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學術論文的注釋，《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范》提出了明確要求，認為“注釋主要用于對文章篇名、作者及文內某一特定內容作必要的解釋或說明”.“必要”是其關鍵。但這只是著眼于內容方面的要求，屬于注釋什么的問題；還應該著眼于技術層面的要求，探討如何注釋的問題。回答如何注釋的關鍵是“適度”.只有將“必要性”與“適度性”有機結合的注釋，才是高質量的注釋。
由于對學術論文注釋的必要性與適度性，缺乏明確的認識，存在一些困惑，所以導致許多擇注不當、釋注不妥的錯誤。
一、注釋的“必要性”辨析。
《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解釋，“必要”是“不可缺少；非這樣不行”的意思。“必要性”回答了為什么要注釋的問題。凡能掃除讀者閱讀障礙的注釋，凡能提高學術信度或深度的注釋，才是必要的注釋。實現“必要性”的方法是在注釋中釋疑與說明，舉證與申說。
僅以概念注釋為例，概念是思維的細胞，讀者只有明確了概念，才能在閱讀思維中形成判斷和推理。例如何新的《典型理論的幾點探討》中說：“為了避免陷入語義分歧的迷叢，從而引致培根所謂‘市場式’的辯論。”
注釋對“市場式”辯論作注：“英國近代著名哲學家培根認為，由于語義不明確以致誤用而引起的爭論，是‘市場’上討價還價式爭論。”這一注釋說明了“市場式”辯論概念的來源并對其內涵作出解釋。這是釋疑性注釋。
概念注釋應遵從必要性原則，慎選被注項。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擇疑而注，選擇那些讀者感到陌生的、會產生疑問的概念作注；二是排斥常識，即對大家熟知的常識性概念不宜作注。當然，概念在科研中有著動態發展的過程，某些概念剛進入科研領域時，人們會感到陌生，有注釋的必要；可是經過一段時間，這些概念被廣泛運用，被學界熟知，變為常識，就不必再注釋了。
熊十力談及讀書之要：“每讀一次，于所未詳，必謹缺疑，而無放失。缺疑者，其疑問常在心頭，故乃觸處求解。若所不知，即便放失，則終其身為盲人矣。”
那么，為學術論文作注時，也要為讀者作些考慮，精思而善疑。針對讀者“于所未詳，必謹缺疑”之處作注“而無放失”.
淵博睿智的錢鐘書非常重視學術論文的注釋。僅以他的《七綴集》為例，該書7篇論文，每篇都有注釋。
該書在編排體例上用“注”,將現在的注釋與參考文獻放在一起。如果除開其中的參考文獻，注釋的數量是：《中國詩與中國畫》12條，《讀<拉奧孔>》16條，《通感》7條，《林紓的翻譯》55條，《詩可以怨》12條，《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27條，《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寓言、一篇小說》5條。讀了這些注釋，不得不由衷驚嘆錢先生傾注的大量心血。這些注釋既能針對讀者解惑益智，又能輔佐正文，彰顯學術。
然而，有些學者選擇注釋項時比較隨意，往往不明上述要求。如《社會轉型時期“二代犯罪”現象的法律解讀》（《河南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引言中說：“近年，全國各地發生了一系列備受矚目的‘二代犯罪’事件。”作者對此作注：“諸多同類事件，在網絡媒體中多有報道，不勝枚舉。”注釋沒有針對被注項提供新的信息，完全是句空話、廢話。這就違背了“必要性”原則，犯了無疑而注的錯誤。
再如《兵團哈薩克族牧民定居問題分析》（《伊犁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正文在論述新疆建設兵團哈薩克族牧民定居后出現的問題時，說存在經濟方面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于是作者對“多米諾骨牌效應”這一常識性概念加以注釋，其實大可不必。
又如該期刊同期的《經濟與社會視角下的新疆高校貧困生分布狀況探析》一文對“北疆”“南疆”“東疆”“新疆建設兵團”也分別作注。對這些一般人都能知曉的名詞作注，確實多此一舉。這樣作注不僅不能提升論文的學術水準，反而降低了學術論文的檔次。
排斥常識、擇疑而注，還要注意概念的跨學科現象。甲學科領域的學者認為是常識性的詞語，乙學科領域的學者往往感到陌生。所以作注時要看準論文的目標讀者。如“余色干擾現象”一語，本是繪畫色彩學概念，對于從事美術研究的學者來說是常識，而對于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來說是陌生的。所以劉正國在一篇研究詩歌色彩美學的文章中，就對“余色干擾現象”作出解釋，說“余色干擾現象是指后見色彩受到先見色彩影響發生視覺變化的現象”.
