析，應該標點為“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大不習”的正確釋義是“很沒有必要重復占卜”。其中，“習”是“重復”之義，“大”是程度副詞，表示“非常地、很”。
《坤》卦六二爻辭“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的句讀和意義歷來存在分歧。《象傳》的解釋是：“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文言傳》的進一步闡釋：“‘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象傳》和《文言傳》都沒有提到“大”的意義，那么，注釋者當時見到的版本是否有“大”字？此爻辭應該如何斷句？真實的含義是什么？引發了諸多疑問，后世的理解也不一而同。
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遁來也。陰出地上，佐陽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事君，妻之事夫，義成者也。臣貴其直，義尚其方，地體其大，故曰“直方大”。士該九德，然后可以從王事；女躬四教，然后可以配君子。道成于我，而用之于彼。不妨以仕舉為政，不妨以嫁學為婦。故曰“不習，無不利”也。
二得其位，極地之質，故亦同地也。俱包三德，生物不邪，謂之直也。地體安靜，是其方也。無物不載，是其大也。既有三德極地之美，自然而生，不假修營，故云“不習，無不利”。
坤唯以乾之德為德，故因“直”以成“方”，圍“方”以成“大”，順天理之自然，而無所增加造設于其間，故曰“不習，無不利”。
劉大鈞先生、李尚信先生也贊同這樣斷句。《漢語大詞典》甚至把“直方大”為一個新詞收錄，并解釋為“平直、端方、正大。”然而，這種斷句無論從形式上還是意義上都存在問題。
從《坤》卦爻辭的語言結構形式上分析，初六“履霜”、六二“直方”、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六五“黃裳”，皆二字為句，形式整齊劃一。前人已經指出這種形式上的特點。惠棟《九經古義·周易上》云：“熊氏（熊朋來）《經說》云：鄭氏《古易》云《坤》爻辭‘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玄黃’協韻。”［1］以“霜、方、章、囊、裳”為韻腳，押陽部韻。故而，“‘方’當絕句，因為‘方’是韻腳。”［2］《易經》某一卦中的爻辭常常追求形式上的一致，以《乾》卦為例，九二“見龍在田”、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句式上基本一致；語音上也押韻，“田、淵、天”皆押真部韻。
此外，“大不習”、“無不利”皆三字為句，亦為韻文，“習、利”，緝質合韻。所以，從語言形式上看，當以“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標點為宜。
觀點一，“習”釋為“學習”。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周易》中《易之義》記載：“易曰：‘直方大不習吉’，子曰：生（性）文武也，雖強學，是弗能及之矣。”［3］朱熹云：“不待學習而無不利。”［4］劉大鈞先生認
觀點二，“習”釋為“作為”。王弼注：“居中得正，極于地質，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營而功自成，故‘不習’焉而‘無不利’。”“不假修營”就是“不作為”，孔穎達完全遵照王弼之說：“既有三德極地之美，自然而生，不假修營，故云‘不習無不利’。”［6］
觀點三，“習”釋為“因襲”。惠棟述：“乾為直，坤為方，故曰直方。陽動直，而大生焉，故曰大。習，重也，與襲通。”［7］
“習”的本義，據《說文·羽部》：“習，數飛也。”［10］文獻中作本義的情況很少，例如《禮記·月令》：“鷹乃學習。”［11］依《說文》所釋，“習”本義的義素分析式可以表示為：［重復］+［飛］。其中，［重復］是核心義素，［飛］是限定義素。在詞義的發展過程中，限定義素［飛］脫落或被替換，產生出以［重復］為核心義素的一組引申義：“重復”、“熟悉”、“習慣、習俗”。義素分析式可以表示為：
