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工具理性是西方工業文明中占據統治地位的哲學思想，現代競技體育作為人類工業文明的重要產物之一，自然也深受其影響:一方面，“利益空間”的不斷生長和設定，使競技體育成為各類參與者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在競技體育“工具化”發展趨勢下，各種顯而易見的矛盾和沖突始終伴隨著其全球化進程。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這一概念的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m·韋伯。工具理性也稱“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傳統理性思維以及重視經驗和自然的哲學傳統的具體產物。西方啟蒙理性的發展高揚了工具理性，而伴隨世界范圍內的科技革命，人類開始極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類社會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內進入深刻的發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動下，人類社會力和人類認識與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進一步塑造了“人類的絕對話語權”，科學技術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載體。但與此同時，“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導的對自然缺少人文價值關懷的征服引發了一系列對人類命運產生不良甚至致命影響的全球性問題。比如，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導致了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在人與社會關系方面，導致了貧富分化的懸殊，社會結構的失調，個人本位的膨脹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領域，導致了拜金主義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
“工具理性”作為工業文明時代占據主導地位的思想體系，自然也深刻地影響著競技體育的發展。余年的發展中，它的工具性歷程從未間斷，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態勢形成之時，又以各種隱性和顯性的特征擴展到世界范圍，并通過各種利益群體的實踐以具體的結果表現出來。
論述這個問題前，我們首先要明確一個前提，即競技體育的工具性以價值理性為基礎。因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互為存在的基礎和條件，如果一味強調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極易造成人性扭曲。“價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稱“實質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它不僅是一種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種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構理性和信仰理性。價值理性為體，工具理性為用，價值理性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動力，指引著工具理性活動的方向。當理性與競技體育價值交融而凝成獨特的價值理性時，便獲得了新的質的規定，便成了區別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獨特意義的理性—既指向競技體育發展的終級目標，又指向競技體育的現實發展，其中凝結著人類文明對競技體育的歷史作用結果。因此，競技體育的“價值理性”就是體育實踐者遵循體育之精神內涵，即是否實現了體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團隊、競爭超越等行為品質。它并不看重所選擇體育行為的結果，而是各類主體的人格完善。回顧百余年的發展，競技體育從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實質就是其精神價值契合了時代的發展，為人類的發展確立了正確的社會價值取向，這本身就是其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統一的過程。顧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勝利，而是斗爭;不是征服，而是奮力拼搏。”《奧林匹克憲章》也指出:“奧林匹克主義是增強體質、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發展的一種生活哲學。”其宗旨是:“通過開展沒有任何形式的歧視并按照奧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誼、團結和公平比賽精神的體育活動來教育青年，從而為建立一個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貢獻。”這些精辟的論述，都從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競技體育文化的基本內涵，就是為人的均衡發展提供一種自由境界。這種自由，一方面以充滿人文精神的體育運動為全人類構建起一座能夠實現友誼聯結的橋梁，并提供一種以奮斗、尊重基本公德為基礎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國際奧委會第4任埃德斯特隆所說:“奧運會無法強迫人們接受和平，但是它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親兄弟一樣歡聚一堂提供了機會。”砰另一方面，為體育參與者精神升華提供借鑒和實現的平臺。因此，在真正的競技體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對抗和強權壓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體范疇的更高原則，體育主體作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為本體在競技體育社會中存在的一種自由狀態。