如繪畫中認為青與紫、黃與白由于明度的接近，顏色易混，不能相接并用，可是詩歌中青紫并立、黃白肩隨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楚辭·九歌·少司命》），“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杜甫《曲江對酒》）。因繪畫與詩歌給人的感受不同。前者訴之于視覺，會有余色干擾；后者訴之于想象，不會余色干擾。
由此可見，以他山之石攻玉，借用跨學科領域的概念時需作必要的注釋，否則相關的論述難以明晰。
二、注釋的“適度性”辨析。
“度”是個哲學概念，《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2頁）說，度“是事物保持自己的質的穩定性的數量界限，或某種質所能容納的量的活動范圍”.本文在引言中曾說，注釋的適度性是注釋技術層面的要求，是研究怎么注釋的問題。干什么事情都有一個“度”的問題，醫生的過度治療會適得其反，給病人造成傷害，注釋亦然。
學術論文的注釋有其特殊性，是作者自注，與那些替別人作注的注釋不同。替人作注，稱為“他注”,一般只要釋疑即可；而學術論文的注釋在自注中總是潛藏著作者的自我意識，有些作者往往會在正文中言之不足時，注釋中繼言之，或舉證，或申說，以增強論文的信度與深度。如何舉證？如何申說？這就有個“適度性”問題。舉證注釋可為被注項的觀點提供邏輯支持，舉證方式很多，或用文獻資料舉證，或用考據手段舉證，或用學術成果舉證，或用實存事例舉證。申說是指在注釋中對被注項涉及的問題作必要的拓展，這是深入探索的需要。舉證與申說“度”的把握以“必要性”為前提。
如錢鐘書《林紓的翻譯》說林紓在翻譯時“認為原文美中不足，這里補充一下，那里潤飾一下，因而語言更具體，情景更活潑，整個描述筆酣墨飽。不由我們不聯想起他崇拜的司馬遷《史記》里對過去記述的潤色或增飾”.
注釋針對最后一句列舉資料證明司馬遷的增飾手法：如《孔子世家》寫夾谷之會一節是根據定公十年《谷梁傳》文來的，但那些生動、具體的細節，像“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舉袂而言”“左右視”等，都出于司馬遷的增飾。
這一注釋緊扣被注項作適度的舉證注釋。既有文獻史料的具體章節，又有《史記》寫作的若干例子，都是點到即止，不作鋪張。讀者自可循著注釋的指引，作深度閱讀。之后，轉頭對讀正文，便可體會到林紓翻譯所用的增飾方法，有其淵源。舉證注釋要遵從適度性原則，注意繁簡適度，尤其要避免堆砌材料、過度注釋。
錢鐘書《林紓的翻譯》正文的被注項是“林紓的翻譯所起‘媒’作用，已經是文學史公認的事實”.注釋曰：在評述到林紓翻譯的書籍和文章里，寒光《林琴南》和鄭振鐸先生《中國文學研究》下冊《林琴南先生》都很有參考價值。這里不再重復。
這一注釋只列舉與被注項相關的文獻資料，至于資料的具體內容就不再細說了。將這種注釋方式稱為略注；如果進而介紹資料的具體內容則為詳注。例如譚忠誠《郭店儒簡的重“情”論》正文指出“郭店儒簡以《性自命出》篇為代表的重‘情’說，其與孔子之一貫尚質的傳統是一脈相承的”.
注釋中將文獻依據的篇名、出處以及與被注項相關的具體材料逐一作了介紹：
關于“情”與孔子之“仁”的這層關系另可參見港臺新儒家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著中唐先生說：“孔子此答仲弓問仁，而以‘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為言；則是謂仁之見如政，必表現為對人民有一至禮極敬之情。”據此亦有學者認為，唐先生的這種詮釋是“強調情方為仁的實質”或“情為仁的實質，不由禮的制約而生”.
