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8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突出強調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性，并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和戰略高度，提出了在國民教育等多個領域，在精神文化產品創作傳播各方面，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核論文聯盟價值體系建設的總體目標和任務，實現建設文化強國的宏大愿望。
要建設文化強國，教育負有不可推卸的光榮使命和責任。教育是科技進步的基礎，是人類文明的搖籃，是社會和諧的酵母，而最重要的，恰如總書記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上所說：“高等教育是優秀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和思想文化創新的重要源泉。”[1]文化傳承和創新離不開高質量的人才培養，這使我想起了龔定庵之《才難》和錢學森“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2]的世紀之問。有識之士憂國憂民之情躍然紙上，令人欽佩；振聾發聵之音雷霆萬鈞，耳畔回蕩。叨前賢之警示，乘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東風，筆者旨在從一個教師的角度談談自己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孔之見。
對錢老之問，許多博學鴻儒提出過種種解決辦法，都是金石之言擲地有聲，但近些年教育界頻頻遭人非議也是事實。半個多世紀以來，新中國的教育取得巨大進展，為社會、為貢獻良多，然而在根本使命的問題上，高等教育出現了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功利、浮躁之風嚴重，“去行政化”叫得山響，招生各自為陣，互相攻訐，幾欲“謀動干戈于邦內”，世人莫不有禍害“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3]之憂。人們在痛心之余不禁質疑：大樓有了，精神哪去了？要想扭轉這種局面，必須在教育界，在學校主管，尤其是大學校長們心中重塑中國教育的“核心價值觀”。
什么是“教育的核心價值”？一般來說，人們的價值觀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但是，社會形態不同，社會主流思想各異，“教育的核心價值”以及“教育的核心價值觀”也隨之不斷更新、優化，這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理論的。但不管內容、任務、方法和組織形式如何變化，“教育的核心價值”就是教育的根本使命，它關乎教育最本質、最重要的部分，是教育的靈魂，其核心是“人學”，是培養人的藝術和科學，在新世紀條件下，它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教育還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其“核心價值”除了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整體要求之外，至少還應包含以下3個方面：
1.教育意味著對人的心靈啟蒙。啟蒙，是一個永恒的話題。那么新世紀的今天，啟蒙意味著什么？還有沒有存在的意義？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潘光旦曾痛陳教育的誤區，認為近代以來所謂新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青年與的地方，總括起來說就是，教育沒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個“人”、做一個“士”，忽略了自己的根本使命。“我們的教育有沒有賦予受教育者以法理意義上的‘公民素養’，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底線’，文化意義上的‘道德情懷’和心靈意義上的‘愛的能力’？有沒有告訴學生如何尋找‘人何以為人’的答案”？有沒有告訴學生 “四千萬”身價和中國命脈所維系孰輕孰重的道理？河北大學校園內的“李剛”事件、西安某大學學生撞人后8刀致其死亡、某高校“奧迪生”打死清潔工等聳人聽聞的慘劇時有耳聞；綠領巾、紅校服、三色作業本、讓差生去醫院測智商等一系列“有色”的校園冷暴力，無不一次次向我們敲響了關于人性、人權、尊嚴、生命的啟蒙教育的重要性與緊迫性的警鐘。南京“彭宇案”引發熱議，有人認為中國正常倫理觀念遭受了毀滅性的重創，有日漸衰微之虞。因此，重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下的教育核心價值觀、建構新道德、改造提高國民素養應該是目前啟蒙的重要主題，是去除“文化地溝油”、綠化“心靈沙漠”、清掃“垃圾生”的首要任務。啟蒙的根本途徑應該是教育—文化的、道德的、制度的教育，藉此培養合格的公民，建設和諧社會。
2.教育意味著塑造人格、提升境界而后自我完善。教育以塑造人格為基礎，其起點與底蘊是“修身”，它是“修齊治平”的前提。“君子修己以敬”，小者“止于至善”，大者則“修己以安人”[4]。這就要求教育不能僅僅停留在讓學生掌握某種專門知識、具備專業的工具理性層面，更重要的是將工具理性上升到價值理性，增長判斷力、培養正確的價值觀、提升精神境界。大學以精神為最上，有精神，則有境界，則自成氣象，自成高格，然后人才輩出。這樣的人才定會“仰望星空”，又腳踏實地，定能肩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5]的使命，定能具備“處廟堂之高則憂其