“習”的引申義鏈條是以［重復］作為核心義素，各引申義位的語義區別在于重復的程度不同。單純重復某種行為形成“復習，練習”義位；重復程度加深直至深入了解的程度；形成“熟悉”義位；重復的程度進一步加深，長期地重復而成為約定性的，形成“習慣、習俗”義位。
在以［重復］為核心義素的引申義鏈條上，沒有“學習”義位的位置。因為，“學習”之義并非由引申而來。“學習”義本來是由“學”來承擔的。“學”和“習”是意義相近但有差別的兩個詞。先秦文獻中常常體現這種差別，例如《論語·學而》：“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12］其中，“學”是由“無”到“有”的過程，而“習”是“舊有”程度的加深。“學”與“習”是相承接的兩種動作。
但是，“習”和“學”詞義相關，而且文獻中“習”常常與“學”同時出現。因此，受到“學”的影響“習”也產生了“學習”的義位。“習”作為“學習”之義單獨使用，大概產生在戰國以后。《禮記·學記》：“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孔穎達疏：“博習，謂廣博學習也。”［13］《呂氏春秋·聽言》：“蠭門始習于甘蠅。”高誘注：“習，學也。”［14］但是，“習”的“重復”義位早在甲骨卜辭中已經出現。例如：
“習”作“重復”之義在《易經》中還有一例，即“習坎”。兩個坎卦疊加而成，故稱“習坎”。“習”是“重復，疊加”之義。《彖》曰：“習坎，重險也”，就是重重危險。
從語義引申義鏈條分析，“習”之“學習”義位的產生晚于“重復”義位。“重復”義位至遲在殷周時期已經產生，而“學習”義位產生于戰國以后。所以，“學習”之說不成立。作為殷周時期作品的《易經》，其中的“習”當為“重復”義。此一證也。
“習”是卜筮術語，殷周時代有針對同一事進行連續占卜的制度，稱為“習卜”。雖然學界對“習卜”的操作程序和具體方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卜辭中的“習”是“重復”之義已達成共識。重復占卜的制度不僅僅指“龜卜”，也包括“筮卜”。傳世文獻中，無論卜還是筮，重復卜筮皆稱為“習”。
“重復卜筮”在《易經》中也有體現。《比》卦辭提到了“原筮”。“原”本義為水流源頭，引申指開始。《說文·灥部》：“厵，水泉本也。從灥出廠下。原，篆文從泉。”［15］“初”本義為裁衣之始，引申指開始。“原筮”指第一次占筮。《蒙》卦辭“初筮告，再三黷，黷則不告。”“初筮”也指第一次占筮。此卦還出現了“再筮”、“三筮”。
殷周時代存在重復卜筮的現象，可與《易經》一些記載相印證。因此，“習”為“重復”之義，此二證也。
《易經》最初是占筮之書，占筮是語境背景。《坤》卦之中，初六“履霜”為占辭，“堅冰至”為斷辭；六三“含章”為占辭，“可貞”為斷辭；六四“括囊”為占辭，“無咎無譽”為斷辭；六五“黃裳”為占辭，“元吉”為斷辭；上六“龍戰于野”為占辭，“其血玄黃”為斷辭。皆為先占辭，后斷辭，形式十分整齊。那么，六二“直方”當為占辭，“大不習，無不利”當為斷辭。在“斷辭”語境背景之下，“習”作為卜筮術語理解為“重復占卜”，于義更通。此三證也。
觀點一，認為“大”即“廣大”之義。這種釋義是承“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的句讀而來，認為“大”與“直”、“方”為三個字的并列結構。以前文所述，句讀錯誤，解釋為并列結構的“廣大”之義也就不能成立。
觀點二，認為“大”為衍文。元人熊朋來提出新說，認為“大”為衍文：“《象傳》、《文言》皆不釋‘大’，疑‘大’字衍。”聞一多、屈萬里從此說，認為“大”為衍文。從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情況看，都有“大”字。故此說不足為據。
“大”應該后屬。“大不習”中，“大”是程度副詞，表示程度深，用在“不習”之前，作狀語，可譯為“非常”、“很”。卜辭中早有這種用法，例如《合集23651》“乙巳卜，中貞：卜若茲不節，其大不若。”這種用法在傳世文獻中也很常見。例如：
從古至今，圍繞“大不習”的解釋眾說紛紜，又各有所據。作為《易經》本身所要表達的真實含義是唯一的。但是，后人受到時代和個人視野的影響，從多種詮釋視角做出偏離本義的理解，對本義產生誤讀。所謂“誤讀”是指對詞的無根據的理解。楊端志老師首先提出誤讀是產生新義的重要途徑，并指出，“被稱為誤讀的解釋中，對語言問題誤讀了，但解釋的結果出現了新的義理內容”［16］。上文提到的將“習”解釋為“學習”或“修營”，就是誤讀的結果。誤讀從語言學層面看是無理據的，但從詮釋學層面看，誤讀是產生新意義的重要途徑，也是“產生新語言要素的一種方式。”［17］
