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古代“蒙學”的教育方式與現代有所不同，中國古代沒有師范教育，但文化教育卻走在世界的前列，成為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而且在世界最早幾個文明古國中，中國是惟一保存古代文明的，就是由于中國古代“蒙學”教育起到巨大作用，世世代代傳承中華文明的火種。
中國的科舉制首先是選拔官員，其次是培養各種層次的教育人才。不能中舉的秀才就在鄉村里進行“蒙學”教育，也就是類似現代的小學，正所謂“秀才沒落，下鄉教學”。明清時代中國的小學完全是“私立”，也稱為“私塾”，不需要一文教育經費，就建立起遍及全國的初級教育體系。以機動靈活的教育方式辦學，秀才的家里就可以作為學校，家族的祠堂也可以作為教學場所，惟一的開支是作為教師的秀才的“束修”，或各家分攤，或由家族中幾家富有的家庭承擔。而家族中較貧困家庭的子女，就免費入學。而且是要求家族中所有的適齡兒童都要去讀書，若有失學兒童，對其父兄還要追究責任。現在中國貧困地區辦學條件差，失學兒童多，學者說原因是“窮國辦大教育”，其實古代力遠比現在低下，但蒙學教育發展卻比較成熟。古代的私塾和蒙學給我們今天解決貧困地區教育也會有一定啟發。
其次，古代蒙學的教學模式也和現代小學教學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教學規模，現代小學一個教學班都四五十人，而私塾一般10人以下，少則三五人，多則七八人。從學生的角度分析，私塾要優于現代小學，一個教師面對四五十個學生，要把學生完全教會學懂，的確不易，再優秀的班也有沒學懂的學生，只不過落后面小一些罷了。而多數的班級落后面較大，倘若有的教師不負責任，就極易形成“放羊”式教學。而私塾先生所教學生較少，因而可以對每個學生負責到底。舊時的私塾無什么優秀教師之稱號，也無什么升學壓力，學生讀書更無什么選擇重點學校的困惑，“教不嚴，師之惰”。對教師的要求只有一個嚴字。
古代教育沒有年級的概念，因材施教，不求進度統一。有的學生學習能力強，在規定時間內能完成規定的課程，就進入新內容的學習，而學不好的學生就繼續背誦舊課文，直到能背誦到滾瓜爛熟程度再進入新課文。教學是復式教學，針對每個具體情況來進行教學進度，這才是對學生負責到底的教育，而不拘泥于年級的升留級的形式。有關資料顯示，《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是半年讀一本，也就是說一年半的時間讀三本書。學業負擔同現在的學生相比是較輕的。魯迅幼年在三味書屋讀書時，課余還到百草園捉蟲玩，古代的學生無需配備教科書，因為所讀的書都已背熟牢記在腦海里，到運用時信手拈來，出口成章。
第三，說教材，“蒙學”的教材在明清時基本上定型，《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成為統一定型的教材，簡稱為“三”、“百”、“千”。
首先最驚人之處是教材使用時間之長，《千字文》使用了千年，而其它教材也用了五六百年。作為小學教材，使用時間之長，使用范圍之廣，可以說是個奇跡。而且這并不是編寫，頒發全國統一使用的教材，而是民間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逐漸形成和完善的統一教材。更驚人的是朝代在不斷地更替，政策和方針也在不斷地改變，而教材卻一如既往地沿用。教材基本上是統一的，科舉考的四書五經歷代也是統一的，正由于有了這兩個方面的統一，使全國的學子處于相對公平的起跑線上，科舉考試中，窮鄉僻壤的學子也有金榜題名的可能，這也是華夏文化得傳播到邊遠地區的根本原因。
古代蒙學有一種教學方法被廣泛使用，那就是“背誦”。先秦還處于“漆書竹簡”的時代，就是用背誦的辦法把所學的知識完全地記在腦海里，正是這種特殊的學習方法解決了書籍奇缺的問題，也為平民接受教育創造了條件。這種被近現代教育家所批判的“死記硬背”的學習方法，保存了中國的古代經典著作，保存了古代先哲們的思想。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對中國先秦文化是一個致命的打擊。西漢初年還有幾個背得先秦經典的老人健在，憑借這些老人的記憶，才得以把先秦的經典保存至今。所以“背誦”乃是中國古代教育最優秀的傳統，是中國文化維系之根本。
