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內地老師普遍要求在語文課上多講“語基”。所謂“語基”，就是語法和修辭知識。語法修辭在學術上很復雜，不是輕易能夠講到位的。比如說比喻，我們的老師通常講的是，比喻有明喻、暗喻，有本體、喻體等。但是，這樣有什么用處呢？基本沒有。因為沒有回答什么樣的比喻是精彩的，什么樣的比喻是平庸的。比如說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寫荷塘的那一段，據余光中先生分析，一連用了十四個比喻，有十三個是不好的，只有一個是好的。但是，這一段恰恰是老師們認為最精彩的，甚至是要求學生背誦的。這說明，老師們心目中的“語基”，大抵是常識性的，有許多粗糙的、不可靠的成分，還沒有達到可以解決具體問題的程度。空談無用，還是從內地中學語文課本上常見的一個練習題開始。這個題目引用《世說新語·言語》中的一段：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謝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謝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誰的比喻好？這個問題，光憑印象就可以簡單解答，“兄女”謝道韞的比喻比較好。但是，很少有老師能夠把道理講清楚。光有個感覺是不夠的。感覺比較膚淺，感覺到的，不一定能夠理解；理解了的，才能更好地感覺，甚至糾正感覺的錯誤。老師的責任就是要把其中的道理講清楚，這就涉及對比喻內部特殊矛盾的分析。這就要更新我們的知識結構，要重新學習。
通常的比喻有三種。第一種，基于兩個不同事物或概念之間的共同點，這比較常見，如“燕山雪花大如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第二種是抓住事物之間的相異點，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第三種，把相同點與相異點統一起來，如“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第二和第三種，是比喻中的特殊類型。最基本、最大量的是第一種，從不同事物或概念之間的共同點出發。謝安家族詠雪故事就屬于這一種。
構成比喻的事物，有兩個基本要素：首先，從客觀上來說，二者必須在根本上、整體上有質的不同；其次，在局部上有共同之處。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說：“但有一端之相似，即可取以為興。”這里說的是興，實際上也包含了比的規律。《詩經》中的“出其東門，有女如云”，首先，女人和云，在根本性質上是不可混同的，但是在數量眾多方面，給人的印象上有某種一致之處。撇開顯而易見的不同，突出隱蔽的美學聯系，比喻的力量正在這里。比喻不嫌棄暫時的、局部的一致性，它感動我們的正是這種局部的、忽明忽滅的、搖搖欲墜的一致性。二者之間的相異性，是我們熟知的、沒有感覺的，但是二者之間的共同點卻是被淹沒的，一旦呈現，就變成新知。在舊的感覺中發現了新的，就可能被感染。比喻的功能，就是在沒有感覺的地方開拓出新的感覺。我們說“有女如云”，明知云和女性的區別是根本的，仍然能體悟到某種紛紜的感覺。如果你覺得這不夠準確，要追求高度的精確，使二者融洽無間，那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說“有女如女”。而這在邏輯上就犯了同語反復的錯誤，比喻的感覺沖擊功能也就落空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說“牙齒雪白”，因為牙齒不是雪，牙齒和雪根本不一樣，牙齒像雪一樣白，才有形象感，如果硬要完全一樣，就只好說，牙齒像牙齒一樣白，這等于百分之百的蠢話。所以紀曉嵐說比喻“亦有太切，轉成滯相者”。
朱熹給比喻下的定義是：“以彼物譬喻此物也。”（《四庫全書·晦庵集·致林熙之》）只接觸到了矛盾的一個側面。王逸在《楚辭章句·離騷序》中說：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比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喻小人。
