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農村基礎教育發展和存在密切關系，和財政存在密切關系，和各級財政存在密切關系。只有采取措施，完善政策，切實強化中央及地方各級財政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中國農村基礎教育才會改變目前的弱勢局面，出現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教育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教育為農民及其子女離開農業，在非農部門就業創造了條件；二是農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后，有助于他們改善農業經營，提高經濟效益。亦即教育能增強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的能動性，提高農民的變革能力和經營決策能力。我國將教育分成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兩大類。義務教育亦稱基礎教育，指小學和初中階段；非義務教育包括高中、中等、高等及職業教育等。我國的一些學者就基礎教育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的結論：如果提高農民的教育水平，使得農業勞動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提高1%，那么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可提高2%；如果文盲比重降低1%，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可增加1.2%。關于基礎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世界銀行曾得出以下結論：勞動力受教育的平均時間增加一年，gdp就會增加9%，這里指頭三年的教育，即受三年教育與不受教育相比能使gdp提高27%，后三年的收益減少使gdp年增加4%，即其后三年的教育可使gdp增加12%。由此可見基礎教育的重要性，所以為了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加強農村的義務教育是關系到農村乃至全國的重中之重。
按現代公共財政學理論，按照社會產品是否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可將全社會產品分為三類：私人產品、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私人產品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的特征。對于私人產品，購買者支付了價格就取得了該產品的所有權并可輕易排斥他人消費該產品。同時，一人消費了這一產品，別人就無法再消費了。例如衣服、食物等大部分社會產品都具有這兩種特征。
在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具有公共產品部分特征的混合產品，也稱為準公共品。就教育而言，它是典型的具有外部正效應的準公共產品。人們通過教育投資可以獲得個人的種種直接收益，如個人終身收入的提高，工作選擇機會的擴大等，這一部分利益是可分的。而教育的另一部分利益對每個受教育者個人而言卻是不可分的，整個社會都能從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身上獲益，包括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全社會進行科技開發和產品更新能力的提高，即力的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等。因此教育的收益可以分為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
教育從整體上講是準公共產品并不意味著教育是同質均勻分布的鐵板一塊，實際上各級各類教育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差異，它們在受益外在性和排他性上表現各異。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到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它們在受益外在性方面逐漸減小，在消費的排他性方面則逐漸增大。從低層次教育到高層次教育，從普通教育到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人們受教育的目的性逐漸加強，受教育越來越與未來的職業和預期收入相關，受教育的機會則越來越小，競爭日趨激烈。所以，按照這樣的順序排列，教育的公共產品屬性逐漸減小，私人產品屬性逐漸增強。也就是說，教育的級次越低，其公共產品的屬性越強。
因此根據公共支出理論和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我國教育產品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具有純公共產品性質的，如義務教育。維持和接受這些教育的全部費用應由的財政部門承擔。二是提供準公共產品的教育單位或教育服務部門，如高等院校、中等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等。這些教育服務雖然具有公共產品的某些性質，但與義務教育不同，這些教育服務不是完全沒有排他性的，也就是說，一些人享受了這些教育服務之后，至少就減少了另一些人對這些教育服務的享用。例如，受高等院校的招生名額限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進入本科或研究生層次進行深造。三是基本具有私人產品性質的教育服務，如職業培訓、家政服務等。這些教育服務具有私人產品性質，有嚴格的排他性，因此這種教育服務的費用應該由享有這種教育服務的人提供。由此可見，基礎教育是全國性的公共產品，應由提供。高等教育則是個人發展和實現的需要，屬于個人決策和個人選擇，應由自己負責。而我國卻發生了嚴重的錯位。目前的基本情況是，大學教育中央管，中學教育省市管，小學教育縣鄉管。