以價值理性為基礎，再論述競技體育的工具理性內涵就有了足夠的精神和現實動力支撐。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對效率的追求，在韋伯的理論中包含著兩重含義: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體現為一種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質，而不論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現代競技體育誕生并發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工業文明中。一百余年來，不論文化架構，還是發展秩序、運行機制都深刻體現出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競技體育作為人類實踐的對象，自誕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競技體育作為一種實踐對象，不僅表現為客觀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現為不同主體之間的有用性。這種交互的客觀有用性，使各種體育主體相互聯結，共同存在于體育實踐過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狀態成為他人的目標或工具。這樣，不同的體育參與者就具備了一定的工具價值，并表現出很強的積極性、主動性、能動性。在手段——目的的發展邏輯中，當代竟技體育獲得了屬于自身，當然也屬于各種主體的工具性內涵，不同的參與主體根據各自的利益投人到競技體育之中，采取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獲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種景象，在競技體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總是頑強地表現出難以控制的非理性來。這也正如馬克思}s}所說的“每個人只有作為另一個人的手段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每個人只有作為自我目的(自為的存在)才能成為另一個人的手段(為他的存在);每個人是手段同時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為手段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當作自我目的才能成為手段。”
第二，在工業大時代，西方主流價值觀和思維模式成為競技體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發展過程的“工具化”特征也深刻體現出來。“個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等是現代競技體育產生的思想基礎，尤其是在社會變革深人的時候，這些思想基礎又以更為現實的途徑構建起競技體育的發展體系。這一過程的根源在于人類的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取向等不斷作用到競技體育文化機體中，并在各種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價值空間被不斷設定，如權力、經濟、科技、政治、市場等空間。這些價值空間在設定之初，就已經被人為地劃分出不同的主體，并“合法地”認定了等級，規定好他們的行為模式、權利與義務，這樣就造成了體育主體“合目的”傾向的最大化趨勢。但這些價值空間并非是靜止不動的，它時刻處于不斷的顛覆和重新設定中。各類利益群體在可能的條件下不斷擴張著所屬的價值空間和影響力，他們或積極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種充滿豐富想象力和創造性的實踐手段。這樣一來，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斷打破，競技體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納人到了“不斷調和矛盾”的發展軌道上。當競技體育權力空間、經濟空間、政治空間極大拓展時，所屬主體相互聯結，共同構成了競技體育發展的歷史實踐者，于是就產生了競技體育商業化、職業化、市場化、法制化發展的抉擇。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競技體育成為一種強勢文化系統的同時，也在某些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出現了與主體分離的趨勢，因此產生了各種危機。以奧運會為例，偉大的權力和經濟空間不斷改造著其發展的內在邏輯，居功至偉或“至高無上”的國際奧委會是核心權力組織，隨著奧運會全球化影響的深入，其權力空間在不斷擴大;奧林匹克營銷計劃，即著名的“top”計劃開啟了奧運會整合全球資源的歷程，其經濟、市場空間成為常人難以涉獵“高端產物”;而尋求國際政治和舉辦國政治的支持，又使奧運會始終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兩難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間的不斷生長是競技體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資源，但不能忽略的是，這一過程并不是那么“純粹”，其中夾雜著發展邏輯的變換或置換，這就使競技體育的價值沖突和利益掌控呈現出集中化和復雜化的趨勢。而當競技體育從科學技術中尋求發展邏輯之時，參與主體的任何實踐活動也在“大同”的模式中開始遵循技術的自律邏輯，“技術理性”也成為了競技體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則。凸顯其價值理性的主體在不自覺中成為了一種工具性的存在，從而也成為一種客體和手段，這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現代競技體育存在和發展的基本體系。
第三，當利益空間大規模延伸和拓展時，整個競技體育就成為有機聯系的系統，各類主體具有了明確的分工，當一類群體實現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必然要為其他群體利益的實現做出貢獻。所以，在整個體育實踐過程中，各類體育參與者都在客觀上具有了滿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價值，這成為競技體育發展所遵循的一個基本規律。由于分工的客觀存在和細化，參與者也成為整個競技體育發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當體育主體不斷產生新的需要時，又以積極的姿態促成新一輪的分工。今天，體育主體的利益已經上升到和民族主體層面，這些主體無法回避當代競技體育的偉大影響力，開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種方式和風格去構建以體育為平臺的民族發展契機。