《楚辭》在比喻上比之《詩經》，更加大膽，它更加勇敢地突破了以物比物、托物比事的模式，在有形的自然事物與無形的精神之間發現相同點，在自然與心靈之間架設了獨特的想象橋梁。
關鍵在于，不拘泥于事物本身，超脫事物本身，放心大膽地到事物以外去，才能激發出新異的感覺，執著黏滯于事物本身只能停留在感覺上。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中說得更具體、更徹底：
當詩人用“枯萎的樹干”來比喻老年，他使用了“失去了青春”這樣一個兩方面都共有的概念來給我們表達了一種新的思想、新的事實。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枯樹與老年之間的相異占著絕對優勢。詩人的才能，就在于在一個暫時性的比喻中，把占劣勢的相同點在瞬間突出出來，使新異的感覺占據壓倒的優勢。對于詩人來說，正是擁有了這種“翻云覆雨”“推陳出新”的想象魄力，比喻才能令人耳目一新。
自然，這并不是說，任何不相干的事物，只要任意湊合一番，便能構成新穎的叫人心靈振奮的比喻。如果二者共同之處沒有得到充分地突出，或是根本不相契合，則會不倫不類，給人無類比附的生硬之感。比喻不但要求一點相通，而且要求在這一點上盡可能準確、和諧。所以《文心雕龍·比興》中說：“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對不準確、不精密的比喻，人們在閱讀中可能產生抗拒之感。亞里士多德批評古希臘悲劇詩人克里奧封，說他的作品中的一個句子——“啊，皇后一樣的無花果樹”，造成了滑稽的效果。因為，無花果樹太樸素了，而皇后則很堂皇。二者在通常意義上缺乏顯而易見的相通之處。這說明，比喻有兩種：一種是一般的比喻，一種是好的比喻。好的比喻不但要符合一般比喻的規律，而且要精致；不但詞語表層顯性意義要相通，而且深層的、隱性的、暗示的、聯想的意義也要相切。這就是《文心雕龍》所說的“以切至為貴”。
以空中撒鹽比降雪，符合本質不同、一點相同的規律，鹽在形狀、顏色上與雪相同，可以構成比喻。但以鹽比喻雪花引起的聯想，
卻不及柳絮那么“切至”。因為鹽粒是有硬度的，而雪花則沒有，鹽粒的質量大，決定了下落有兩個特點：一是直線的，二是速度比較快。而柳絮質量是很小的，下落不是直線的，而是方向不定的，飄飄蕩蕩，很輕盈的，速度是比較慢的。柳絮飄飛是自然界常見的現象，容易引起經驗的回憶，而撒鹽空中，并不是自然現象，撒的動作和手聯系在一起，空間是有限的，和滿天雪花紛紛揚揚之間聯想是不夠“切至”的。在當時的詩文中，“柳絮紛飛”早已和春日景象聯系在一起，引起的聯想是詩意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謝道韞“柳絮因風起”的比喻不但“切至”，而且富于詩意的聯想，而謝朗“撒鹽空中”的比喻，則是比較粗糙的。
比喻的“切至”與否，不能僅僅從比喻本身看，還要從作家主體來看，和作者追求的風格有關系。謝道韞的比喻之所以好，還因為與她的女性身份相“切至”。如果換一個人，關西大漢，這樣的比喻就可能不夠“切至”。有古代詠雪詩曰：“戰罷玉龍三百萬，殘麟敗甲滿天飛”，就含著男性雄渾氣質的聯想。讀者從這個比喻中，可以感受到叱咤風云的將軍氣度。
“未若柳絮因風起”是詩的比喻，充滿了雅致高貴的風格，但并不是唯一的寫法。同樣是寫雪的，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北風行》）就是另一種豪邁的風格了。李白的豪邁與他對雪花的夸張修辭有關。如此大幅度的夸張，似乎有點離譜，故魯迅為之辯護曰：“‘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張，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著一點誠實在里面，使我們立刻知道燕山原來有這么冷。如果說‘廣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變成笑話了。”（《且介亭雜文二集》）