3.教育意味著人的和諧發展。經過啟蒙和人格升華后，人和諧發展的主要內容在于：一是約束規范自己的行為，與社會群論文聯盟的整體規則、制度相協調并促進其發展，即“君子和而不同”“古之學者讀書為己”之謂。二是培養自己的內在品性，即對構成文化模式的價值、信仰、語言和其他符號形成認同而主動性地創造，是把社會的文化價值系統所蘊含的美好道德“內化”為自我品性，并通過個人努力與“忠恕”的觀念，推己及人，把文化價值系統社會化、具體化、體制化，并為社會整體的維護與發展提供整合力量，即“以人弘道，非以道弘人”之旨。內在品性的培養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為的約束與規范及其“內化”是循禮。內外互動顯示了既非自我封閉，亦非自我擴張。它是以“仁”為整體象征的文化價值系統與以“禮”為整體象征的社會化規范系統在此相銜結并相互影響與推動，從而構成自成體系的和諧人格系統，成為推進文化與社會共同發展的內在動力。提供、引領社會賞識、崇尚高尚的人文精神，讓社會風氣朝健康的方向發展正是大學的責任所在，是學者的責任所在。
中國是禮儀之邦，儒雅之風澤被亞洲，影響世界，教育思想源遠流長。自孔、孟到朱熹以降的整個漫長歷史進程中，教育的“核心價值”都是通過與時俱進的“仁”的道德約束和符合時代要求的“禮”的修身方法來培養“治國平天下”的“至善”之“君子”（或成人、士）。所以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禮之所見惠者深潛。
中國近代社會由于積貧積弱，飽受外國列強的欺侮蹂躪，有識之士以民國四大教育家張伯苓、大學教育家蔡元培、實行平民教育開啟千萬國人心智的晏陽初和兒童教育家陳鶴琴為代表，在借鑒外國教育理念的基礎上，以“教育救國”作為文化圖強的途徑。被譽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先生對現代中國教育思想影響最為深遠。陶先生把生活教育當作改造中國教育、社會的唯一出路。
后來，我們的教育出現了一些異常，或與“思想政治教育”簡單地劃等號，或粗暴地認為教育就是“階級斗爭工具”“專政工具”，以及“教育商品化、市場化、產業化”等。老實說，這些觀念，尤其是“三化”理論混淆了教育核心價值觀，造成教育領域的思想迷茫，導致科學研究前進緩慢、學術至上受阻等多種不良影響至今猶在，以至于教育的核心價值在人們的心目中模糊淡化甚至喪失。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的及時召開，為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更上一層樓開創新天地吹響了號角，重塑教育的核心價值顯得尤為重要，刻不容緩。轉貼于論文聯盟
教育有了“核心價值”，大學校長們必然運籌帷幄，明白重振教育雄風、培養杰出人才，關鍵在于必須有“君子之器”的師資。所謂有“君子之器”，是因為 “君子”以“仁”為核心，以“禮”為準則，循仁遵禮，躬行“克己”與“愛人”美德論文聯盟“膺師范之任者，必當效品養德，循禮奉法，言動威儀足為楷模。”[7]“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風，必偃。”[8]是以優勝劣汰，良莠分明，大師又現，大器將形。一掃往日急功近利之頹風，大學不再是簡單的“職業培訓所”、外國名校的預科；學生從“考試機器”一變而成傳承、創造先進文化的星星火種，社會繼而弦歌之聲相聞，雅頌之聲四起，美風俗、厚人倫、正得失、明是非，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文化強國必將為期不遠矣。
教育有了“核心價值”，大學必然會成為繼承、創造先進文化的重要陣地。總理說“世界都在談‘中國崛起’，人們議論最多的是gdp，但我以為‘中國崛起’的標志是在人才、是在教育。”[9]而教育，最后當然聚焦于大學教育。但大學之大，不唯其校區面積之大，師生數量之大，設施規模之大，投資款額之大，而在于是否大氣，是否具有鄙視世俗價值觀的孤高之氣，是否具有引領國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氣，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凜然之氣。有此氣，再小亦大；無此氣，再大亦小。大學之大，唯在氣大而已。
“南開之所以涌現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為她有自己的靈魂。人是要有靈魂的，學校也要有靈魂。”[10]如果說，教育的“核心價值”是教育之魂，大學就是社會的道德之魂，就是人類社會遺傳的基因，其本質就是大學精神。它包括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前者教人“求真”，后者教人“求善”。“真”的迷失，必然弄虛作假；“善”的缺席，必然導致道德感、正義感和崇高感的麻木。社會庸俗不可怕，大學庸俗才可怕。大學校長應當高瞻遠矚，鼓勵培育新的發明，發展可能影響深遠的健康思想，哪怕等到這些發明和思想開花結果還要花上十年甚至百年，也應該是我們堅定不移的信念。資料證明，這似乎與“去行政化”毫無關聯。1917年，蔡元培恰恰是在被任命為北大校長之后，校風為之煥然一新，人們至今還在懷念：“在蔡元培之前之后，北大校長走馬燈似地輪轉了多少才士俊杰，但提起北大校長，讓人首先想起的仍然是蔡元培，只有蔡元培。”個中道理，美國哲學家杜威先生做了很好的回答：“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巴黎大學、柏林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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