教材是幾百年不變的，秀才們讀私塾時讀的就是這些“蒙學”教材，現在教學生的仍然是同樣的教材，而且全國基本上都是統一的，開始都是“三、百、千”，所以不必要印什么教材，更不必學生人手一冊的教科書，因為這些教材秀才們都能滾瓜爛熟背誦，不必備課，只要學生坐定，便可開口上課，而教學方法又如此之簡單，每天領著學生帶讀四五句課文即可，學生讀會后，就讓學生進行背誦所學的課文，要求連同先前所學課文背誦到滾瓜爛熟的程度，接著進行習字訓練，背誦和習字成為學習的基本模式。而現在的小學教學主要精力放在思想教育上，語文課的主要內容是教師講課，歸納主題思想和段落大意，而放松了背誦和習字的基本訓練，雖然也有背誦和習字，但僅是點綴，而且方法也不當。
古代的蒙學，課文只進行最簡單的講解，根本不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講解，古代經典是“微言大意”和“博大精深”的，教師何苦去做吃力不討好的事呢？更何況許多高深的政治、哲學、人生的重大問題，縱雖講得清楚明白，七八歲的小孩子又怎么懂呢？因而公開宣稱“讀書百遍，其義自現”，讓學生滾瓜爛熟地背誦，牢記于心中，讓學生慢慢地去理解，在今后的漫長人生道路上去領悟和體會其中的深刻道理。
中國古代把學習中文稱之為“識字”，這是非常恰當的認識，任何一個“漢字”都要掌握“音”、“形”、“義”。作為初學者，首先要掌握的是“音”和“形”，在牢固掌握前兩者的基礎上學習“義”。因而古人就把學習的主要精力放在“音”和“形”上，通過背誦來使每個字的讀音牢記于口耳之間，成為下意識的條件反射；通過大量的書法訓練，使“形”牢記于手眼之間，達到不僅寫得好，而且寫得正確無誤。對“義”卻是不夠重視，粗略講解其含義，甚至不講解，強調學生的主觀能動作用，讓學生自己領悟和感知，這才是真正的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另外，“三、百、千”在形式上的共同特點是韻文化，三四個字成為一句，隔句押韻，都不一韻到底，中間要換韻，讀起來都是朗朗上口，容易記憶。
現代的小學課文第一課，要學的是漢語拼音，是一些既難讀又難寫的字母，這對那些剛入學的兒童來說既無形象可言，也更無興趣。在短暫的兒童特有的新鮮感之后，便是對拼音的厭惡。讓學生在入學的一開始就失去了學習的樂趣。那么學習漢語拼音的效果又如何呢？通過調查，有很多學習過漢語拼音的學生，到了中學后竟然不會使用漢語拼音，把漢語拼音忘的一干二凈。拼音之后便是一些單字的學習，這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相比，更有著層次上的區別，蒙學要真正有啟蒙的作用，給學生思考的余地。現代教材貼近了生活，卻沒有思考的內容。到了成年后，問小學中讀過哪些課文，恐怕很少有人能回答出來，至于課文的具體內容就更記不得了。
20世紀20年代北洋明令廢止私塾，各地紛紛成立新式中小學堂，蒙學教材被廢棄，采用白話文為主體的語文教材。從葉圣陶等編寫的新式語文教材起到現在70年間，教材不知改過多少次，近年來教材的更新越來越頻繁，使用時間越來越短，和蒙學教材使用了幾百年相比，成為強烈的對比。
小學六年有近一半的時間和精力是花費在語文教學上，中學里語文課一直作為主科備受重視，大學里有專門的中文系，語文教師也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語文教學效果總是少、慢、差、費，其效果總是令人失望，書寫水平普遍差，寫作水平也普遍較差，近年來不少人對語文教學也提出了質疑。
現在很多人已經在回首過去，從古代蒙學中尋求答案，為什么看似平白無奇的古代蒙學教育能培養出王國維、郭沫若、那樣的大家，而在取得巨大人類進步的今天卻很難出現一位國學大師，這不由得我們不去深思，因此我們要回首過去，從古代蒙學中汲取營養，來豐富我今天的蒙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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