按成本——收益理論分析，教育產品，尤其是基礎教育，具有大量的外部收益。由于外溢性的存在，成本與收益不對稱，這就會影響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因為私人投資者進行決策的時候，只可能將其實際承擔的成本與得到的收益進行比較，在外溢收益得不到報酬的情況下，就會較少的選擇以至擯棄從事該類活動，這就是市場失靈和缺陷。
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市場機制配置社會資源最具效率。公共財政是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分配活動或經濟活動，它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種財政模式，主要特征是彌補市場失效和市場缺陷。而市場失效的原因就在于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的存在。公共財政的目標是為實現社會資源最優配置，增進社會福利。效率和公平是社會經濟福利的兩大準則。既要保證社會公平，讓全體公民不分貧富、種族、性別享有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又要利用市場機制，發揮效率作用，促進基礎教育發展。
中國農村教育特有的規律“經濟與教育的反比原理”：一個村的大學生所占比例越高，這個村的經濟排名便越靠后；一戶人家的孩子書讀得越“高”，這戶人家的經濟狀況也就越不濟。農村培養大學生，從小學到大學的絕大多數教育成本是由農村承擔。而最后學生大學畢業留在城市工作，是由城市來直接享用高等教育的成果，收獲智力資源的專業技能。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大學生缺少返鄉的利益驅動機制——十年寒窗，為的就是能夠脫離黃土地，脫離貧窮和落后；城市又缺少對農村制度化的反哺機制——對農村的教育成本付出缺少補償。農村教育竭盡全力傾其所有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他人作嫁衣裳”，賠了人才又賠錢。農村經濟發展迫切需要資金和智力支持，但在教育系統集中人力和物力資源以城市為中心的制度化過程中，資金又以教育投資的形勢流向城市，最優秀的智力資源也通過高等教育這條路徑走出農村。如果農村經濟不能從教育中獲得益處，這樣的教育能夠維持長久嗎？如果教育只能造成反比向的窮困潦倒，誰還會把錢再投入到教育消費中。要讓農村從這個過程中獲益，必須有部門的介入與干預。
義務教育從法律角度看，也應該是公共品，因為按照義務教育法的規定，義務教育是一種強制性教育，每一個適齡兒童都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學生家庭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礙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既然承認公民享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那么為了保證基礎教育的可靠性，有義務為每一名適齡兒童提供免費的義務教育。義務教育的供給和需求不應該通過市場，而應該由調節。義務教育的資源應該由來進行配置，經費投入須納入財政供給范圍之內。否則，義務教育就不稱其為公共產品，基礎教育發展就缺乏必要的資金保障。
上述分析表明，基礎教育不同于其他級次的教育，基礎教育屬于純公共品，而屬于純公共品的經費問題應該納入財政預算。這是公共財政理論的一般規定。
基礎教育是一個社會文明存在和延續的基礎，在任何一個健全的社會形態中，都應該為公民接受基礎教育提供充分必要條件。
3.1 從國際經驗看，中央一般都是基礎教育投入的重要支持力量。實施免費義務教育，義務教育的全部費用支出均由公共經費承擔。雖然各國中央支持基礎教育的力度不同，但中央重視并加強基礎教育投入卻是共同性特征，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3.2 中國的現實情況表明，級次較低的，其財力規模小，難以有效承擔農村基礎教育投入的職責；而級次較高的，其財力相對雄厚，必須適當承擔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職責。
而當前我國間教育投入的大致格局是：中央和省級財政財力規模較大，在整個的財政收入中占有絕對支配地位，超過60%，教育投入主要用于高等教育，極少用于基礎教育；基礎教育投入的職責基本上甩給基層，特別是農村基礎教育投入主要由縣鄉承擔。而縣鄉基層財政收入比重一般為20%左右。這種“小馬拉大車”的狀況與我國當前的整體財力分配格局極不適應，這種格局必須改變。
3.3 理論表明，中央在調節區域間財力差距、促進地方公共品均等化方面，都擔負著重要使命。從世界范圍看，任何一個的區域之間，從經濟發展到財力分配乃至公共產品的提供，無不存在著一些差異，而發展中尤甚。這就客觀上要求中央代表整個社會利益，通過財政分配手段的運用，減少區域差異，提供大致均等化的公共產品，這是整個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客觀要求?；A教育是最為典型的公共產品，如果缺乏中央的必要財力支持，那么勢必會造成基礎教育發展嚴重失衡的狀況：即在發達地區，財力雄厚，基礎教育發展有保障；而在不發達地區，財力薄弱，基礎教育發展就沒有保障。這說明，中央不僅在一般意義上承擔著支持基礎教育的職責，而且越是在不發達地區，中央的相關職責越重。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得到的基本結論是：農村基礎教育發展和存在密切關系，和財政存在密切關系，和各級財政存在密切關系。只有采取措施，完善政策，切實強化中央及地方各級財政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中國農村基礎教育才會改變目前的弱勢局面，出現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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