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當前高校古代文學教學存在“以史為綱”、“獨學不用”和講授內容存在片面性等問題。為此，我們應在思想認識、教材編排、教學方法等方面對其進行改革，以使古代文學課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中國古代文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涉及人物之多、作品數量之大，從對宋代主要文學作品集的粗略統計即可看出一斑：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收錄可考詩人9000余位，詩歌作品20余萬首；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全宋文》收錄宋代作家近萬人，作品17萬余篇；唐圭璋編《全宋詞》收錄宋代詞人1330余位，詞作近2萬首。各書補遺之作尚不在以上統計數字之中。對高校古代文學教師來說，要講好這門課程實非易事。筆者對當前部分高校古代文學教學情況進行了抽樣調查，并對相關資料進行了梳理，發現在古代文學教學中仍存在若干誤區。這些誤區是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形成的，并已引起部分高校的重視。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并非是要對當前高校古代文學教學進行批評，只是想發表一點看法，以期達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古人云，“切磋琢磨，屢治而益精”［1］，即此之謂也。
當前，高校古代文學教學主要是以講授文學史為主，以分析文學作品為輔。這是解放以后，在考試“指揮棒”的指引下逐漸形成的教學傳統。直到今天，在各種類型的涉及古代文學知識的考試中，仍以文學史為主。這也是產生今天古代文學教學重視對文學史的講授、輕視對文學作品的分析的現象的主要原因。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舍本逐末，以偏概全。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包括文學史與文學作品兩個方面。文學史就是文學的歷史，主要包括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鑒賞等內容。學習文學理論是為了指導文學創作，而學習文學批評與文學鑒賞是為了評價與審視文學作品。很顯然，對于古代文學教學來說，這些內容雖然很重要，但它們不能代替文學作品本身。因為，文學批評與文學鑒賞都是以文學作品為基礎的。就整個古代文學結構體系來說，文學作品應占有主要地位，講授時也應占據主要課時量。況且，學生們也只有在充分了解文學作品的基礎上，才能對文學史上有關該作品的評價做出全面的、深刻的、正確的分析。如果我們沒有讀過文學作品本身，而僅憑文學史上的觀點去評價一部文學作品的話，那么我們的評價將是非常空洞的，而且是沒有說服力的。目前，許多高校對古代文學的講授主要以講文學史為主，而略講或者不講文學作品。其實，這是一種舍本逐末的行為。因為學生們更多的是從文學作品中而不是從文學史中汲取知識與營養。例如，有些學生沒有讀過《水滸傳》，只能對《水滸傳》的藝術特色、寫作源起、結構體系等侃侃而談，而對《水滸傳》的具體內容卻并不了解。“以史為綱”進行教學的結果是使學生偏執于對淺層次知識的了解，而不能洞悉文學原典的真諦。
其次，觀點陳舊，非出己意。文學史是當代人寫給當代人看的，其對文學作品內容的理解及藝術特色的分析等都具有歷史性。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史對同一文學問題所持的觀點或許有很大不同。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不同的人在寫文學史時，由于占有資料以及歸納角度的不同，所持的觀點也未盡相同。以“變文”的定義為例，游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是“寺院僧侶向聽眾做通俗宣傳的文本”［2］，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是“轉變的底本”［3］，劉大杰主編的《文學發展史》認為是“講唱奇異故事”［4］，鄭振鐸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是“和演義一樣，把故事再演說一遍”［5］。如果我們的古代文學教學以史為主，而忽視對文學作品的講授，那么將會使學生失去判斷的標準。要么是對某個觀點深信不疑，要么是面對不同觀點莫衷一是。由于對文學作品本身缺乏足夠的了解，他們很難提出屬于自己的觀點。毋庸諱言，學習文學史其實是學習文學研究史。今天所謂的文學史無非是用一代一代人的文學研究資料堆成的歷史。“以史為綱”的教學將使我們越來越疏離文學作品。與此同時，文學史對各類文學問題所持的觀點也會嚴重地影響我們對文學作品的分析與理解。