再追問一下：上述兩則注釋的詳略依據何在？依據是注釋與其語境的關系。其實，每一注釋都面臨著語境問題。如注釋內容與學界研究狀況的關系，注釋內容與所寫論文的主從關系，以及注釋內容與目標讀者的生熟關系。凡該文重點論及的問題，且為讀者不好搜索的可詳注；凡非重點論述的問題，且為讀者容易搜索的則可略注。錢鐘書《林紓的翻譯》全文對林紓翻譯的特點、功過、優劣、得失作出了評價。而林譯的“媒”作用不是該文論述的重點，或者說文中對林譯“媒”作用的論述只是導入下文拓展的引子。闡釋林譯的特點，如改筆過火、對原作的刪節、增飾、訛錯以及語言的特色，前期的靈動與后期的鈍拙等等，才是其重點。所以對林譯的“媒”作用只略加說明。要想了解詳情的讀者，則可根據注釋閱讀所提供的資料。
由此可見，錢鐘書用略注的方法，而不過度注釋是恰如其分的。而譚忠誠《郭店儒簡的重“情”論》采用詳注的方法也是恰當的，理由有兩點：其一，從內容上說，被注項是該文論述的重點。該文通過將郭店儒簡“情與文相對待為義”與孔子“文質彬彬”的對照式考察，揭示出《性自命出》篇的“情”,實際上源自孔子“尚質”的傳統，是孔子“仁”學中側重于人心內在真性情的流露。其二，從讀者的需要上說，《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篇幅很長，讀者若要從中找到表現孔子尚“質”的言論，仿佛大海撈針。為方便讀者起見，作者在注釋中選擇主要言論，作簡明扼要的摘錄。譚忠誠不是囫圇吞棗式的堆砌資料，所以不能視為過度注釋。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學術界過度注釋的現象比較嚴重，甚至寫得較好的論文也容易出現這種錯誤。
如《尼采與海德格爾對虛無主義理解的差異》被注項說國內有些學者已經指出海德格爾哲學是一種“主體性形而上學”.注釋中則用去760字不厭其煩、不分巨細地列舉了鄧曉芒的幾篇文章，并引用了大量有關論述的文字，還有俞吾金的大段話語。筆者以為，這一注釋中的引文存在過度現象，作者應該針對讀者需要，花一番篩汰功夫，撮其要者而注之。
又如《論“文德”:文學“中國夢”的核心精神》文章說：“文之德，用現代文藝理論的話來說，就是文學的本質和特征。對這個問題，今天有種種回答，諸如：‘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是作家思想情感的抒發‘’文學是以語言為材料的一種審美創造‘等等。這些當然是不錯的，在中國古代文論中也都能找到類似的說法。”姑且不論上述判斷、對接是否正確，僅以注釋而言，就存在問題。作者對“中國古代文論中也都能找到類似的說法”一語作注，摘錄了大量的古代文論資料：《樂記》云“樂者，樂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陸機《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蕭繹《金樓子·立言篇》曰“至如文者，唯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
如果不加節制，還可摘錄大量資料。再讀正文，發現作者承接上文又引用了《尚書·堯典》的詩言志說，劉勰的“發憤著書”“風雅之興、志思蓄憤”,韓愈的“不平則鳴”,李贄的“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等等。正文中的這些材料與注釋中的文獻大同小異。我們讀了正文再讀注釋，就會覺得注釋只會給人以疊床架屋、重復累贅之感，這也是注釋的適度性問題沒把握好。
再如《略論行政救助中的輔助性原則》對文中“如一些國家應對接受救助的人增加工作要求的基本理論為’無責任即無權利‘”一語作注時，介紹了美國及英國的社會救助政策，尤其是英國對4類人員救助的政策，轉引了別人發表在《中國民政》上的內容，長達600多字，這就顯得有些過度。作者完全可以學習，錢鐘書注釋“林紓的翻譯所起’媒‘作用”的辦法，對英美社會救助政策略作說明，并推薦相關資料讓讀者去查閱。
以上3例在過度注釋方面各有其代表性，作注時或不加篩選地堆砌資料，或大量列舉與正文論述相重的資料，或大量引用文件。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臚舉反例，是為了引起大家對過度注釋問題的高度關注，也希望學界對注釋的適度性問題作深入研討。
綜上所論，學術論文的注釋是論文的有機組成部分，注釋與正文是血緣關系、主從關系。一篇論文可以有注釋，也可以沒有，這完全取決于“必要性”.如果一旦作注，就應注必釋疑、注必稱文、注必適度。高質量的注釋能為學術論文錦上添花，增色出彩。從上文所列反例中可以看出，那些誤注既有作者之惑，也有編輯之惑。提高學術論文注釋質量，不僅是作者的責任，編輯也責無旁貸。恐怕有些編輯在審編論文時，往往只注意注釋在形式方面的編排規范要求，其余則照單全收，而對注釋必要性與適度性問題的推敲與把關不太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