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不同的之間，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制度性基礎即與大學之間合理的法制關系、大學治理、大學財政管理呈明顯的多樣化趨勢。這些趨勢反映了各國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及其所承擔的社會職能。本文探討了日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在與大學間關系、治理結構以及財政管理方面的獨特性，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未來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
理解目前日本私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挑戰與問題，首先需要深入了解日本高等教育體系的歷史背景及各高等教育機構生成與發展的進程。
日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可以追溯到130年前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誕生，如慶應大學、早稻田大學一些歷史悠久的私立高校已經出現并活躍在當時高等教育的舞臺。此后，由于財政的集中投入，國立大學的勢力顯得更為突出。與此相比，高等教育私立部門的發展則主要依賴于吸納過度需求。盡管私立高等教育的制度性框架經歷了多次重大變革和調整，但其擴大進程并未由此出現中斷。具體來說，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擴大進程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
市場壓力下的快速發展期(1960年-70年代中期）。隨著60年代經濟的快速增長，高等教育的社會需求出現了急速膨脹。這是一個由市場力量為主導的高等教育發展期。與此同時，放寬了對私立高等教育的管制。在這種狀況下，高等教育私立部門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回應持續增長社會需求：其一是擴大高校的招生規模；其二是創辦設置新的學科或高等教育機構。
市場規制期(20世紀70年代中期-1990年)。由于對高等教育擴張實施嚴格的調控限制，日本高等教育入學率的增長出現了停滯。在強化管制的同時，也開始向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提供財政補助。當時，為了鞏固自身的財政狀況和市場地位，大多數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采取了在控制招生規模的同時提高學費標準的經營方式。而一部分新創辦的私立大學則通過吸納過度需求，實現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結構轉型期(1990年至今）。這一期間，重新放寬了對教育的管制。18歲人口規模削減導致高等教育出現供大于求，以往作為支撐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過度需求也逐漸出現減退傾向。這些因素的變化改變了私立高等教育的結構性特征。
經過上述發展歷程之后，四年制私立大學的機構數已超過500所。根據機構的設置與發展過程，可以將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劃分為如下三種主要類型：
1.自主團體型。由國立大學教師或社會活動家構成、并擁有卓越領導人的知識分子團體所設置創辦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舉辦者創辦高校的主要動機在于推動的近代化進程。在這些私立高校創辦者中，相當一部分持有與當時的明治相異的政治觀點。如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等創建于明治時代后期的部分著名私立大學基本屬于這一范疇。在多數情況下，這類高校的創辦者實際參與高校的教學或管理工作。
2.贊助者型。部分私立高等院校由擁有充足財源的社會組織直接創辦或得到其經費支持。這類高校中的大多數是由包括國外基督教傳教士或佛教宗派的宗教組織創辦或支持，其中一部分高校則是由財團創辦或得到其支持。
3.企業家型。這種類型私立大學的典型特征在于，學校舉辦者在最初階段多數創辦以中等教育機構為主的學校，在學校進入成熟階段之后創辦短期大學，最終在此基礎上發展為四年制本科院校。學校創辦人往往通過將自己的親屬納入董事會的方式，鞏固自己在學校管理運作中的權威。在引退的時候，舉辦者往往指定其親屬為自己的后任。
以上類型表明，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起源與美國私立高等教育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當然，上述的這些發展起源性特征對日本私立大學的治理模式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于這一點，將在后面的章節中將作進一步的闡述。
階段1:這是最初階段也是高校的創辦時期。至于高校創辦的內涵，正如上文所述可分為三類。在戰后高等教育的擴張過程中，企業家型高校發揮了核心作用。這類高校一方面有效地回應了不斷增長的高等教育需求，在另一方面，它也回應了來自同一管理機制下其他初、中等教育機構的內部升學需求。
階段2:進入第二階段后，高校試圖擴展其運作范圍。為了爭取生源，各校必須通過擴大學校規模以形成市場勢力。此外，從財政效率的觀點而言，招生也需要達到一定的規模。據部分研究表明，招生規模的適度標準是3000人。