第三，涉獵狹窄，忽視原典。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國的人文學科呈現了愈分愈細的趨勢。文學史教材也由“涉獵廣泛、兼容并包”，轉為“深究一藝、不關別類”。內容精于專，而失之泛。五四之前，對中國文學的學習歷來是以直接講授、背誦文學原典的形式進行的。“文學史”之名是晚清以后才出現的。可以說，此前的中國文學是只有“文學”而無“史”。雖然繼唐代吳兢的《西齋書目》之后，諸家書目有了“文史”之稱，譏評文人之得失，然僅附于“集部”之末，難登大雅之堂。范曄首創《后漢書》，其中的《文苑傳》雖開辟了正史文人傳記之先河，但于文學史不大相干。這種“大文學”觀念一直持續到近代。據復旦大學周興陸先生考證，中國人撰寫的第一部文學史是東林書院教授無錫人竇士鏞于1906年油印出版的《歷朝文學史》［6］。其內容乃涉及經、史、子、集等各個方面，延續著廣義文學的觀念。其純文學理論的部分只占很小的比例，主要是對各時期文學作品的脈絡加以說明，總體上仍是為閱讀文學作品服務的。而在以后的文學史中，純文學理論的比例逐漸提高，且逐漸專門化，最終形成狹義文學史的觀念。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對文學原典的閱讀愈發缺乏興趣了。
統而言之，古代文學課程最主要的教學目標有兩個：一是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二是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這兩個方面其實都離不開實踐訓練。人文素養包括人的氣質、情趣、意志、道德修養等，這些并不是靠背誦幾首唐詩、宋詞就能得到提升的，還需要深入的精神體驗才行。我們學習古代文學不僅僅是為了積累知識，而且要從古圣先賢留給我們的豐富經典文學作品中體悟人生，陶冶情操，認識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同樣，寫作能力的提高也是以大量閱讀、鑒賞經典文學作品為基礎的。當前高校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效果并不理想，原因之一就是“只學習，不應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只講不練，忽視實踐教學。就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來說，不論是人文素養的培育，還是寫作能力的提升，都離不開實踐教學。古人立身處事的道理是暗含在文學作品之中的。通過對古代文學的學習，我們要使學生明白文學作品中所包含的深層次的道理，并引導他們將這些道理應用于自身。只有這樣，才能使其人文素養真正得到提高。以《史記•項羽本紀》的教學為例，教師除了講授文章的行文風格、藝術技巧、人物形象、文體類型以及所記歷史事實等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導學生深入思考“通過對這篇文章的學習自己究竟從中得到了什么啟示”、“自己從中學到了什么做人的道理”、“于自己的人生有何幫助”等問題。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7］、“文選爛，秀才半”［8］，其實強調的就是學習與模仿經典范文的重要性。讀的多了，練習的多了，掌握了各文體的寫作規律，寫作能力自然就會得到提升。所以“讀”與“寫”應該貫穿古代文學教學的整個過程。在教學中，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對詩、詞、曲、歌、賦、文、小說等各類文體進行創作訓練，把他們變成溫文儒雅之士。
第二，隔絕古今，對古代文學敬而遠之。目前，在高校仍有相當一部分師生認為，古代文學就是過去的語言文化，是死去的文本，面對它仿佛有一種距離感，更不用說身臨其境地感受文學作品的豐富內涵了；還有的甚至認為，古代文學作品的內容于今天毫無關涉與益處，只能用來欣賞。許多學生感覺自己只是在被動地學習古代文學，而無法融入古代文學的智慧體系之中。他們很少思考古代文學中所涉及的某些問題對其自身發展及當今社會有何影響，認為其雖然博大精深，但所關涉的內容與今日的社會生活相距甚遠，并無實際用處。基于以上認識，多數師生對古代文學持“敬而遠之”的態度。事實上，中華文化是一脈相承的。作為文化之基的中國文學也是一脈相承的，是沒有古今之分的。之所以將其分為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主要是為了方便研究與教學。跨越兩千多年的古代文學作品和我們當今的社會生活其實是有著密切聯系的。古代文學作品中所贊揚的知恥、守信、氣節、倫理、氣度等人文精神，同樣也是當今社會所大力倡導的。在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古今都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在進行古代文學教學時，不應隔絕古今，更不應將古代文學看作是過去的事情，于我們無關。雖經世事流轉，朝代更迭，然于人之常情，古今一也。原因很簡單，一是共同的人性，二是文化的傳承與積淀。學習古代文學作品其實就是在與古人對話，讀古代高品大德的文學作品，無疑將使我們受益良多，除了“文章之藝”之外，于人生、事業、家庭諸端皆必有可取法之處。
古代文學作品數量龐大，我們不能對其一一進行講授。但是，這不應該成為某些教師任意選擇篇目進行講授的借口，也不應該成為教師任意選擇某些文學史內容作為講授重點的理由。事實上，古代文學教學應遵循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要把各個歷史時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最主要的文學思潮、最重要的文學家以及最基本的文學體裁講解清楚，使學生對上述內容有所了解。然而，在實際教學中卻存在著以下兩種現象。