魯迅的這個解釋，從客觀對象的特點來看問題，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卻把問題簡單化了。其實，全面看問題，至少應該從三個方面：第一，本體與喻體的客體特征相似，魯迅所說，正是這個意思。因為是在北國燕山，雪花特別大。但是，特征的相似性是很豐富的，有時，北方的雪花并不僅僅是雪片之大，如岑參的“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就以雪片之多，鋪天蓋地之美取勝。為什么有不同的選擇呢？這就有了第二個原因，那就是主體特征，也就是情感的、風格的選擇和同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似乎情感是絕對自由的，但是情感還受到另一個維度的約束，那就是文學形式，“燕山雪花大如席”之所以精彩，還因為它是詩。詩的虛擬性，決定了它的想象空間要大得多。如果是寫游記性質的散文，說是站在軒轅臺上，看到雪花一片一片像席子一樣地落下來，那就可能成為魯迅所擔憂的“笑話”了。
但是，詩意的情趣，并不是文學唯一的旨歸，除情趣以外，笑話也是有趣味的，文雅地說，就是所謂諧趣。這時的比喻，就不是以“切至”為貴，相反，越是不“切至”，越是不倫不類，越有效果。這種效果，叫幽默。同樣是詠雪，有打油詩把雪比作“天公大吐痰”，固然沒有詩意，但是，有某種不倫不類的怪異感、不和諧感，在西方文論中，這叫“incongruity”。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也可能成為某種帶著喜劇性的趣味。
如果說，詩意的比喻，表現的是情趣的話，幽默的比喻傳達的就是另外一種趣味，那就是諧趣。舉一個更為明顯的例子，如“這孩子的臉紅得像蘋果，不過比蘋果多了兩個酒窩”，這是帶著詩意的比喻。如果不追求情趣，而是諧趣，就可以這樣說：“這孩子的臉紅得像紅燒牛肉”，這是沒有抒情意味、缺乏詩的情趣的，但是，卻可能在一定的語境中顯得幽默風趣，這就是諧趣。
詩歌的趣味并不只限于情趣，而且還有諧趣。這在詩歌中也是一格。相傳蘇東坡的臉很長而且多須，其妹蘇小妹額頭相當突出，眼窩深陷，蘇東坡以詩非常夸張地強調了他妹妹的深眼窩：“數次拭臉深難到，留卻汪汪兩道泉。”妹妹反過來譏諷哥哥的絡腮胡子：“口角幾回無覓處，忽聞須內有聲傳。”哥哥又回過來嘲笑妹妹的腦門兒：“邁出房門將半步，額頭已然至前庭。”妹妹又戲謔性地嘲笑哥哥的長臉：“去年一滴相思淚，今朝方流到腮邊。”雖然是極度夸張雙方長相的某一特點，甚至達到怪誕化的程度，但卻沒有丑化，至多是讓人感到可笑，這就無傷大雅。
除此以外，詩歌的比喻還有既不是情趣，也不是諧趣，而是“智趣”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朱熹的《觀書有感》：
整首詩都是一個暗喻，把自己的心靈比為水田，為什么永遠清凈如鏡地照出天光云影呢？因為有源頭活水。聯系到詩題中的“觀書”，可知觀書就是活水。這不是抒情的情趣，也不是幽默的諧趣，而是智慧的“智趣”。
什么問題都不能簡單化，簡單化就是思考線性化，線性化就是把系統的、多層次的環節，完全掩蓋起來，只以一個原因直接闡釋一個結果。比喻的內在結構也一樣有相當系統豐富的層次，細究下去，還有近取譬、遠取譬，還有抽象的喻體和具體的喻體等的講究。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是常見的偏頗。就是魯迅也未能免俗，把客體的特征作為唯一的解釋。我想，他的失誤，最根本的是，他提出問題，是從一般修辭學的角度，而不是從詩的角度。如果從詩的角度，柳絮因風起，撒鹽空中，就不僅僅是修辭的問題，修辭本身不能決定自己的價值，要看：第一，傳達情志起了什么作用；第二，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又要看運用了什么樣的文學形式。同樣的比喻，在不同的文學形式中，效果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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