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把道德歸為“一切人類價值的基礎”和“人間罕見的巨大力量”。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社會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面對因物欲膨脹而屢屢陷人“非難”境地的道德現實狀況，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加強“道德建設”的呼聲在世界上所有的和民族間以不同的方式產生著強烈的共鳴。高校領導干部作為高校發展的關鍵因素，其道德規范建設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以德治國的需要。同時加強領導干部道德規范建設可以有效遏制“象牙塔”中的腐敗，保障教育公平。
所謂道德規范，是指集中反映一定社會經濟關系的主要要求，具體體現為一定的社會道德核心原則與基本原則以及為人們所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行業道德規范具有具體的“職業化”特征。
高校領導干部道德規范是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特定的職業道德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校領導干部道德規范就是高校干部應當遵循的、與其所從事的公務活動緊密相關的、具有和教師職業特征并且客觀反映高校干部自身特殊要求、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道德原則和規范。概括起來說，高校領導干部道德的基本原則應該是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高校領導干部的道德品質高低直接影響著人才培養質量，其道德素質的提高將有利于高校乃至整個社會道德風尚的構建。高校在貫徹我黨道德規范始終走在前列，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如“三講”、“保先教育”、“”、“科學發展觀”都在高校掀起了學習的熱潮。不同高校結合自身實際制定了相應的《教師職業道德規范》、《學術道德規范》等。高校干部的素養相對較高，涌現出了一批先進人物，如孟二冬、方永剛等都是道德的楷模。
高校領導干部具有、教師、干部三重身份，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國尚未出臺明確的、完整的高校領導干部道德規范和準則，只有一些相關規范散見于各種規范中，甚至一些學校連起碼的《教師道德規范》等基本的職業道德都尚未明晰。高校領導干部是具有更高覺悟、更高責任和更高尚的群體，有更高的追求，是社會的中流砥柱，這個角色對他們的道德賦予了更高的要求。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思想文化的多樣化和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必然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在市場利益至上的驅動下，社會上形成了追求功利的浮躁風氣。一些道德失范現象層出不窮，不正之風、價值偏差、學術剽竊比比皆是，甚至經濟腐敗也開始侵蝕“象牙塔”。
雖然高校一直重視領導干部道德建設，但領導干部道德失范仍不可避免，究其根本原因，本文認為是高校領導干部道德規范建設不足。僅憑道德的訴求是遠遠不夠的，道德依靠自律、自覺，而道德規范則帶有一定的強制性，道德規范建設十分必要，因此有必要剖析高校領導干部道德規范建設力度不強的深層次原因。
物質決定意識，物質先于意識，意識滯后于物質，道德規范屬于意識范疇，是社會文明的產物。道德規范具有意識形態烙印，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集中體現，是動態發展的，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然而，由于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就使我國社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具有轉型過渡時期的特征。轉型時期特殊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既為道德革新開辟了道路，同時也會造成一系列新的道德問題。道德規范建設相對滯后，難以適應時代發展，導致一些高校道德宣傳和道德教育的內容也相對混亂，內容上陳舊落后，不能與時俱進，適應新要求。另外，轉型時期，存在著雙軌運行問題，浮躁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態，表達某種追求尤其是利益追求時呈現出盲目性、沖動性、非理智性。這種滯后性和整個社會風氣致使高校領導干部道德規范建設不利。
一直以來，道德和道德規范學術研究方興未艾，已經出版的書籍和發表的論文之多，難以統計。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道德規范建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可以說對道德規范的重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已有的道德規范研究成果也是以宏觀研究居多，對高校領導干部道德規范進行系統性、專門性研究較少，且創新不足、前沿問題研究不多，針對性不強。道德規范研究屬于倫理研究范疇，學術界并沒有及時根據新的社會、政治、經濟關系的調整對道德規范的內容進行調整和修改。另外，道德規范研究應是全面的、系統的體系研究。而目前的研究更多只是注重內容的約束，缺乏全口徑的研究。道德規范本身具有滯后性和學術研究不足，已有的研究成果缺乏針對性，必然導致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校領導干部道德規范科學性、系統性的不足，對高校領導干部缺乏有效引導和制約，導致道德失范。
高校歷來就有開風氣之先的優良傳統。然而，在市場經濟刺激下，高校領導干部求利求富心里凸顯，體制不健全、政策漏洞、高校改革財政投入加大、后勤社會化、人事制度不完善、權力集中、擴招等因素都給一些人帶來可乘之機，成了腐敗滋生的土壤。全球化的趨勢中，多元文化沖擊高校，誘使一些領導干部主流意識形態出現淡化傾向，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對傳統文化的摒棄，致使傳統美德不能很好地傳承，必然導致一些人在利己主義面前迷失自我。面對這些問題，高校缺乏積極應對機制，靈敏度不夠，致使領導干部道德規范缺失。再有，社會和高校對教師評價機制缺乏正確引導，師德是否高尚已經不是考量教師晉級或成的標準。當然，整個社會從未間斷對道德的建設，領導干部這個群體有其特殊性，對其道德水平要求更高，只用具有普適性的道德規范要求是遠遠不夠的。歸根結底，是作為高校決策者本身的領導干部在應對市場經濟給原有道德規范帶來沖擊時，不能適時調整，靈敏度不夠。
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積淀所形成的人治觀念仍有著深厚的根基，人治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所造成的阻滯作用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而以制度約束人，是有效的管理方式。西方在法治精神的引導下，注重制度建設，很多道德規范已上升為法律高度，起到了有效的制約作用，具有普適性。缺乏制度保證，道德不能形成規范，實施難以保障，導致獎懲和監管缺失。高校領導干部道德更成了監管的“真空地帶”。在我國，教師自古以來就被世人公認為神圣的職業。師者，不僅要“傳道授業解惑”，更應是有德者居之。社會普遍認為他們是道德高尚的團體，長期以來一直忽視對這一群體道德規范的建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監管缺失。
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高校領導干部的道德規范研究，是高校道德規范構建和當代社會道德規范研究的深化，是對高校領導干部隊伍建設的又一理論探討，對于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都具有重要意義。只有深入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校領導干部道德規范建設的不足及原因，構建高校領導干部道德規范時才能有的放矢，更具時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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