第一，駕輕就熟。有些教師只講傳統名篇，而對自己不感興趣或不太熟悉的篇目不做講解或略作講解。很顯然，這種講法不能反映整個古代文學的實際面貌，學生也得不到應有的訓練。名篇固然重要，而對于那些反映一代文學風貌的賦、玄言詩、宮體詩、詩僧及其作品、筆記文、八股文等也需兼顧。其實這些作品就像唐詩中的“排律”一樣，雖然數量不多，也非主流文體，但其中卻包含了大量的藝術技巧與歷史、文學知識。比如，“四六”文為歷代“章表奏記”所用之體，歷經唐、宋古文運動而不衰。在宋代，四六文做的好可以青云直上，官運亨通。文章利病，不在奇偶。對于這種集智慧與技巧于一身的文體，我們應在古代文學課堂上進行詳細講解。古往今來的事實證明，只有經過技巧訓練，寫作能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再如，作為明清科舉程文之一的“八股文”也并非像某些人描寫的那樣可怕。作為明清兩代知識分子競相習作的文學體裁，在我們的古代文學課堂上介紹一點也未嘗不可。要讓學生全面了解古代文學的整體風貌，一方面要盡可能選擇合適的教材，另一方面，要合理安排課時。即使教材編排有所遺漏，對于這部分內容，教師也應該適當補充一點，務必使學生有“大文學”的眼界，而不能只局限于傳統經典名篇之一隅。
第二，重雅輕俗。當前高校的古代文學課程多以講授各個時期貴族文人所創作的傳統詩文為主，可以說是將雅文學之路一走到底，而對俗文學不大重視。這雖然和歷代流傳下來的俗文學作品較少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長期以來人們對俗文學持輕視態度所造成的。許多優秀的俗文學作品難以被選入教材，現行文學作品及文學史教材中雅俗比例懸殊。雅文學作品比比皆是，而俗文學作品卻寥若晨星。這是導致廣大師生注重雅文學的直接原因，而對俗文學不甚措意。雅文學是用精致的貴族化的書面語言寫成的，而俗文學是用世俗的平民化的書面語言寫成的，在古代文學領域，其實雅、俗一直是并存的。就文學作品的整體來講，俗文學作品的數量并不比雅文學少。這從敦煌藏經洞所存唐、五代、宋、元作品中可見一斑。雅、俗文學作品之間也并無絕對的界線。同一文學家，可能既創作雅文學作品，也創作俗文學作品。南朝民歌轉為宮體詩、宋詞由宛約到豪放、宋詩的以俗為雅等，其實就是由俗到雅的轉變。俗文學作品對下層社會生活的反映是雅文學作品所無法替代的。所以，我們今天應更加重視歷經數百上千年而沉淀下來的為數不多的民歌、史詩、神話、寓言笑話、民間故事、禪宗燈錄、道家語錄、詞曲、寶卷、小說、雜劇等俗文學作品，充分發掘其所蘊涵的文獻價值，而不是把它們當成文物而束之高閣。只有做到雅、俗并重，我們才能從古代文學作品中全面汲取營養。
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培養在某一方面技能突出而在其他方面什么都不中用的人，也不是要培養對某一領域鉆研得很深，而對其他領域卻一無所知的人。這就要求我們要加大人文教育的力度，這也是高校的理科專業開設“大學語文”、“藝術欣賞”等通識課程的原因所在。古代文學為國學之基，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時期，文、史、哲以及藝術之間的界線是不甚分明的。比如《周易》、《老子》、《莊子》、《墨子》等既是哲學著作，也是文學著作；《詩經》、《禮記》、《荀子》等既是文學作品，其中也有大量的關于音樂、舞蹈等藝術方面的論述；《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既是文學著作，也是歷史著作。而且古代文學不管在作品數量和時間跨度上都大大超過現、當代文學作品之和。在傳承中華文化以及培養國人的人文素質方面，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學反映現實的廣度與深度未必能夠超過歷史與哲學，但文學所具有的審美性，更能感染讀者。中文系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質量，小而言之，對于全校人文教學具有示范作用；大而言之，對于中華文化的繼承與發揚，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高校古代文學教師的責任可謂重大而艱巨。因此，應加強對這門課程的重要性的認識。
以上問題不是短期內形成的，也不是由某一個方面原因造成的。要改變這種局面，需要進行多方面的努力。首先，要編出內容全面、雅俗比例得當、重點突出、應用性強、有針對性的文學史教材。其次，古代文學教師要有傳承與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使命感與整體眼光。“這門課程不應被當成“史”或“論”來講解，而應重點講授文學作品，引導學生多讀和細讀經典文學原著。使學生通過閱讀感受中國文學的藝術魅力，從而培養學生典雅的氣質與高尚的情趣，并進一步體悟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9］。再次，要改革古代文學的教學方法。應加強師生互動，培養學生的參與意識，在課堂講授的同時輔以背誦與模仿訓練。通過學習和借鑒古典名篇的語言藝術，將其轉化為一種實用的技能，以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最后，在學習古代文學時，應消除白話與古文、雅與俗的人為界線，同時也應消除貴古賤今、以今非古、重雅輕俗等錯誤觀念。
［1］葉燮.見《原詩•一瓢詩線;說詩啐語》［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6．
［6］周興陸．竇警凡．歷朝文學史——國人自著的第一部文學史［n］．中華讀書報，200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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