于是，各種傳統、民族的資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臺，并上升到象征領域的高度去尋求獲得一種“現代化”的身份。這種利益聯結能力的廣泛提升，使競技體育的目的化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為了體育主體，開始瘋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經擁擠不堪的利益空間。由此當代競技體育的發展進人到一個悖論之中，多元主體在拓展體育發展空間和平臺的同時，又重新制造出各種“利益空間”，使自身可能成為“異化了的對象”。競技體育在我國的發展就呈現出這種獨特性。就整體發展而言，中國競技體育的發展，不論是在規模上還是資源投入上都能夠利用“舉國體制”這一利器快速實現各種社會資源的整合。但就現實情況而言，這一整合過程始終伴隨著一系列的陣痛:體育體制、體育權力格局的更迭和變換，各種權力主體進一步分割著的擁擠空間;舊有的發展秩序被不斷顛覆，新的秩序始終處于孕育之中;競技體育體制改革、部門改革、法制化發展的呼聲日漸強烈等。由于新發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體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們既不知道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由此造成了體育價值觀、體育發展觀、體育道德觀的失落和混亂。而與此相應的是，在多重權力主體的運作下，競技體育市場產生的經濟空間已然被事先劃定，各種主體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種非常手段”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身份是法律和權力賦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現出當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則表明中國競技體育經濟秩序的缺失，無法采取常規性的運作手段，表現出或然的非法性，這樣就出現了令人迷惑的現象，在利益產生后面臨諸多分配主體，“不公”成為各級或各類主體的共同訴求，各種圍繞此種情況產生的難題也層出不窮，無法調和。這些都使中國當代競技體育在不斷的震蕩中努力地尋求著新的發展路徑。
近些年，隨著競技體育工具性價值的日漸凸顯，越來越多的主體投人到了對競技體育工具價值的惡性追求中，各種“異化”現象也應聲而至。
第一，體育主體的否定性弱化了。人與動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種永不滿足的存在物，是一種對現實進行不斷否定的存在物。動物和其他存在物滿足于自然給予它們的本質規定，它們永遠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類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樣的需求。當競技體育成為滿足人類需求的存在物時，一些體育行為者也想當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這種工具性使體育主體不斷超越自我，拓展著他們獲得更多利益回報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轄制，他們不得不要首先成為其他主體的“存在物”才能夠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這樣屈從于“工具價值”身份就成了無力改變的基本狀況。運動員在今天競技體育的聯結中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各種資源的有機整合都是為了提高運動員的競技成績，這一過程本無可厚非，但當運動成績和“利益”緊密聯系時，多數運動員便成為了某種實驗品或犧牲品，為了獲取“世界認同”，大量運動員成為“鋪路石”，喪失了基本的“話語權”，而當這種認同成為現實時，他們又被無情邊緣化，成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參與者的主體性被物化了。主體性是人的本質規定，它決定著競技體育的發展，但當競技體育被過度工具化了的時候，體育主體也成為了改造對象，主體性被物化在利益實現中，主體性價值也逐漸被湮沒了。一方面，在對競技成績的絕對追求中，很多運動員喪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權利，使他們在退役即面臨“淘汰”的悲慘境地;另一方面，當代競技體育過度的職業化、商業化趨向，“不可避免地站污了競技體育的神圣，導致競技體育服從于商業利益……競技體育的參與者及相關人員屈從于利益的獲得和分配，并為此不擇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為此，何振梁撰文指出:“奧林匹克對職業運動員開放可能導致奧運會失控”，“過度的商業開放帶來了現實和潛在的威脅……濫用興奮劑的根源是商業化(或政治)的考慮。它對奧林匹克起著消極的作用。它違背了體育的根本目的，損害了運動員的健康。”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競技體育發展秩序的混亂。體育主體的工具性，以及主體性的過度物化使競技體育的發展秩序始終處于摸索的調適之中。體育主體作為一個類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以競技體育為平臺而產生了良性聯系。但是，由于各種主體對工具價值的過分追求，使自身也成為了一種物性的工具，各類主體發展的個體差異性被極端的利益追求所代替，體育主體間的情感交流也被極端的行為取代。興奮劑、球迷騷亂等就是這一工具性帶來的惡果。為了在激烈的高水平競技中獲得一席之地，個體差異已經不再重要，“先進藥物和技術”的刺激使競技體育充斥著“另類”科技的較量;而球隊、球迷間良勝的情感交流也因為主體情感需求的過度擴展成為了沒有感性支撐的純粹利益，各種由此引發的情感爆發以極端方式宣泄出來，因而帶來了巨大的危害性。
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作為一個對立統一的范疇是任何一種文化在發展歷程中必然要遵循的基本邏輯。競技體育作為現代社會的產物，逐漸從地域走向全球，從民族走向全人類。在此過程中，其精神層面所蘊含的符合時代特征的表現理性，迅速拓展到人類的現實生活中，為促進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想家園”。但同時，隨著其全球整合能力的不斷提升，各種資源也無孔不入地進人其中，并以自身的邏輯不斷影響著競技體育的發展。由此造成了競技體育利益空間的重新劃分和分配。尤其是在人類由工業化時代轉人信息化時代的歷史時期，競技體育的發展進一步出現了價值觀混亂，工具理性凌駕表現理性，主體地位不斷弱化的消極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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