階段3:一所高校的最終發展目標是實現高水平的教學和研究。位居高等教育科層制的頂端，對于高等教育機構而言意味著將擁有巨大的過度需求。這不僅能提高高校的招生選拔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意味著高校的財政基盤得到了長期穩定的保障。
戰后，許多在戰前創辦的自主團體型私立大學和資助型私立大學在完成了第二階段的發展后，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實現了第三階段的發展。部分資助型私立大學沒有經歷第二階段，而是通過尋求縫隙市場直接進入第三發展階段。然而，許多企業型私立大學則必須從第一階段開始。90年代后期以來，由于許多大學陷于市場萎縮的窘境，無法順利進入第二發展階段。
經歷了上述發展歷程，可以從與高校、高校的治理結構和財政管理三個方面來分析當前私立大學的制度性框架。
戰后教育改革中頒布的《學校教育法》明確規定，私立教育機構為教育體系中的一個構成部分。根據《私立教育法》的規定，被賦予法律權威，但在規制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方面，并不擁有有效的管理手段。此外，根據規定本應承擔保障高等教育質量職能的日本大學設置認可機構(jauu)，也沒有發揮預期的功效。隨后，設法通過兩種重要的手段對私立教育的質量進行有效的調控（參閱圖1)。
一是設置認可。由于對高校或新學科專業的設置認可這一初期資格認證體系效率的減退，繼而引入對高校創辦規劃的評估體系。日本大學設置認可機構頒布了一整套高校設置標準要求，并對該套標準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正和完善，而期望獲得市場準入權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則必須滿足提出的高校設置標準。此外，希望增設新學科專業的私立高等院校也同樣需要符合相同的標準要求。這些制度程序不僅用于管理新創辦的高校或學科專業，對于既有的高等院校，該制度程序作為管制的工具也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二是私立學校日常經費補助。在大量私立高校遭遇財政危機及70年代后期的之后，日本議會于1975年正式通過了《私立學校日常經費補助法》。在此之后，的財政補助金曾一度達到私立學校經費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此后由于財政預算的縮減，該比例出現了下降。這項財政補助也作為控制私立學校教育質量的一項重要手段。為了獲得的財政資助，私立學校必須滿足包括將招生規模控制在學校創辦時指定的招生編制之內等一系列標準要求。財政補助金的總額取決于由院校教學狀況等指標組成的核算公式。在此后的年度中，依據該公式所核算的各私立院校的補助金差異日趨明顯。
在戰后的改革中，依據學校教育法的相關條款，所有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都作為“學校法人”成為法人組織。從法律的角度而言，各學校法人創辦高校或其他類型的教育機構，但學校法人與學校是完全分離的實體。基于此，學校法人類似于商務界的控股。通過上述法律設計，一個學校法人不僅可以設立一所學校，甚至可以創辦多所教育機構。這種法律框架成為擴大私立教育部門的重要制度設計。由此有許多新的教育機構進入市場，它們中的大多數屬于企業型私立高等院校。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一個學校法人首先擁有中等教育機構或短期大學，在通過這些學校的經營形成了一定的財政基礎后再創辦四年制大學。僅有少數已創辦大學的現有學校法人去創辦另一所新的大學。各學校法人都擁有少量的大學和大量作為高等教育機構“哺育者”的高中學校。正是通過這種方式，這些教育機構成為大型的教育集團。至于學校法人的治理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參閱圖2)。
1.雙重管理主體。根據私立學校法的規定，原則上學校法人的治理主體是理事會。該法律許可在界定決策權方面，各私立學校擁有充分的自主權。作為特例，該法律賦予由畢業生、教師和管理人員構成的學校評議委員會在決策過程中擁有實質性權限（參閱圖2)。這種安排的合理性反映在學校成員的普遍參與管理模式。這種合理性同樣也存在于英國高等院校關于理事會的概念定義中。另外截止到19世紀，哈佛大學的監督委員會也擁有相同的特征。這種模式往往用于那些具有悠久歷史和大量畢業生的高校的管理中。
2.參與式管理。在多數私立大學，學術人員與行政管理人員在理事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大學設立評議委員會，也存在著類似的情形。在多數情況下，通過教授會選舉產生的學院院長兼任理事會理事。學校的教師和管理人員也可以在評議委員會中獲得席位，并隨后被任命為理事。在一些歷史悠久的大規模高等院校中，往往是由經過普選的校長擔任理事會的理事長。
3.作為執行主體的理事會。理事會的作用與權限基本上反映在決策方面。但是在很多情況下，理事會也作為學校的執行主體發揮著很大的作用。極為普遍的是，受學校法人雇傭的理事也被任命為學校的執行理事。此外，學校的校長擔任理事長的情況也極為常見。通過這樣的制度設計，校外人士實際上成為理事會的非主流角色。
日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財政管理特征可以歸納為學費依賴性、財政補助以及在財政框架下的會計管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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