經過后世不斷地詮釋，《易經》逐漸偏離了占筮的原始功能，產生出新的意義，《易經》也轉變成為哲理之書。對“大不習”的幾種解釋，體現出不同的詮釋方向。
觀點一，“習”解釋為“學習”。如前所述，“習”的“學習”義位是與“學”相因而生義，是由誤讀而產生的新義位。在《坤》卦中，“不習”理解為“不學習”原因在于語境發生了轉變，由占筮語境轉入到儒家哲學語境。“習”在占筮語義場中作“重復”義，一旦脫離了占筮語義場轉入儒家哲學語義場，語義必然受到新語義場的影響而發生變化。故而，“習”由卜筮術語轉變為儒家哲學領域的一個概念，即“后天學習”。人的德行培養可以依靠后天的修習，君子的天性純良，則不需要后天的學習，這明顯是儒家哲學的觀點。經過孔子等儒家學者的闡釋，把《易經》由最初的占筮之書改造成為闡發儒家思想的儒學經典。
觀點二，“習”解釋為“修營”。“不習”就是“不作為”。王弼的解釋并非由詞義層面的誤讀造成的，而是
承襲《易傳》所營造的人事語境，對《易傳》解釋的進一步誤讀而來。《易傳》完成了由占筮語境向人事語境的轉變。王弼承襲《易傳》，選擇《易傳》中可以與玄學思想相容的部分入手，《象傳》曰“動而直方，任其質也”，正符合王弼玄學思想中“萬物以自然為性”、“以無為本”的認識。故而，王弼以此為切入點融入時代思潮和個人體驗，生發出“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營而功自成”的新義理。“習”也就產生出“修營”、“作為”的意義，并逐漸凝固成“習”的一個義位。
誤讀是新義產生的一種途徑，但是并非所有的誤讀都是“合理”的，有些誤讀是無論從語義學層面還是詮釋學層面都是錯誤的。
廖名春先生認為“習”是“摺”的假借字，義為“折”，可訓為“敗”。但是所引書證《史記·范睢蔡澤列傳》、《漢書·揚雄傳》、《后漢書·郭太傳》皆為漢代的文獻。再者，帛書《二三子》和《衷》篇以為“不習”就是“不可撓”、“剛而不折”，這些都是戰國至漢初流行的見解。以“不習”為“不可折”帶有明顯的時代思潮，不是經文本義。帛書《二三子》和《衷》實際是通過有意的誤讀來闡述新義理，而廖名春先生強說假借，以附和其說，實為不妥。
至于認為“指龍不進行飛行的學習和練習，即不飛之貌”的觀點，從字形上看，作者提出“習（習）甲骨文從羽從日，指禽鳥于白日學飛。”采用郭沫若之說，強說會意，實不可取。從語義結構上看，“龍”是《乾》卦的核心形象，象征“天”、“健”，《坤》卦前五爻爻辭都沒有聯系到“龍”，而只出現在上六爻辭中。上六處陰之極，由陰轉陽，“龍”象征至陽，出現在上六爻辭中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但是在六二爻辭中補充出“龍”作為主語，非常突兀。因此，這種解釋也是不可取的。
綜合以上的分析，《坤》六二爻辭正確的標點應該是：“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其中，“直方”是占辭，“大不習，無不利”是斷辭。譯為：“直行和橫行交錯，非常沒必要重復占卜，沒有什么不利的。”此爻是說，大地的法則是直行和橫行相互交錯，只需順其自然。無論遇到什么情況，都沒有必要重復占卜，都會一切順利。儒家和玄學家則通過有意的誤讀，闡發了各自的哲學思想。“習”也因此產生了“學習”、“作為”的新義位。
［1］惠棟：《九經古義》，《叢書集成初編》第0254冊，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頁。
［2］［16］［17］楊端志：《“誤讀”與新義——經學文本詮釋芻議》，《周易研究》2010年第5期。
［3］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頁。
［5］劉大鈞：《〈周易〉經傳白線］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頁。
［11］［13］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370、1522頁。
［12］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4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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